欧阳修

真为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许君子春之为使也，得监察御史里行马君仲涂为其判官。三人者，乐其相得之欢，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而日往游焉。

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曰：“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 池，吾俯以澄虚之阁; 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燕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蓉、芰荷之的历，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阴，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动摇而下上，其宽闲深靓，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风雨，鼪鼯鸟兽之嗥音也。吾于是，信有力焉。凡图之所载，盖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画者，吾亦不能言也。其为我书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冲也。四方之宾客往来者，吾与之共乐于此，岂独私吾三人者哉! 然而池台日益以新，草树日益以茂，四方之士，无日而不来，而吾三人者，有时而皆去也，岂不眷眷于是哉! 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

予以谓三君子之材贤，足以相济，而又协于其职，知所后先，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是皆可嘉也，乃为之书。

庐陵欧阳修记。

本文是作者应侍御史许元 (字子春) 之请，为真州 (州治在今江苏省仪征县) 江淮、两浙、荆湖发运司东园所作的碑记。东园，是施昌言 (字正臣)、许元、马遵 (字仲涂) 三人在真州执行管理东南六路漕运时营造的。文中的东园诸景，是根据许元给作者看的图画、作的介绍，加上作者的想象写成的。文章不但描绘了东园的风光，而且赞扬了为政官员的才能。

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东园兴建的缘起。文章中先写真州由于“当东南之水会”的地理位置，所以成了“发运使之治所”。继写施昌言、许元、马遵三位官员在管理漕运过程中，关系融洽，他们在公务之余，利用以往驻军的废营地修建了这个东园。本段起笔平实，强调的是当权者之间的融洽关系使东园得以修建。

第二部分，描绘东园的美丽风光和州人游玩的欢乐情景。通过许元出示东园的画图及对画图的解说，先写东园的概貌：它的面积、它的池、台、亭、阁、堂、圃。说“园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后，高台起其北”，“敞其中以为清燕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这就生动形象地勾画出了东园主要景观的总格局。继写园中的花木，说荷花鲜艳的色彩、幽兰郁郁的芳香，错落地遍植园中的佳花美木，相衬相映。花木是美丽而恰到好处，亭台宏伟在水光日影中晃动，整个园子显示出宽阔幽深、闲雅清静的神韵。接着用“吾于是，信有力焉。凡图之所载，盖其一二之略也”的句子，既收束住对东园景观的介绍，又造成了一种更为深邃丰厚的虚势。文脉缘此虚势，进而写游赏的感受，“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其中的意趣确实因人而异，“览者自得”。最后，文章又转换角度写各地过往的“四方之士，无日不来”“共乐于此”的情况，交待了东园的兴建者感慨于不久之后总会人去物存，因而要求作者给真州东园写一篇碑记的内容。这一部分，是全篇文章的主体所在。

第三部分，赞扬真州负责漕运的三个当权人物的行政才能。文章说：“予以谓三君子之才贤，足以相济又协于其职”，他们是才可称职的，管理漕运与修建东园是“知所后先”的。说他们为“东南六路之人”及“四方之贤士大夫”做了好事，实在值得称赞。这一部分既与首段的内容相照映，又交待了本文写作的因由，并且隐隐透出作者厌恶官场倾轧，赏识协力济事的思想倾向。

本文写的园亭景观，并非是作者亲见的事物。而以描写景物为主体内容的文章，那景物多是作者亲自观赏过的，这是一般常识问题。王夫之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夕堂永日绪论》)，他认为“按舆地图”、“隔垣听戏”地去写，是断乎不行的。这篇《真州东园记》恰恰就是“按舆地图”写成的，是破了王夫之说的“铁门限”了。一般说来，王夫之说的是正确的，他强调了在写作过程中生活的第一性、存在的第一性。欧阳修是怎样破了这“铁门限”的呢?那就是对东园的景观，他专事侧面描写，完全避开了正面的记述，记写东园风光的这部分内容，都是采取引用许元介绍、品评他自己从真州带来的那幅东园景观图的原话的形式，就全篇文章来说，作者对未见之景的处理是侧面描写，而对介绍东园之景的许元来说，他的介绍与品评，却是有观有感、有血有肉的。作者这样来写东园，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增添了文章的波澜。

由于作者与东园之景间的这种特定的关系，所以，对这部分内容，他就不着力于一石一泉、一亭一阁具体姿态的描摹，而是整体地写池、台、堂、圃等建筑，整体地写花香与树影的点缀，概括地写了人们各有所得的游赏，从而表现出东园的整个风貌与神韵，显示出一派日丽风和、与民共乐的情调。行文中写东园的今日之美，时时注意与往昔破败荒废的状况相对比，文笔曲尽其妙。

欧阳修的散文继承了韩、柳的传统，但他又有自己的特点，他的文章，文字不事奇崛和冷峻，风格上表现为平易畅达、委婉尽态。金人赵秉文说过：“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亶亶不厌”(《竹溪先生文集引》)。《真州东园记》可以说最好地表现了这种特点。如状写东园的格局时，说流水是“横”其前，清池是“浸”其后，高台则是“起”其北。这里虽然没有描绘水、池、台的具体模样，但却一一委婉尽态，生动形象，整个园子的格局也已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最妙的是写东园中的拂云亭和澄虚阁，作者不直接写它们的位置形状与规模，而是说：“台，吾望之以拂云之亭; 池，吾俯之以澄虚阁”，曲折地写出了修建的拂云亭与高台相呼应，修建了澄虚阁俯瞰着清池。语言精巧，令人叫绝。再看写人与物的关系的句子：“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不但生动地将游人登高远望心胸的开阔，临溪嬉水时与鱼鸟相乐的闲雅的意趣传达给了读者，而且，“览者各自得焉”一句更给读者留下了自己去进一步想象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文章的语言，骈散结合，富有韵味，确实可以说达到了“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的境界。

本文属于碑志一类，虽然主要内容是园亭景观，但到底与历史人物有关，尤其是本文又是应人请托而作的，写作中要完全绕开人物，显然是不可能的。关于人物的评价，欧阳修一贯认为，立言要有分寸，论断必须准确，主要写人物的大节。落实到这篇文章，在事实上，文中涉及的施昌言、许元、马遵等人，当时都是以苛刻聚敛闻名的，他们为了保证朝廷的需要，为了中饱自己的私囊，是不会顾恤当地人民生活困苦的，作者不可能对他们的为人没有认识，要正确地处理好怎么写这几个人确有难处。作者于是转而只写他们修建的园亭，以东园景观作为文章的主体内容，而对他们的为人，只作概括地评价：“三君之材贤”，只就事论事：“协于其职，知所后先”，避免对人物下结论性的意见，把本文与《相州昼锦堂记》稍作比较，这种特点就更为明显了。尽管如此，因本文的写作系应人之请，因而不免留有诸如“使上下足给，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之类的曲笔阿谀之痕，因为无论从东园的景观还是文中涉及的三人的行状，都难于得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