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江淹的《别赋》，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开头，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离愁别绪，然后归结起来说：“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说“别方不定，别理千名”(别离的地方没有一定，别离的原因也千差万别)，这是对的，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本来如此。但说“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不管什么样的离别都“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这就不对了。与此相联系，首段用以领起下文的“别虽一绪，事乃万族”，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既然“事乃万族”(别离之事各不相同)，怎能说“别虽一绪”(别离的情绪只有一种，那就是“怨”)呢?

 

       然而读《别赋》，看作者所写的各种各样的离别，又的确能使人“黯然销魂”。当读到“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时候，总难免引起心灵的共鸣。平日相处，相亲相爱，这是人们常有的美好情操。相亲相爱而一旦分别，哪能没有惜别之情!更何况乱离之世失意的、不得已的离别呢?就诗歌创作领域看，从过去称为“苏李赠答诗”、实则出于东汉末年文人之手的那些作品开始，直到初唐以前的许多送别诗，包括《文选》“祖饯”类所收各篇，如曹植的《送应氏》、沈约的《别范安成》等等，都抒发了“黯然销魂”的情绪。就乱离之世的离别而言，这是一种典型情绪，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因此，江淹所说的“有别必怨，有怨必盈”，又是符合那个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的。

 

      然而，曹植的组诗《赠白马王彪》，其第六首却有些不同：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引《魏氏春秋》说：“植及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作此诗。”前五首，都极其悲痛，第六首“丈夫志四海”等句，似抒豪情，实则强为宽解，而其情愈悲。结尾两句，即倾吐了虽欲宽解而实在无法宽解的忧愤。这样，从全诗的感情基调看，仍没有超出“有别必怨，有怨必盈”的范围。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却为传统的送别诗开拓了新的领域，输入了另一个时代的新鲜血液。

 

        王勃(650—675)处于大唐帝国经过贞观(627—649)之治走向繁荣富强的时期。比起东汉末年的动乱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来，这是新时代。当时的统治者打破了自曹魏以来由世族高门垄断政治的局面，通过科举考试，广泛地选拔人才，从而使社会地位低下的青年文人一般都具有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王勃十五岁的时候，就上书右相刘祥道，条陈国家大事。十七岁应幽素举，及第，拜朝散郎，任沛王府修撰。次年，奉教撰《平台秘略》。他在《平台秘略论》里说：“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这既表现了他改革诗文的卓识，也抒发了他经国济世的壮志。遗憾的是“诸王斗鸡，互有胜负”，他戏作了一篇代沛王鸡檄英王鸡的文章，高宗怒斥他挑拨沛王与英王之间的关系，逐出王府，断送了政治前途，使他的宏伟抱负无由实现。这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从内容上看，应是被逐之前留居长安时的作品，当时他不到二十岁，风华正茂，意气昂扬。他所送的杜少府正要到蜀川去作官，也显然不是失意之士。国家是统一的，社会是安定的，彼此的前途，都充满着希望。这就使得他写出了这首别开生面的送别诗，称得上“豪情壮志谱骊歌”。

 

        这首诗的题目，张逊业《校正王勃集》作《杜少府之任蜀州》，《文苑英华》则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于“州”字后注云：“集作‘川’。”据《元和郡县图志》，唐睿宗垂拱二年(686)设置蜀州，而王勃死于高宗上元二年(675)，可见张本“蜀州”是“蜀川”之误。杜少府不知是谁，但“少府”是唐代对县尉的美称，其地位低于县令，从这一点及其与王勃的友谊看，大约也是一位与王勃年龄差不多的青年。

 

         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属于“工对”中的“地名对”，极精整，极壮阔。《说文》云：“阙，门观也。”又引何注昭公二十五年《公羊传》：“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说明“城阙”并非专指天子所居。有的同志从这一点出发，引曹学佺《蜀中广记》云：“成都本治赤野街，张仪徙置少城内，广营府舍，修整里阓，市张列肆，得与咸阳同制。此即‘城阙辅三秦’之意。”从而断言：这里的“城阙”不指长安而指成都，首联“两句诗，正是对蜀地风物形胜的高度概括”。这其实是错误的。第一句，《文苑英华》于“辅三”后注云：“集作‘俯西’。”“俯西秦”的“城阙”，无疑不指成都而指长安。那么，这里的“阙”，就专指皇宫门前两相对峙、上有金凤的望楼，即王维名句“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中的“双凤阙”。“三秦”与“西秦”意近。项羽灭秦，三分关中，以封秦国降将，总称“三秦”。“辅”是护卫的意思。“城阙辅三秦”，本意是“三秦辅城阙”，但一则为了调谐平仄，更重要的是为了突出“城阙”而将它提前，因而变换句式。在这里，“三秦”不是“辅”的宾语，而是“辅”的补语，前面省略了介词“以”。杨炯《送丰城王少府》中的“长天照落霞”，宋之问《奉和圣制立春剪彩花应制》中的“金阁妆仙杏”，李峤《侍宴甘露殿》中的“云窗网碧纱”，张说《广州萧都督入朝过岳州宴饯》中的“孤城抱大江”，都是这种句式。用通常的说法，应该是“落霞照长天”，“仙杏妆金阁”，“碧纱网云窗”，“大江抱孤城”。把补语看作宾语，那就错了。有的选注本把“辅三秦”解释为“拱卫三秦”，就犯了这种错误。“辅”是个动词，有的选注本释“辅三秦”为“以三秦为畿辅”，既混淆了“三秦”与“畿辅”两个内涵不同的地理概念，也搞错了“辅”的词性。

 

    第一句，“城”、“阙”并提，写凤阙入云、城垣高耸的京都长安，“辅”以辽阔的“三秦”，视野宏远，气势雄伟，同时又点明送别之地。次句“风烟望五津”中的“五津”，指蜀中岷江的五个大渡口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和江南津，泛指“蜀川”，点杜少府即将宦游之地。而“风烟”字、“望”字，又将相隔千里的秦、蜀两地连在一起。自长安“城阙”遥望蜀川“五津”，视线为迷濛的“风烟”所遮，微露伤别之意，已摄下文“离别”、“天涯”之魂。

 

      首联对仗工整，为了避免板滞，次联以散调承之，文情跌宕。“与君离别意”，紧承首联，写惜别之感，妙在欲吐还吞。翻译一下，那就是：“跟你离别的意绪啊!……”那意绪到底怎么样，没有说;因为一说出，就未免使双方、特别是对方有点感伤，于是立刻改口，来了个转折，用“同是宦游人”一句来宽慰和鼓励。离开家乡在异地作官，叫“宦游”。主张“城阙”指成都的同志认为王勃在京城任沛王府修撰，不能叫“宦游”，因而说此诗作于因写檄鸡文被逐，旅寓巴蜀，后来又离蜀任虢州参军之时。这其实是缺乏根据的。“宦游”一词，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迁在叙述了司马相如“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后来又回到成都老家之后写道：“(王)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可见离家在京城里作官，也叫“宦游”。王勃是绛州龙门人，在长安作官，为什么“不能说是‘宦游’”呢?这句诗的意思是：你和我既然同样是出门作官、想干一番事业的人，那就免不了各奔前程，哪能没有分别呢?

 

       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推开一步，奇峰突起。从构思方面看，很可能受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的启发，但高度概括，自铸伟词，情调又积极、乐观，能够给人以鼓舞力量，因而千百年来，万口传诵。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中的“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高适《别董大》中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都与此一脉相承。这一联，包含两层意思。上下句紧密结合，具有因果关系：你和我互为知己，心心相连，因而即使一在天涯、一在海角，远隔千山万水，而感情交流，也象近在比邻一样，何必为离别而发愁!这是一层意思。张九龄的“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即由此脱胎。这一联又并非明显的“流水对”，上句与下句，可以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上句是说：四海之内，天地广阔，英才众多，走到哪里都会遇到知己，你就高高兴兴地到蜀川去吧!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即由此生发。下句是说：男儿志在四方，心胸开阔，视“天涯”犹如“比邻”。仅五个字，就概括了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两句诗的内容。“天涯”极远，“比邻”极近，而视“天涯”如“比邻”，充分表现了“北海虽赊，扶摇可接”的壮志豪情。

 

      尾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紧接三联，收束全篇。“歧路”，岔路。古人送别，常至大路分岔处分手，所以把临别称为“临歧”。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一首》，一开头即说：“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这里的“歧路”，与《列子·说符》“歧路亡羊”的“歧路”是两码事。有的注本引《列子》的原文解释“无为在歧路”，引申说：“他也意识到他的前面会出现歧路，但他觉得，遇到歧路应以积极向上的精神来对待，不可悲观失望，做儿女之态，痛哭流涕。”这是不完全符合诗意的。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已将“黯然销魂”的离愁别怨一扫而空，所以尾联劝慰杜少府，让他欣然启程，慷慨赴任，不要象缺少英雄气概的小儿女那样哭哭啼啼，难舍难分。交情很深的朋友总是不愿分离的，然而“儿女情长”，就难免“英雄气短”。这两句诗，既曲折地表现了双方的惜别之情，又用“无为”两字屏除了“儿女情长”，鼓舞对方的英雄之气。全诗一洗悲酸之态，意境雄阔，风格爽朗，不愧名作。至今脍炙人口，并非偶然。

 

      “别方不定，别理千名”，而“别方”、“别理”，又受历史环境的制约，具有时代的特点。唐代诗人，大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因而送友人“之任”(上任作官)，就成为常见的题材。而王勃的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则是首先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反映这一题材、鼓励友人建功立业的优秀作品。这篇作品，可以说为传统的送别诗开拓了新的领域。此后，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送人赴任、送人从军、送人出使、送人去干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之事的诗作，就大量涌现，其中有不少名篇。仅就五律而言，如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

 

这是送友人去作梓州刺史的。起四句神韵俊逸，高调摩云;结尾勉励友人发扬文翁化蜀的优良传统，不要倚赖先贤治绩而无所作为。又如陈子昂《送魏大从军》：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唯留汉将功。

 

这是送友人从军的，勉励友人驰驱沙场，消除边患，为国立功。意气豪迈，格调雄浑。又如杜甫《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

 

堂皇绵邈，高华俊朗。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推为“饯送”诗的代表作。

 

      杜甫更用五古和排律表现这类题材，创作了《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送杨六判官使西蕃》等鸿篇钜制，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或极意鼓舞，或出谋画策，勉励被送者尽心竭力、扶颠持危。感慨悲壮，沈郁顿挫，把送别诗的艺术水平推向空前的高度。

 

杨炯在《王子安集原序》中曾说王勃针对当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诗风，“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其结果是：“长风一振，众萌自偃”。这虽然有点夸张;但王勃改革诗风毕竟是有成绩的，他在发展七言古诗、完成五言律诗、试作七言绝句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仅就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在开拓送别诗的创作领域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而言，也值得重视。

 

      这首诗在章法上有个特点，那就是首联用“的对”(也称“工对”)，次联不用对句。《诗人玉屑》(卷二)讲“偷春体”云：“其法颔联(第二联)虽不拘对偶，疑非声律;然破题(指首联)已的对矣。谓之‘偷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也。”所举的例子是杜甫的《一百五日夜对月》：“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五言律诗(七律也一样)的定例是中间两联用偶句，首尾两联不拘。所谓“偷春格”，就是将第二联的对偶提前到首联。王勃的这一首，正是这样。五律在形成的过程中因为还没有定型，所以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梁简文帝的《夜听妓诗》，首联“合欢蠲忿叶，萱草忘忧条”对偶，次联“何如明月夜，流风拂舞腰”不对偶。王勃的五律，一般是中间两联对偶的，基本定型了。这一首，因为首联两句分写送别之地与被送者的目的地，适于对偶。而首联既用工对，第二联若是仍用对句，就难免流于板滞，因而以散调承接，恰切地表现了由惜别转向慰勉的情感变化。那时候，并无“偷春格”的说法，作者并不是有意套“偷春格”的框框。当然，王勃及其同时和以后的不少诗人，都写过前三联(乃至包括第四联)都用偶句的律诗，不见得都板滞，其中还有不少佳作。但那就要在对偶的腾挪变化上下工夫。例如前面所引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第二联就用了“流水对”，因而化板为活，也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