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原文] (节选)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餝,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橦,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踵],……期年,揣摩成,……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廓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
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仑空虚,悉其十民,张军数(千)[十]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也]。(罪)[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且臣闻之:“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帅天下将甲百万,左饮于淇谷,右饮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领,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伤。……,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楚绝齐,齐举兵伐楚。陈轸谓楚王曰:“王不如以地东解于齐,西讲于秦。”
楚王使陈轸之秦,秦王谓轸曰:“子秦人也,寡人与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亲国事也,故子弃寡人事楚王。今齐、楚相伐,或谓救之便,或谓救之不便。子独不可以忠为子主计,以其余为寡人乎?”陈轸曰:“………王不闻夫管与之说乎?有两虎诤人而斗者,管庄子将刺之。管与止之曰:‘虎者,戾虫;人者,甘饵也。今两虎诤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各。’齐、楚今战,战必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
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 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
雎曰:“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 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赉盗食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厚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 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力,则不能远杀矣。矢非不铦,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割)[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溯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鹜, 河、 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蒲]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矣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蒲]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
“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术者而求伯,则远矣。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 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 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代而好挫强也。
“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 夫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藉与多而兵劲,则(事)[是]以众强适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小国之情,莫如(仅)[谨]静而寡信诸侯。仅(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摈祸,[稸积]朽腐而不用,币帛矫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故曰: 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强袭郢而栖越,身从诸侯之君,而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谋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昔者,菜、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越而灭,蔡恃晋而亡。此皆内长诈,外信诸侯之殃也。由此观之,则强弱大小之祸,可见于前事矣。
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田单乃惧,问鲁仲子曰:“先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子曰:“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篑,立则丈插,为士卒倡曰:‘[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云曰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灾上之虞,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田单曰:“单有心,先生志之矣!”
明日,乃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乃)[及],援桴鼓之,狄人乃下。
天下合从。赵使魏加见春申君,曰:“君有将乎?”曰:“有矣,仆欲将临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时好射,臣愿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
加曰:“异日者,更赢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赢谓魏王曰:‘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赢曰:‘可。’有间,雁从东方来,更赢以虚发而下之。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赢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而鸣悲。飞徐者,故疮痛也; 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至)[去]也。闻弦音引而高飞,故疮陨也。’今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拒秦之将也。”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 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 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众寡、贤与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节固已见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
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见破于秦,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言之哉! ……
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传)[博]士也,何以教之?”郑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问。虽然,王致之于前,安敢不对乎! 臣少之时,亲尝教以兵。”赵王曰:“寡人不好兵。”
郑同因抚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尝以兵说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许由乎?许由无天下之累,故不(受)[爱]也。今王既受先王之传,欲宗庙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随侯之珠,持丘之环,万金之财,时宿于野。内无孟贲之威,荆庆之断,外无弓弩之御,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圉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
赵王曰:“寡人请奉教。”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鍾)[错]侍(王)[坐],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 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
八年,谓魏王曰:“昔曹恃齐而轻晋,齐伐厘、莒而晋人亡曹。缯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缯。郑恃魏以轻韩,[魏]伐榆关而韩氏亡郑。原恃秦、瞿以轻晋,秦、翟年谷大凶而晋人亡原。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此五国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独此五国为然而己也,天下之亡国皆然矣。夫国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变不可胜数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辑,而不可恃者; 或有诸侯邻国之虞,而不可恃者; 或以年谷不登,畜积竭尽,而不可恃者; 或化于利,比于患。臣以此知国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质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变,是王独受秦患也。即王有万乘之国,而以一人之心为命也。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
或献书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恶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国安长久,万世之善计以。事强而不可以为万世,则不如合弱。将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
“比目之鱼,不相得则不能行,故古之人称之,以其合两而如一也。今山东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东之知不如鱼也。又譬如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然而山东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车士矣。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为也,山东之主遂不悟,此臣所为山东苦也。愿大王之熟虑之也。
“山东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国者可长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韩、梁之西边。此燕之上计也。不急为此,国必危矣,(主)[王]必大忧。今韩、梁、赵三国以合矣,秦见三晋之坚也,必南伐楚;赵见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秦久伐韩,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窃为王计,不如以兵南合三晋,约戍韩、梁之西边。山东不能坚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晋也。
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谓之曰:“吾自宋闻子。吾欲借子杀(王)。”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王)。”墨子曰:“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城,宋方五百里,上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犀兕糜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恶)以王吏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昭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铺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人数倍于赵国之众,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攻,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以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合)[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应侯惭而退,以言于王。
[鉴赏]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策谋和言论之总集。在该书尚未编成册之前,社会上早已流传着《国策》、《国事》、《表书》、《矩表》、《事语》、《修书》等多种抄本。只是到西汉末年的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才把它们汇订为33卷,并取名《战国策》。
《战国策》在流传过程中,于宋代就已有缺佚,北宋文学家曾巩(公元1019年—公元1083年)为其作了订补。《战国策》的注录有东汉高秀(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出所注;元吴师道也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流传千世的《四部备要》底本之《战国策》虽亦为33篇,但与刘向之作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了。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书名为出土整理后所加)的帛书,对《战国策》的校正和研究又提供了新的资料。《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中有10章见于《战国策》,8篇见录于《史记》,去其重复,剩下来的为古佚书。其内容、形式和性质,大体与《战国策》相同,这些帛书深入地下,可避免汉以后2000年间可能引起的传抄刻印的错误,更近于原始面貌,故对于研究《战国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88年岳麓书社利用其研究成果出版了《国语·战国策》,它是在《四部备录》底本的基础上,在标点分段等方面更正了个别讹误。
相传,《战国策》成书后,史学界才有“战国”时代之称。故至今对“战国”的起止时间还说法不一 。司马迁的《史记》说始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此说法现为人们通用; 司马光《资治通鉴》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承认韩、赵、魏为诸侯作起始时间; 吕祖谦《大事记》说始于周敬王39年(前481年),以便上接《春秋》;林春溥《战国编年》和黄式《周季编略》都说起于周定贞王之年(前468年)。战国止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统一中国的说法较为统一。这样,战国的起止时间就有近80年的出入。《战国策》作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策谋和言论的汇编。虽记载着上起战国初年,下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间,约250余年史事,但各篇主要是战国后期谋臣策士的言论记录,与史学界的争议关系不大。再说,《战国策》中的文章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虽其中许多史事记录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但也有游说之士的夸饰附会之辞,以及托名的拟作。故不会把其全作信史看。
尽管《战国策》存在一些夸大、附会和荒诞之处,但它不失为一部集各种思想于大成的不朽著作,展现了古人的思想方法和高超谋略,对后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存《战国策》共有33篇。其中东周一卷,西周一卷,秦五卷,齐六卷,楚、赵、魏各四卷,韩、燕各三卷,宋、卫合为一卷,中山一卷。每卷都记录着若干件史事。凡每记叙一件史事,无论是寥寥数语或是长篇大论,均自成一篇。但原本各篇没有标题。人们为了便于翻检和阅读这部约20万字的著作,有的按各篇的中心意思拟出标题,有的则基本上以各篇之开头一句话作为全篇标题。不管标题方法如何,全书总共494篇。
如前所述,《战国策》的内容既涉及到治国安邦之方略,也有不少琐碎之事。军事方面的吏事、谋略等内容也非常之多,军事思想十分活跃,体现了以纵横家为主的,包括法家、墨家、儒家、黄老学派等多种军事思想。现概述如下:
一、对战争与霸业的关系认识各异
战国时代是一个由封建诸侯割据,过渡到全国统一的动荡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互相争雄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当时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所有领域都围绕着争雄称霸这个宗旨运转。为了争雄称霸,对运用“战争”这个武器的思想方法也故然不同。有的积极主战,认为文治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用武,战争是文治的继续,用战争兼并别国是争雄称霸的最好途径。有的则厌战,认为战争只会招致祸患,即使要承受别人强加的战争,也要“后起”,主张用谋略而“折冲尊俎”。如《苏秦说秦惠王任武》就是主张用武力统一天下的典范,他向秦惠王历举了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众多帝王和诸侯,说他们没有不使用武力的。有的人曾使用文治。依靠法令治理人民,结果却适得其反,“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兼并诸侯,统一天下,“非兵不可”。《郑同论赵王不好兵》也认为“非兵不可”。郑同针对赵惠王“寡人不好兵”的观点,则举例说服之,说一个有“万金之财”的人,没有自卫能力是绝对不行的。一个有土之君遇到“强贪之国”、“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离开战攻守御之具,就只有束手待毙。因此,要注意武力的作用。象纵横家伪托之作《说齐闵王后起远怨》,虽然与《苏秦说秦惠王任武》均系托名之作,但观点完全不同。《说齐闵王后起远怨》倒是黄老学派思想浓重,作者认为战争不能达到称霸的目的,战争只能有害国家,特别是穷兵黩武,必将招致祸患,说“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之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并认为“祖仁者王,立义者霸,用兵穷者亡”。作者还认为,最高明的“攻战”不是用兵,而是运用巧妙的策略和手段,“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这就能做到“五兵不动而诸侯从,辞让而重赂至矣。”这叫做“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
当然,在战乱纷飞的历史背景下,战争是不依厌战之士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主张用战争先发制人,还是立足于后发制人,都不能回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客观规律。
二、军事同盟的态度积极而唯利是图
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军事同盟和瓦解对自己不利的敌对同盟,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特别是春秋时代的诸侯会盟,或互派使臣访问,甚至有周郑互相交质以为取信于协调之先例,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争雄称霸,更为重视军事同盟,甚至不惜养活大批游说之士,以专门促成军事同盟的建立、破坏对己方不利的敌对同盟。据《史记》记载,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象《齐人有冯谖者》(本书未录),就是一篇记载孟尝君收留一个叫冯谖的士的文章,说冯谖开始为生活待遇问题老在公众面前发牢骚,孟尝君对这位尚未有功之士十分客气,冯每次闹事而提出的要求均一一予以答应,弄得其他谋士都不能理解孟尝君如何这样克制,可见,孟尝君当时养士求贤之心多么实诚。当然,这些谋说之士为其主人也出了不少力。涌现了诸如公孙衍、苏秦、张仪、黄歇等一大批重要人物。他们为战国七雄争霸过程中的军事同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国的军事同盟以“合纵”、“连横”为表现形式,所谓“合纵”、“连横”;《韩非子·五蠹》解释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秦、齐二强并争,“纵”、“横”一般是针对或围绕它们两个国家展开的。当齐衰落之后,秦才成了连横的中心,合纵对抗的对象。
自公元前324年由公孙衍率先发起“合纵”,公元前322年由张仪率先倡导“连横”起,到秦统一中国,军事同盟的缔结始终是各诸侯国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公元前324年由公孙衍鼓动魏、赵、韩、燕、中山(被魏于公元前406年灭后又复国)“五国相王”,(合纵)用意是联合抗秦。与此同时,秦派相国张仪与齐、楚结盟(连横),与五国对抗。公元前322年,张仪跑到魏国、鼓动魏、韩与秦结盟(连横),以攻打齐、楚,后被魏发现张仪是为秦活动,驱逐了张仪,连横才告吹。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又结盟抗秦,后因盟主楚不太卖力,致使这次结盟行动以败北告终。公元前314年秦又迫使韩、魏和自己结盟,与当时已结盟的齐、楚形成两大对立集团。以上仅有十年之历史,军事同盟多次缔结和变故。可见当时对建立军事同盟是何等积极。
但是,各诸侯国都想争雄称霸的性质,决定了军事同盟往往缺乏总体战略眼光,而出现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现象。如前所说的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结盟抗秦的举动,作为盟主,楚国却不出兵,靠韩、赵、魏为主去抗秦,当然难免以败北告终。楚国衰落的教训更为深刻,楚与齐结盟后,本来秦国一时是无可奈何的。秦为了拆散齐、楚之盟,派张仪去楚。鼓动楚国背齐联秦,并许以商、于之地600里给楚作为诱饵。楚怀王就利欲熏心,以为可以不战而得地。便满口答应。齐、楚盟约被破坏。随后,楚向秦索地,秦食言变卦,说只给商、于之地六里,楚怀王大怒,逐发兵攻秦。两军交战,楚大败。由于楚弃齐盟秦的行为恼怒迁齐,公元前301年,齐又联合韩。魏趁楚元气大伤之机,举三国盟军向楚发起进攻,结果使楚陷入分崩离析状态。类似这种以各自极端利益出发,而影响军事同盟之合力的现象,无疑是除秦之外的其他六国日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军事计策的运用登峰造极
俗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蔼亮。”战国时期谋臣策士可谓多如牛毛,而且这些由贵族中最低一级挣扎的出来人,通过刻苦钻研学问,练习武术等等,确有一些本事,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评价这些士说:“人则可以威胁所在国的国君,出则可以威胁邻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
《战国策》反映这些谋臣策士的计谋可谓通贯全篇,战略范畴的谋略,有上文所说“合纵”、“连横”,还有“远交近攻”等等。如《范雎论远交近攻》为秦昭王解决了一个如何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的重大战略问题,范雎对昭王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昭王听取了他的意见,并将此战略之策在秦贯彻近百年,最后取得了统一中国之大业。正如李斯《谏逐客书》中所评价的:“昭王得范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战役战斗范畴的计谋更是彼彼皆是,如《陈轸论一举而兼两虎》,是陈轸在齐与楚交战之际,怕秦国帮助它的盟国而出兵一起攻楚,便主动去秦国献谋,他向秦惠王说:“今两虎诤人则斗(喻齐楚交战)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名。齐、楚今战,战必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这一计谋对稳住秦惠王的阵脚、瓦解齐秦联盟故然会起到重要作用。再如《惠施论楚毁齐》则是一个典型的“借刀杀人”之计谋。本来魏国被齐打得惨败,魏准备孤注一掷向齐开伐报仇的,惠施却给魏惠王献谋,要惠王改变王者的服饰,屈节下人去朝拜齐王。当时战国七雄都是平等的国家,齐竞让魏王称臣,其它国家是非常妒嫉和憎恶的。果然,楚王大怒,赵王感到齐国太过份,而出兵攻打齐国,直到齐军大败于徐州。
《战国策》在计谋的运用方面还有反间计、连环计等等,无所不有。真可谓运用计谋已达登峰造极之程度。
四、军事改革的决心坚韧不拔
在改革中求发展、求生存,是战国时期的另一重大特点。许多君王智士深刻认识和体会到墨守陈规必然被动挨打,乃至衰亡。大胆改革锐意进取方能强大。因而,《战国策》记录了许多锐意改革之史事。如《赵武灵王论胡服骑射》记录着公元前307年武灵王下令实行“胡服骑射”,并首先从自身做起。即废弃宽袍长袖的传统服装,改穿短装、束皮袋,着皮靴之胡人服装,训练在马上射箭的技术,发展骑兵。可遭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反对。用传统的“礼”、“俗”来批评武灵王,说实行胡服骑射是“近蛮夷之行”,是变俗、违礼、离径叛道行为。武灵王对这些激烈反对者,耐心说服,严厉驳斥,他说:“夫服者,所以使用,礼者所以便事也。”“礼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反古未足非,而循礼未足多也”。可见武灵王进行改革的坚决性和魄力。确实,在未实行胡服骑射前,连小小的中山也敢欺负赵国,武夷王实行胡服骑射后,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其它改革措施,果然灭掉了中山、破林胡、楼烦,建立了云中和雁门两个郡,辟地千里,使赵成为七国中的强国之一。充分显示了胡服骑射之改革的功效。
军事改革在《赵武灵王论原阳为骑邑》、《赵奢与田单论用兵》等篇章中也作了充分的描述,围绕军事训练的方法,武灵王改革了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重甲修兵”的传统作法,针对战争的规模、方式和使用兵力数量问题,赵奢驳斥了田单“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的陈规陋习。这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进行军事改革的措施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战国时代由于出现了赵武灵王、商鞅、苏秦、张仪、赵奢等一大批改革家。所以,社会进步较快,兵器和军事设施的发明也多。如远射武器弩,攻城用的云梯,水战用的钩拒以及关塞、辽望亭、城堡、长城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战争的方式,逐步用大规模的车、步、骑混合的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代替了春秋时期的车阵和正面冲击战。包围、迂回、奇袭、伏击等各种战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当然离不开改革者坚韧不拔的努力。
《战国策》还有许多军事思想也是颇有见地的。如《范雎论攻地与攻入》,《吴起河山之险不足恃》,向起重视民心士气而“计利形势”、苏代提出要防止第三者坐收渔人之利等观点,都是很有远见的。
卷三 秦一
苏秦说秦惠王任武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餝,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橦,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踵],……期年,揣摩成,……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廓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
以乱攻治者亡
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仑空虚,悉其十民,张军数(千)[十]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也]。(罪)[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且臣闻之:“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帅天下将甲百万,左饮于淇谷,右饮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领,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伤。……,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卷四秦二
陈轸论一举而兼两虎
楚绝齐,齐举兵伐楚。陈轸谓楚王曰:“王不如以地东解于齐,西讲于秦。”
楚王使陈轸之秦,秦王谓轸曰:“子秦人也,寡人与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亲国事也,故子弃寡人事楚王。今齐、楚相伐,或谓救之便,或谓救之不便。子独不可以忠为子主计,以其余为寡人乎?”陈轸曰:“………王不闻夫管与之说乎?有两虎诤人而斗者,管庄子将刺之。管与止之曰:‘虎者,戾虫;人者,甘饵也。今两虎诤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各。’齐、楚今战,战必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
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 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
卷五秦三
范雎论远交近攻
雎曰:“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 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赉盗食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厚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
卷十二齐五
说齐闵王后起远怨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 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力,则不能远杀矣。矢非不铦,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割)[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溯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鹜, 河、 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蒲]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矣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蒲]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
“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术者而求伯,则远矣。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 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 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代而好挫强也。
“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 夫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藉与多而兵劲,则(事)[是]以众强适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小国之情,莫如(仅)[谨]静而寡信诸侯。仅(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摈祸,[稸积]朽腐而不用,币帛矫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故曰: 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强袭郢而栖越,身从诸侯之君,而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谋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昔者,菜、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越而灭,蔡恃晋而亡。此皆内长诈,外信诸侯之殃也。由此观之,则强弱大小之祸,可见于前事矣。
卷十三齐六
鲁仲连论田单攻狄
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田单乃惧,问鲁仲子曰:“先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子曰:“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篑,立则丈插,为士卒倡曰:‘[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云曰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灾上之虞,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田单曰:“单有心,先生志之矣!”
明日,乃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乃)[及],援桴鼓之,狄人乃下。
卷十七楚四
魏加论临武君不可为将
天下合从。赵使魏加见春申君,曰:“君有将乎?”曰:“有矣,仆欲将临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时好射,臣愿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
加曰:“异日者,更赢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赢谓魏王曰:‘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赢曰:‘可。’有间,雁从东方来,更赢以虚发而下之。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赢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而鸣悲。飞徐者,故疮痛也; 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至)[去]也。闻弦音引而高飞,故疮陨也。’今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拒秦之将也。”
卷十九赵策二
苏秦说赵王合从摈秦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 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 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众寡、贤与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节固已见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
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见破于秦,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言之哉! ……
卷二十赵策三
郑同论赵王不好兵
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传)[博]士也,何以教之?”郑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问。虽然,王致之于前,安敢不对乎! 臣少之时,亲尝教以兵。”赵王曰:“寡人不好兵。”
郑同因抚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尝以兵说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许由乎?许由无天下之累,故不(受)[爱]也。今王既受先王之传,欲宗庙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随侯之珠,持丘之环,万金之财,时宿于野。内无孟贲之威,荆庆之断,外无弓弩之御,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圉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
赵王曰:“寡人请奉教。”
卷二十二魏策一
吴起论河山之险不足恃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鍾)[错]侍(王)[坐],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 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
卷二十五魏策四
论强国不可恃
八年,谓魏王曰:“昔曹恃齐而轻晋,齐伐厘、莒而晋人亡曹。缯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缯。郑恃魏以轻韩,[魏]伐榆关而韩氏亡郑。原恃秦、瞿以轻晋,秦、翟年谷大凶而晋人亡原。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此五国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独此五国为然而己也,天下之亡国皆然矣。夫国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变不可胜数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辑,而不可恃者; 或有诸侯邻国之虞,而不可恃者; 或以年谷不登,畜积竭尽,而不可恃者; 或化于利,比于患。臣以此知国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质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变,是王独受秦患也。即王有万乘之国,而以一人之心为命也。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
卷三十燕策二
说燕王合纵
或献书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恶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国安长久,万世之善计以。事强而不可以为万世,则不如合弱。将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
“比目之鱼,不相得则不能行,故古之人称之,以其合两而如一也。今山东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东之知不如鱼也。又譬如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然而山东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车士矣。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为也,山东之主遂不悟,此臣所为山东苦也。愿大王之熟虑之也。
“山东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国者可长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韩、梁之西边。此燕之上计也。不急为此,国必危矣,(主)[王]必大忧。今韩、梁、赵三国以合矣,秦见三晋之坚也,必南伐楚;赵见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秦久伐韩,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窃为王计,不如以兵南合三晋,约戍韩、梁之西边。山东不能坚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晋也。
卷三十二宋卫策
墨子论楚攻宋
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谓之曰:“吾自宋闻子。吾欲借子杀(王)。”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王)。”墨子曰:“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城,宋方五百里,上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犀兕糜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恶)以王吏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卷三十三中山策
白起谏伐赵
昭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铺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人数倍于赵国之众,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攻,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以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合)[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应侯惭而退,以言于王。
[鉴赏]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策谋和言论之总集。在该书尚未编成册之前,社会上早已流传着《国策》、《国事》、《表书》、《矩表》、《事语》、《修书》等多种抄本。只是到西汉末年的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才把它们汇订为33卷,并取名《战国策》。
《战国策》在流传过程中,于宋代就已有缺佚,北宋文学家曾巩(公元1019年—公元1083年)为其作了订补。《战国策》的注录有东汉高秀(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出所注;元吴师道也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流传千世的《四部备要》底本之《战国策》虽亦为33篇,但与刘向之作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了。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书名为出土整理后所加)的帛书,对《战国策》的校正和研究又提供了新的资料。《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中有10章见于《战国策》,8篇见录于《史记》,去其重复,剩下来的为古佚书。其内容、形式和性质,大体与《战国策》相同,这些帛书深入地下,可避免汉以后2000年间可能引起的传抄刻印的错误,更近于原始面貌,故对于研究《战国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88年岳麓书社利用其研究成果出版了《国语·战国策》,它是在《四部备录》底本的基础上,在标点分段等方面更正了个别讹误。
相传,《战国策》成书后,史学界才有“战国”时代之称。故至今对“战国”的起止时间还说法不一 。司马迁的《史记》说始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此说法现为人们通用; 司马光《资治通鉴》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承认韩、赵、魏为诸侯作起始时间; 吕祖谦《大事记》说始于周敬王39年(前481年),以便上接《春秋》;林春溥《战国编年》和黄式《周季编略》都说起于周定贞王之年(前468年)。战国止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统一中国的说法较为统一。这样,战国的起止时间就有近80年的出入。《战国策》作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策谋和言论的汇编。虽记载着上起战国初年,下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间,约250余年史事,但各篇主要是战国后期谋臣策士的言论记录,与史学界的争议关系不大。再说,《战国策》中的文章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虽其中许多史事记录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但也有游说之士的夸饰附会之辞,以及托名的拟作。故不会把其全作信史看。
尽管《战国策》存在一些夸大、附会和荒诞之处,但它不失为一部集各种思想于大成的不朽著作,展现了古人的思想方法和高超谋略,对后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存《战国策》共有33篇。其中东周一卷,西周一卷,秦五卷,齐六卷,楚、赵、魏各四卷,韩、燕各三卷,宋、卫合为一卷,中山一卷。每卷都记录着若干件史事。凡每记叙一件史事,无论是寥寥数语或是长篇大论,均自成一篇。但原本各篇没有标题。人们为了便于翻检和阅读这部约20万字的著作,有的按各篇的中心意思拟出标题,有的则基本上以各篇之开头一句话作为全篇标题。不管标题方法如何,全书总共494篇。
如前所述,《战国策》的内容既涉及到治国安邦之方略,也有不少琐碎之事。军事方面的吏事、谋略等内容也非常之多,军事思想十分活跃,体现了以纵横家为主的,包括法家、墨家、儒家、黄老学派等多种军事思想。现概述如下:
一、对战争与霸业的关系认识各异
战国时代是一个由封建诸侯割据,过渡到全国统一的动荡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互相争雄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当时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所有领域都围绕着争雄称霸这个宗旨运转。为了争雄称霸,对运用“战争”这个武器的思想方法也故然不同。有的积极主战,认为文治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用武,战争是文治的继续,用战争兼并别国是争雄称霸的最好途径。有的则厌战,认为战争只会招致祸患,即使要承受别人强加的战争,也要“后起”,主张用谋略而“折冲尊俎”。如《苏秦说秦惠王任武》就是主张用武力统一天下的典范,他向秦惠王历举了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众多帝王和诸侯,说他们没有不使用武力的。有的人曾使用文治。依靠法令治理人民,结果却适得其反,“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兼并诸侯,统一天下,“非兵不可”。《郑同论赵王不好兵》也认为“非兵不可”。郑同针对赵惠王“寡人不好兵”的观点,则举例说服之,说一个有“万金之财”的人,没有自卫能力是绝对不行的。一个有土之君遇到“强贪之国”、“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离开战攻守御之具,就只有束手待毙。因此,要注意武力的作用。象纵横家伪托之作《说齐闵王后起远怨》,虽然与《苏秦说秦惠王任武》均系托名之作,但观点完全不同。《说齐闵王后起远怨》倒是黄老学派思想浓重,作者认为战争不能达到称霸的目的,战争只能有害国家,特别是穷兵黩武,必将招致祸患,说“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之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并认为“祖仁者王,立义者霸,用兵穷者亡”。作者还认为,最高明的“攻战”不是用兵,而是运用巧妙的策略和手段,“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这就能做到“五兵不动而诸侯从,辞让而重赂至矣。”这叫做“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
当然,在战乱纷飞的历史背景下,战争是不依厌战之士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主张用战争先发制人,还是立足于后发制人,都不能回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客观规律。
二、军事同盟的态度积极而唯利是图
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军事同盟和瓦解对自己不利的敌对同盟,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特别是春秋时代的诸侯会盟,或互派使臣访问,甚至有周郑互相交质以为取信于协调之先例,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争雄称霸,更为重视军事同盟,甚至不惜养活大批游说之士,以专门促成军事同盟的建立、破坏对己方不利的敌对同盟。据《史记》记载,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象《齐人有冯谖者》(本书未录),就是一篇记载孟尝君收留一个叫冯谖的士的文章,说冯谖开始为生活待遇问题老在公众面前发牢骚,孟尝君对这位尚未有功之士十分客气,冯每次闹事而提出的要求均一一予以答应,弄得其他谋士都不能理解孟尝君如何这样克制,可见,孟尝君当时养士求贤之心多么实诚。当然,这些谋说之士为其主人也出了不少力。涌现了诸如公孙衍、苏秦、张仪、黄歇等一大批重要人物。他们为战国七雄争霸过程中的军事同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国的军事同盟以“合纵”、“连横”为表现形式,所谓“合纵”、“连横”;《韩非子·五蠹》解释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秦、齐二强并争,“纵”、“横”一般是针对或围绕它们两个国家展开的。当齐衰落之后,秦才成了连横的中心,合纵对抗的对象。
自公元前324年由公孙衍率先发起“合纵”,公元前322年由张仪率先倡导“连横”起,到秦统一中国,军事同盟的缔结始终是各诸侯国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公元前324年由公孙衍鼓动魏、赵、韩、燕、中山(被魏于公元前406年灭后又复国)“五国相王”,(合纵)用意是联合抗秦。与此同时,秦派相国张仪与齐、楚结盟(连横),与五国对抗。公元前322年,张仪跑到魏国、鼓动魏、韩与秦结盟(连横),以攻打齐、楚,后被魏发现张仪是为秦活动,驱逐了张仪,连横才告吹。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又结盟抗秦,后因盟主楚不太卖力,致使这次结盟行动以败北告终。公元前314年秦又迫使韩、魏和自己结盟,与当时已结盟的齐、楚形成两大对立集团。以上仅有十年之历史,军事同盟多次缔结和变故。可见当时对建立军事同盟是何等积极。
但是,各诸侯国都想争雄称霸的性质,决定了军事同盟往往缺乏总体战略眼光,而出现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现象。如前所说的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结盟抗秦的举动,作为盟主,楚国却不出兵,靠韩、赵、魏为主去抗秦,当然难免以败北告终。楚国衰落的教训更为深刻,楚与齐结盟后,本来秦国一时是无可奈何的。秦为了拆散齐、楚之盟,派张仪去楚。鼓动楚国背齐联秦,并许以商、于之地600里给楚作为诱饵。楚怀王就利欲熏心,以为可以不战而得地。便满口答应。齐、楚盟约被破坏。随后,楚向秦索地,秦食言变卦,说只给商、于之地六里,楚怀王大怒,逐发兵攻秦。两军交战,楚大败。由于楚弃齐盟秦的行为恼怒迁齐,公元前301年,齐又联合韩。魏趁楚元气大伤之机,举三国盟军向楚发起进攻,结果使楚陷入分崩离析状态。类似这种以各自极端利益出发,而影响军事同盟之合力的现象,无疑是除秦之外的其他六国日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军事计策的运用登峰造极
俗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蔼亮。”战国时期谋臣策士可谓多如牛毛,而且这些由贵族中最低一级挣扎的出来人,通过刻苦钻研学问,练习武术等等,确有一些本事,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评价这些士说:“人则可以威胁所在国的国君,出则可以威胁邻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
《战国策》反映这些谋臣策士的计谋可谓通贯全篇,战略范畴的谋略,有上文所说“合纵”、“连横”,还有“远交近攻”等等。如《范雎论远交近攻》为秦昭王解决了一个如何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的重大战略问题,范雎对昭王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昭王听取了他的意见,并将此战略之策在秦贯彻近百年,最后取得了统一中国之大业。正如李斯《谏逐客书》中所评价的:“昭王得范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战役战斗范畴的计谋更是彼彼皆是,如《陈轸论一举而兼两虎》,是陈轸在齐与楚交战之际,怕秦国帮助它的盟国而出兵一起攻楚,便主动去秦国献谋,他向秦惠王说:“今两虎诤人则斗(喻齐楚交战)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名。齐、楚今战,战必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这一计谋对稳住秦惠王的阵脚、瓦解齐秦联盟故然会起到重要作用。再如《惠施论楚毁齐》则是一个典型的“借刀杀人”之计谋。本来魏国被齐打得惨败,魏准备孤注一掷向齐开伐报仇的,惠施却给魏惠王献谋,要惠王改变王者的服饰,屈节下人去朝拜齐王。当时战国七雄都是平等的国家,齐竞让魏王称臣,其它国家是非常妒嫉和憎恶的。果然,楚王大怒,赵王感到齐国太过份,而出兵攻打齐国,直到齐军大败于徐州。
《战国策》在计谋的运用方面还有反间计、连环计等等,无所不有。真可谓运用计谋已达登峰造极之程度。
四、军事改革的决心坚韧不拔
在改革中求发展、求生存,是战国时期的另一重大特点。许多君王智士深刻认识和体会到墨守陈规必然被动挨打,乃至衰亡。大胆改革锐意进取方能强大。因而,《战国策》记录了许多锐意改革之史事。如《赵武灵王论胡服骑射》记录着公元前307年武灵王下令实行“胡服骑射”,并首先从自身做起。即废弃宽袍长袖的传统服装,改穿短装、束皮袋,着皮靴之胡人服装,训练在马上射箭的技术,发展骑兵。可遭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反对。用传统的“礼”、“俗”来批评武灵王,说实行胡服骑射是“近蛮夷之行”,是变俗、违礼、离径叛道行为。武灵王对这些激烈反对者,耐心说服,严厉驳斥,他说:“夫服者,所以使用,礼者所以便事也。”“礼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反古未足非,而循礼未足多也”。可见武灵王进行改革的坚决性和魄力。确实,在未实行胡服骑射前,连小小的中山也敢欺负赵国,武夷王实行胡服骑射后,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其它改革措施,果然灭掉了中山、破林胡、楼烦,建立了云中和雁门两个郡,辟地千里,使赵成为七国中的强国之一。充分显示了胡服骑射之改革的功效。
军事改革在《赵武灵王论原阳为骑邑》、《赵奢与田单论用兵》等篇章中也作了充分的描述,围绕军事训练的方法,武灵王改革了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重甲修兵”的传统作法,针对战争的规模、方式和使用兵力数量问题,赵奢驳斥了田单“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的陈规陋习。这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进行军事改革的措施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战国时代由于出现了赵武灵王、商鞅、苏秦、张仪、赵奢等一大批改革家。所以,社会进步较快,兵器和军事设施的发明也多。如远射武器弩,攻城用的云梯,水战用的钩拒以及关塞、辽望亭、城堡、长城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战争的方式,逐步用大规模的车、步、骑混合的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代替了春秋时期的车阵和正面冲击战。包围、迂回、奇袭、伏击等各种战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当然离不开改革者坚韧不拔的努力。
《战国策》还有许多军事思想也是颇有见地的。如《范雎论攻地与攻入》,《吴起河山之险不足恃》,向起重视民心士气而“计利形势”、苏代提出要防止第三者坐收渔人之利等观点,都是很有远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