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曼卿讳延年，姓石氏，其上世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间走南归。天子嘉其来，将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讳补之，官至太常博士。

幽燕俗劲武，而曼卿少亦以气自豪。读书不治章句，独参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视世俗屑屑，无足动其意者。自顾不合于时，乃一混以酒。然好剧饮大醉，颓然自放，由是益与时不合。而人之从其游者，皆知爱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卒于京师。

曼卿少举进士，不中。真宗推恩，三举进士皆补奉职，曼卿初不肯就，张文节公素奇之，谓曰：“母老乃择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迁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济州金乡县。叹曰：“此亦可以为政也!”县有治声，通判乾宁军。丁母永安县君李氏忧，服除，通判永静军。皆有能名。充馆阁校勘，累迁大理寺丞，通判海州，还为校理。

庄献明肃太后临朝，曼卿上书请还政天子。其后太后崩，范讽以言见幸，引尝言太后事者，遽得显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

自契丹通中国，德明尽有河南而臣属，遂务休兵养息，天下晏然，内外弛武三十余年。曼卿上书言十事，不报。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见。稍用其说，籍河北、河东、陕西之民，得乡兵数十万。曼卿奉使籍兵河东，还称旨，赐绯衣银鱼。天子方思尽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闻边将有欲以乡兵捍贼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杂，若怯者见敌而动，则勇者亦牵而溃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于行者，则人人皆胜兵也。”

其视世事，蔑若不足为; 及听其施设之方，虽精思深虑，不能过也。状貌伟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绳以法度; 退而质其平生趣舍大节，无一悖于理者。遇人无贤愚，皆尽欣欢; 及间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恶，当其意者无几人。其为文章，劲健称其意气。

有子济、滋。天子闻其丧，官其一子，使禄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茔。其友欧阳修表于其墓曰：

呜呼，曼卿! 宁自混以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谓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负者愈大，则其自顾也愈重，自顾俞重，则其合愈难。然欲与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难合自重之士，不可为也! 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负高世之志，故宁或毁身污迹，卒困于无闻; 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犹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与世难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寿，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石曼卿(994——1041)，名延年，字曼卿，北宋文学家，曾任太常寺太祝、大理寺丞、太子中允、秘阁校理等职。他能诗善文，工于书法，其文章宗法韩、柳，并受柳开影响，刚劲雄健，颇得欧阳修推重，有《石曼卿诗集》一卷传世。此外，石曼卿还颇有政治才能，且精通军事，曾被时人誉为“天下奇才”。石曼卿为人正直磊落，豪放倜傥，他淡泊功名，不肯趋炎附势，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因而“与世难合”，于是他索性自放于酒，常豪饮大醉，世人疑之为“酒仙”。他的那些豪宕不拘的轶事，曾载于宋代笔记小说之中，流传一时。欧阳修与石曼卿是好友，二人交往甚密，欧阳修十分推崇他的诗文与为人。康定二年(1041)，石曼卿年仅48岁即告别人世。欧阳修十分痛惜他满腹经纶未能施展，却中年早逝，“不得至乎中寿”，感慨万分，写下了这篇《石曼卿墓表》。治平四年(1067)，在距石曼卿作古二十余年之后，欧阳修又写了一篇著名的《祭石曼卿文》，抒发自己怀念亡友，临风陨泣，感叹人世悲凉的感情。从这里不难看出欧阳修与石曼卿二人友情的至深至笃。

古人为亡人作墓表或墓志铭，多记载死者生平事迹，字里行间常充斥谀美之词，能真实地概括死者的一生，写出作者对死者的真情实感的好文章并不多见。欧阳修所作的这篇《石曼卿墓表》，能够不落窠臼，一反世俗风气，用极精练的语言公正而真实地概括曼卿的一生，特别突出曼卿虽有盖世之才，却“宁自混以为高，不少屈以合世”、“颓然自放”、“一混以酒”的性格特征，作者以细致婉转的笔触，抒发了对死者痛悼、怜惜，同情的真实思想感情，令读者为之动容。在文章中，作者无意于对曼卿的一生作详尽的记述，而是用简单明了的寥寥数语总括其生平事迹，而把重点放在刻画曼卿的思想性格形象上，以表现曼卿虽有非凡的才能却无人赏识，得不到重用，以至抱恨而死的悲剧命运，曲折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

石曼卿是被作者作为“自重之士”来加以肯定和赞扬的。为了表现曼卿的“自重”，作者从不同角度来描写，既写他的外在表现，又注重挖掘他的内心世界。从外表看，曼卿“状貌伟然，喜酒自豪”，“好剧饮大醉，颓然自放”，很有些豪爽慷慨之气。但如果仅限于此，石曼卿就不过是个豪侠壮士，不可能得到欧阳修的如此推重。事实上，曼卿是颇具政治、军事和文学才能的。在政治上，他任知县，“县有治声”;他任通判，“皆有能名”;他敢于仗义执言，上书请临朝太后还政于天子。在军事上，他敏锐地观察到边防“弛武三十余年”，很可能会导致外族入侵，因而上书皇帝，建议整顿边备，训练军队，以防外敌; 他奉使籍兵，“还称旨”，很符合皇帝的心意，因而被赐“绯衣银鱼”。在文学上，他“读书不治章句，独参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其为文章，劲健称其意气”。由此可见，曼卿的确是豪于外而秀于内，才智超群的“自重之士”。不独为此，他的为人也是很受作者称道的，“遇人无贤愚，皆尽欣欢”。然而，那些与曼卿有一般交往的人，只晓得曼卿为人“落落可奇”，因而愿与他结交，却不知道曼卿还是一位栋梁之材，可堪大用，正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有与石曼卿交往甚密的欧阳修才十分清楚地了解和欣赏曼卿的才干，也赞赏他的为人处世之道。由于曼卿十分厌恶世俗风气，他的刚直不阿的秉性使他不肯去趋附权贵，“少屈以合世”，因而他一生未得到重用，最终也不过做了几任小官，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难于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他的内心是十分苦闷和孤寂的。于是他沉缅于酒中，靠“剧饮大醉”来寻求自我安慰和解脱，以致仅仅活了48岁就撒手西去，给人留下无限的惆怅和遗憾。

在对石曼卿做了由表及里的描写和刻画之后，作者似乎觉得意犹未尽，特意又做了一段十分精采的补充：“其视世事，蔑若不足为; 及听其施设之方，虽精思深虑，不能过也。状貌伟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绳于法度; 退而质其平生趣舍大节，无一悖于理者。遇人无贤愚，皆尽欣欢; 及间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恶，当其意者无几人。”这段文字，绝非画蛇添足之笔，实有画龙点睛之妙。作者十分准确传神地表现了曼卿的思想性格特点，他表面上蔑视世事，内心却藏有“治世良方”; 表面上豪宕不拘，但为人处世绝不违背法理，从而显示出他精明过人又孤高傲世的个性特征。这样写来，使曼卿的形象更加完整，性格更加鲜明，也使人们更加同情他的遭遇。曼卿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满腹才华无人赏识，仕途多舛，终生未受重用，直到去世前不久，皇帝才了解到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准备重用他以尽其才时，“而且病矣”，他快要得大病，已不久于人世了。这一悲剧命运，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和无限感慨。

平心而论，这篇《石曼卿墓表》在欧阳修存世的几百篇散文作品中，算不上出类拔萃之作，但作者在文中抒发自己痛悼亡友的真实思想感情，毫无矫饰造作之感，且文笔自然流畅，不失为是一篇较为出色的墓表。在全篇的结构布局上，看似漫不经意，但却细致缜密，详略得体，从而使文章在舒徐婉转中富于变化。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作者还十分注意细节描写，从细微之处反映人物的本质特征。文中对曼卿上书请临朝的庄献明肃太后还政于天子之事虽简单几笔，未加渲染，却有事半功倍之效。它把曼卿为人耿直，不畏强权，敢于维护法度并且不居功、不争禄、不显示自己的思想性格突现出来，用笔虽极简，却十分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

在曼卿去世的前一年，即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刚从被贬的夷陵县令任上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应当说，此时的欧阳修已经亲身经历了仕途变化莫测，人世坎坷不平，是完全能够理解和同情象石曼卿这样虽有才学而不得重用，甚至被压抑，只能自放于酒的人的。作者在文章末尾的一番议论也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感而发的。“士之所负者愈大，则其自顾也愈重，自顾愈重，则其合愈难”，这正是在封建社会里，无数象石曼卿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的相同命运。可以说，作者在这里所议论的，已不仅仅是石曼卿一个人，所怜惜的，也不仅仅是石曼卿一个人，他所概括的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无数进步知识分子的相同命运，这正是欧阳修思想上的过人之处。“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负高世之志，故宁或毁身污迹，卒困于无闻;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犹克少施于世”，这正是无数石曼卿们的必然结局。实际上，作者对曼卿的痛悼，也是为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自重之士”而痛惜不已。不难想象，如果曼卿能再多活几年，一定会积极参加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政治革新运动的。这从欧阳修所言“然欲与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难合自重之士，不可为也”当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

为了加深对这篇《石曼卿墓表》的理解，读者不妨将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参照对读，再结合作者身世和思想的发展变化来思考，将会得到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