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有蜀君子曰苏君，讳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义，修于家，信于乡里，闻于蜀之人久矣。当至和、嘉祐之间，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时。

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辩宏伟，读者悚然想见其人。既见，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与居愈久而愈可爱，间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无穷。呜呼，可谓纯明笃实之君子也!

曾祖讳祐，祖讳杲，父讳序，赠尚书职方员外郎，三世皆不显。职方君三子，曰澹，曰涣，皆以文学举进士; 而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纵而不问，乡闾亲族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材异等不中。退而叹曰： 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 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自来京师，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号“老苏”以别之。

初，修为上其书，召试紫微阁，辞不至，遂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而君以疾卒。实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

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三子： 曰景先，早卒;轼，今为殿中丞直史馆;辙，权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孙曰迈、曰迟。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君善与人交，急人患难，死则恤养其孤，乡人多德之。盖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作《易传》，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

君生于远方，而学又晚成，常叹曰：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然则非余谁宜铭。

铭曰：

苏显唐世，实栾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孙。自其高曾，乡里称仁。伟欤明允，大发于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弥昌。呜乎明允，可谓不亡。

墓志铭是古代散文碑志体中的一种。碑志文因立碑处所与功用不同，常见的有记功碑、宫室神庙碑、墓碑文和墓志铭等几类。“碑”始见于《仪记·士昏礼》：“入门，当碑揖。”其注云：“宫室有碑，以识日影，知早晚也。”另据《礼记·祭义》云：“牲入丽于碑。”郑注：“丽犹系也。”孔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可见碑的起源颇古。但《释名·释典艺》中有歧见，以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叶昌炽则把碑的产生限于东汉。其《语石》云：“凡刻石之文谓之碑，当自汉以后始。”并引证欧阳修《集古录》跋云：“‘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 欲求前汉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他把碑分为述德、铭功、纪事、纂言四大类。墓志铭是其中的一种。墓志铭为一底一盖，凡两块方石，高宽不过二三尺之限。底刻志铭，盖镂标题，安厝于墓圹之中。志用散文，铭为韵文，略述死者世系、姓氏、生平、爵里、行状，以期传诸后世，防止墓地陵谷变迁，后人尤可识其行诣。因此，墓志铭又有“墓记”、“墓碣”、“葬志”、“埋铭”、“圹志”、“阴堂文”、“灵舍铭”等多种异称。

欧阳修为苏洵撰写的这篇墓志铭是一篇迥异流俗之作。

与俗文不同的是，欧阳修文心巧构，选取了苏洵在文学上的建树与造诣落墨，因为老苏终生未建大功勋业，其可传者尽在文章之学，所以，欧文对他的品德、才华、学识极力推祟，从苏洵少不更事、荒疏学业终而年壮发愤、大器晚成这一事情中，畅发出“其禀也厚，故发之迟; 志也悫，故得之精”的深沉感慨，精见卓识，启人心智。文章不假藻绘，不事雕斫，平实道来，开篇即简叙老泉生平，以“修于家”，“信于乡里”，“闻于蜀之人久矣”，层层递进，盛誉其君子“行义”。紧接着，以三苏父子赴京应试“名动京师”，以至“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为契机，展开对苏洵的评骘。其间可叙之事繁冗，而尽纳于尺幅之内，堪称得史迁神髓之笔。苏氏父子这一段非凡的经历，古人多有详载。其先，苏洵曾拜谒出守成都的张方平，写有《上张益州书》并献上《权书》、《几策》、《衡论》、《洪范论》等论文，深得张的激赏，待之以殊礼，并答应向朝廷举荐。雅州知州雷简夫也深敬苏洵其人其文，在致书张方平时极力推荐苏洵。三苏父子带着张方平等人的推荐信，欣然起程赴京，演出了一幕幕精彩动人的文坛佳话。果然，欧阳修一见苏洵父子其人其文，“大称赏”，“目为孙卿子 (荀子)”，并不记前嫌，修书致谢张方平，以为“所荐得人”。(李一公《东坡密语》) 并立即把苏洵的文章呈献朝廷，写了《荐布衣苏洵状》，力主苏洵可用，评价他是一位“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据曾巩《苏明允哀辞》可知：“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张方平《文安生生墓表》也可印证：“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这些纷繁动情的往事，历历如昨，斯人已逝，在欧阳修的笔下，写来十分简练精当，骤然使人顿生欲见其人之想，而笔势也由文及人，以“既见”、“即之”、“与居”层层铺写，分别用“温温似不能言”、“愈久而愈可爱”蓄势，“间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无穷”对其博物洽闻、饱学足才深相推许，使苏洵“纯明笃实之君子”宛然在目，令人倾心折服，心焉向往。文如其人，文即其人，堪称道德文章的仪范。

接下来，文脉折回叙述老泉的家世、行状，初看似显杂乱，实则前文以倒叙之笔，后文用跳脱之法，断处皆续，文脉贯通。这种写法颇似叙述完一件事情的结果，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回过笔来，以“先是”补叙事情始末。这一段补溯老泉发愤为学的文字，意在反衬苏氏父子后来的“名动京师”并非事出无因，实为水到渠成之事。苏洵“闭户读书”，寸阴是惜，经过几次科场困顿，痛定思痛，从而潜心为学、发愤著文，这段经历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得十分明白：“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已明，”真真道出了其中的况味，悟出了个中的妙谛。其父职方君苏序，深知少子抱璞而藏，有待雕斫，所以，对“独不喜学”的苏洵“纵而不问”，对乡闾亲族之怪“笑而不答”。由于老泉“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使其胸罗子史，雄视古今，厚积而薄发，“久之，慨然曰：‘可矣。’”张方平评论老苏之文：“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天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文安先生墓表》)，颇具战国纵横家风;曾巩之说堪称定评：“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辞》)所以，欧阳修在此文中说苏洵“生于远方，而学又晚成”，援笔为文，“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并非过誉之词。

志文记录了苏洵一生的著述颇丰，时有惠解，并以韵文为铭。盖棺论定，“大发于文”，其一生业绩，尽在文学。非特此也，“亦既有文，而又有子”，进而牵引出其子苏轼、苏辙。二人内受异秉，外现灵根，深受父训，漱石砺齿，有其父珠玉在前，兄弟二人踵武其后，脱颖出世，雏风清声，不同凡响。赴京应试，擢在高等，真可谓双璧同辉，一时瑜亮。尤其是乃兄苏轼，克绍其裘，后来居上，骎骎乎有远过欧阳修之势。欧阳修见了苏轼的试卷，“以书语(梅)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正应合了铭文中“其存不朽，其嗣弥昌”之言，若此，老苏“可谓不亡”矣。欧阳修与苏洵同气相求，埙篪相应，对晚生后学诱掖擢荐不遗余力，做为春风时雨、表率群伦的一代宗师，这正是欧阳修桃李门墙，蔚然称盛的原因。

碑志可视为传记文学的一种，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对此提出了“简而有法”的原则。在《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中力主“事信言文”，“不虚美，不溢恶”，这样才能立言不朽，传信后世。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自己也正是如此身体力行，躬与实践的。这篇为苏洵撰写的墓志铭，故人已逝，黄垆之思当痛，然而，写来平朴无华，简洁得法，裕如为之，饱含感情而不溢露，表述死者一生行迹以史笔与文心相结合，抓住苏洵一生中三个重点敷笔着墨——君子之行的道德，“涵畜充溢”的学问和著述丰赡的学识款款道来，使人感到苏洵其人其文堪为一时之杰，师范足式。味澹始真，香清自永，正是这篇文章历千古而如觌面，感人至深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