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呜呼! 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①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 岂果无其人哉? 虽曰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②坏，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自古材贤，有韫^③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

处乎山林而群麋鹿，虽不足以为中道^④，然与其食人之禄，俛^⑤首而包羞，孰若无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郑遨、张荐明。

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吾得一人焉，曰石昂。

苟利于君，以忠获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义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赟。

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于此之时，能以孝弟^⑥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者，犹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无可纪次，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录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伦。

作《一行传》。

〔注〕 ①搢绅：插笏于衣带间。 搢，插;绅，大带。 古仕宦者垂绅搢笏，因称士大夫为搢绅。 ②隳(huī灰)：毁坏。 ③韫(yùn运)：藏。 ④中道：中庸之道。⑤俛(fǔ府)：同“俯”。⑥弟：同“悌”。

【鉴赏】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的史书。其中的《一行传》是参照《后汉书·独行传》而写的合传。这类传纪撷取传主的某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一行)立传，而不像对一些重要人物那样详述功业官历。这里只选了《传》的《序》，叙述他写这篇传的缘由和主要人物。

全文除最后一句外，分五小节，共两大部分。第一节为一大部分，叙述作传的缘由，是这篇序的主体。文章纡徐委曲，一唱三叹。“呜呼”二字未言先叹，这是有道理的。五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期。欧阳修在《本论·上》说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等说：“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事迹》)“五代之乱极矣”，总评一句，然后引用《易·坤·文言》的话来感喟。“天地闭，贤人隐”，指极端黑暗的时期，贤人潜隐不用于世，五代时正表现这个特点;句末用“欤”而不用“也”，文字更为空灵。接着再用“当此之时”一提，从三方面写“乱之极矣”。这是第一层。“吾以谓”起是第二层，一波三折。“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五代的乱极，应该忠臣义士特多，而怪其何少。“岂果无其人哉?”用虚转传神。“虽曰”与“然”，又成转折，从“何少”说到应该有人。“吾意”以下提出推论的根据。从逻辑说，应该先写理由，再下判断;从文章说，往往先下判断，再申述理由，文势更有起伏。以颜子为证，说明岩穴之士没有仲尼表彰也不被人知，何况五代这样的乱世! 前面用“天地闭，贤人隐”，这里又用“君子道消”相呼应。这第二层主要在说必然有人，但不易发现。接着用“吾又以谓”四字和前一层对照，为第三层，认为一定有人，转入下面搜求人物事迹立传的根据。“求之传记”以下又为一层，先说世乱事湮，不可复得，然后说仅得“四五人而已”，一语中，得之之难与求之之力并见。下文明明提到五人，这里为什么说四五人?这不是疏忽，看得到欧阳修造句遣词的深刻用心。下文五人，张荐明是附在郑遨传后，连类而及，五人只有四种类型，所以这样说法。以上是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

下面每一小节，叙述一种类型的人物。提郑遨、张荐明，采用先抑后扬的办法。先说他们“处乎山林而群麋鹿”不足为“中道”，因为孔子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话，欧阳修是以孔子思想为指针的;但着一“虽”字，为下文的表扬伏了线。“与其”、“孰若”这种取舍句法，表现舍前取后。这和文章开头“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正相映照。 《郑遨传》里说他见到世乱就入少室山做道士，唐明宗、晋高祖时用官位征召他，他都不出仕。这是“无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张荐明后来也做了道士。把这两人写在前面，正是和“搢绅之士”做对照，表扬他们，也就是批评那些“俛首而包羞”的官儿。

石昂本来不求仕进。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以为临淄令。符习入朝京师，监军太监杨彦朗代理工作。石昂因公事到府里上谒，“赞者以彦朗讳‘石’，更其姓曰‘右’。昂趋于庭，仰责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 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为恼火，“拂衣起，去。昂即趋出，解官还于家”。而且告子孙勿出仕乱世，以己为戒。欧阳修在传里写得很详细，这里只用“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十二个字概括石昂的主要精神。

程福赟发现有人谋反放火，就把叛乱制止了。当时因为契丹入寇，后晋出帝出征在外，怕张扬出去，动摇民心，所以就未把此事报告天子。他的部下李殷想夺他的位置，就诬告程福赟谋反，下狱，人都以为冤枉，程却不辨白，终于被杀，欧阳修赞美这种行为称得上“古之义士”，为了国家大局，宁愿负屈而死。“忠”，在当时已非常难得;“以忠获罪，至死不言”，这就尤为难得。

李自伦的主要事迹就是“六世同居”。这个人放到最后，先把产生他的环境叙述一下：五代之乱，“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这与本篇开头“呜呼! 五代之乱极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相呼应。在这样环境下“能以孝弟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就尤值得大书特书，所以先写环境，再提李自伦的名氏，从结构上看又很好地回应篇首。

这篇文章，于四个传主的安排煞费苦心，叙述的方式也富于变化，但是有一个句式“吾得一(二)人焉”却四次都重复使用，句式一律，以反映搜求不易。这在变化中又有不变。在行文方面，欧阳修善于把感情融合于叙事、议论之中。叙述、评议和感喟交织在一起，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令读者有悠然不尽、回味无穷的感受。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评此序“慨叹淋漓，风神萧飒”，实际上这正是欧公叙事之文深得太史公笔法神理的典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