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鉴赏、赏析和解读

【原文】

呜呼!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 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注〕 ①庄宗:后唐庄宗李存勗(885—926),五代后唐王朝的建立者。公元923—926年在位。②晋王:即李克用(856—908),唐沙陀部人。曾率沙陀兵镇压黄巢起义军,受唐封晋王。其子存勗建立后唐,他被追尊为太祖。③梁:指后梁太祖朱温(852—912)。公元907—912年在位。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唐时曾任宣武节度使,封梁王。他是中原最大的军阀,与李克用长期争夺河北地区,结仇颇深。④燕王:指刘仁恭(?—914)。唐末、五代时深州乐寿(今河北献县)人。初为幽州军校,后投李克用,旋又背叛。其子称大燕皇帝。这里称仁恭燕王是笼统的称呼。⑤契丹:指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他曾与李克用约为兄弟,后背叛,与后梁通好。


【鉴赏】

在“序跋类”古文中,《新五代史》里的一些序,是和《史记》里的《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等同样著名的。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序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其中的《伶官传序》,明代古文家茅坤推为“千年绝调”,虽未免溢美,然而跌宕唱叹,情韵绵远,确乎得《史记》神髓而不袭其貌。

《新五代史》“发论必以‘呜呼’”,这篇《伶官传序》也不例外。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呜呼”呢?这和欧阳修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政治态度、政治遭遇有关。《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载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等所述《事迹》中有云:“先公……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东皋杂志》的作者曾说:“神宗问荆公(即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认为五代之事可叹,故多用“呜呼”,这是搔到了痒处的;但还忽视了更重要的一面。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乱世。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得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然而紧接着,统治者日益荒淫腐化,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加深。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弊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耽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旧五代史》又“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通过对五代政治与历史人物的记述、描写和批判,表现了他对北宋王朝的忧虑和对当时弊政和当权派的不满。这篇《伶官传序》,和《宦者传论》、《唐六臣传论》等一样,既是史评,也可以说是针对北宋的现实而发的政论。它以“呜呼”开头,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寓有无穷的感慨的。

《伶官传序》是冠于《伶官传》前的短序,旨在说明写《伶官传》的意图。很明显,有关伶官的事实,自然应该写在传里。事实上,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勗)宠幸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任其败政乱国的史实,正是写进了《伶官传》里的。那么,既要写明作传意图,又要避免和传文重复,就难免概念化。欧阳修的这篇短序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既避免了和传文重复,又说明了作传意图,而文字生动,形象鲜明,毫无概念化的毛病。

“呜呼!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文章劈头就讲大道理;而“呜呼”与“哉”相呼应,却造成极其浓烈的抒情气氛。“盛衰”二字是全篇眼目,“虽曰天命”一纵,“岂非人事哉”一擒,“天命”是宾,“人事”是主。从感慨万千的叹息声中,读者已不难觉察:有些人忽略“人事”而将国家的“盛衰”委于“天命”,正是作者所痛心的。而他的写作意图,也已经呼之欲出。

论点一经提出,即须摆出事实来。“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便是过渡到摆事实的桥梁。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认为此句较弱,拟删去。在全文中,这一句的确弱一些。然而起势横空而来,此后叙事的一段又笔笔骞举;在二者之间,还是需要有这么个文气迂缓的句子调剂一下的。一张一弛,也适用于文章作法。何况,“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应“盛”,“所以失之者”,应“衰”;而下文将要写什么,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有了它,文章的脉络就更加分明了。

接下去,自然要先写“庄宗之所以得天下”。而庄宗李存勗得天下的全部过程,已经写入《唐本纪》了。何况,即使冒重复之嫌,在这里写出李存勗得天下的经过,也必将造成文势的拖沓,且不合“序”的体制。那又怎么办呢?

写一部书,像缝一套衣服一样,如何剪裁,是要作全盘考虑的。仅从这篇小序着眼,已经可以看出欧阳修在全书的总的构思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 遍读《新五代史》,就会发现:此下所写的关于李存勗得天下的事实,不仅在《唐本纪》和《伶官传》里都没有写,而且在其他任何篇里也不曾涉及。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通盘考虑之后,觉得这些事实留在这里写最合适,因而在其他篇里不写。其二是:这些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还有问题,不便写入有关的“纪”、“传”;但其精神还是符合晋王(李克用)和庄宗的情况的,因而写在这篇“序”里,“虚寄之于论以致慨”。看来这二者都有,而后者的成分更大。所以先用“世言”二字冒下。

比欧阳修早生五十多年的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中写道:“世传武皇(李克用)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约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梁,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及凯旋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开头用“世传”二字,也见出王禹偁的严肃态度。对于这些事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八中通过考证,作了这样的结论:“庄宗初嗣世……未与契丹及守光(燕王)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胡梅磵则认为:“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殁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姑无论这些事本身可信不可信,而李存勗“英武”是真实的,后来也确曾“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因而写进这篇序里,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这些本来用以夸赞李存勗“英武”的情节,正适合于说明他所以“盛”全在于“人事”。

“世言”两字,直冒到“及凯旋而纳之”。事实根据王禹偁的记载,而文字却更精练、更生动、更传神。其中写李克用临终之言和“与尔三矢”的动作,真是绘声绘色! 简短的几句话,说得很急促,很斩截;追述已往的恨事,激励复仇的决心,如闻切齿之声,如见怒目之状。写李存勗受父命,只一句:“受而藏之于庙”。而“受而藏”的行动,却既表现了他的坚定意志,也流露出他的沉重心情。而这,又为后面杀敌致胜的描写和“忧劳可以兴国”的论断埋下了伏线。

从“晋王之将终”到“及凯旋而纳之”,“庄宗得天下”似乎已经写完了。但在这里,关于李存勗复父仇的事未免写得太简括,不足以落实那个“盛”字。然而别忙! 看来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用“及凯旋而纳之”一收,却立刻用“方其……”承上提起,作了追叙;并在追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表明了作者的态度。由几个既对偶又错落的短句构成的长句,一口气读下去,有如迅雷猛击、暴雨骤至、烈风巨浪相激搏。就李存勗说,“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就作者的行文说,也是“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从“及仇雠已灭”到“何其衰也”写“失天下”,夹叙夹议,极概括而又不乏形象性。读之只觉阴风飒飒,冷雨凄凄,与前一段形成鲜明的对照:就史实说,一“盛”一“衰”;就文势说,一扬一抑。两相激射,而作者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的情绪,也洋溢于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光看这一段文字,对李存勗失天下的具体过程自然还不甚了了。但这不能责怪作者,因为那些事实全写入了《伶官传》。作为《伶官传》的序,只要提几笔就够了。

接下去,用“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两个反诘语一宕,既承上,又转下。前一句照应“得失”、“天命”,是陪笔;后一句照应“岂非人事”,是主意。“《书》曰”以下,紧承第二个反诘语,用“‘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几句,充实开头提出的论点,揭示李存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根源。“故方其盛也……”与“及其衰也……”两层,回应“盛”、“衰”,先扬后抑,一唱一叹。 如李伯所说:“虽仍就后唐之盛衰反复咏叹,而神气已直注于结末三句。”

作者通过李存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事实,阐明了“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从而有力地体现了他的写作意图(在《伶官传》里,便着重写李存勗得天下以后溺于伶人,如何“满”、如何“逸豫”的事实)。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收束了。但他还嫌不够,又推开一步,提出更有普遍性的两个问题感慨作结。从文意上说,更见得语重心长;从文势上说,也显得烟波不尽:真有“篇终接混茫”之妙。而其所以语重心长,正由于作者忧国情深。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虽称“盛世”,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祸患常积于忽微”,难道不应该及早注意,防微杜渐吗?当时的北宋统治者,固然不像李存勗那样溺于伶人;然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足以溺人者,“岂独伶人也哉”! 难道不应该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吗?作者写这篇文章,分明是痛恨当时统治者的“满”、“逸豫”和溺于奸邪小人,希望他们从李存勗那里吸取历史教训的。

这篇用以“序”《伶官传》的文章,实质上是论说文,所以不少人管它叫《伶官传论》;但又和非文艺性的论说文不同。写李克用愤恨填膺,须眉皆动;写李存勗始而英毅,继而衰飒,神态如生:极富形象性,而又跌宕唱叹,情深韵远,于尺幅短章中见萦回无尽之意。《文章精义》的作者曾说欧阳修的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这里所谓“精神”,除了语言的平易畅达、富有音乐感而外,最基本的因素,恐怕就和这“感慨”有关。而欧阳修的感慨,则如前面所说,来自北宋王朝的危机,来自他为争取实行政治改革而受到的政治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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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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