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兵法
[原文]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 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 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掩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于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家;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吴子曰: 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有四不和: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 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 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 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天之时,吉,乃后举。
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吴子曰: 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 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
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吴子曰: 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 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
故曰: 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曰: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禁暴救乱,曰义; 恃众以伐,曰强; 因怒兴师,曰刚; 弃礼贪利,曰暴; 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
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
起对曰: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以备不虞。
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穆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人可以屠城矣。
武侯曰: 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
起对曰: 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 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
起进曰: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 君有忧色,何也?曰: 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 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 于是武侯有愧色。
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 楚带吾南;赵冲吾北; 齐临吾东;燕绝吾后; 韩拒吾前。六国之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
起对曰: 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以戒,祸其远矣!
臣请论六国之欲: 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
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可败。
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
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厌之,众来则拒之,击则追之,以倦其师,此其势也。
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以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以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
武侯曰: 善。
吴子曰: 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 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 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 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 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勿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 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 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
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
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
起对曰: 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
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汹汹,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武侯问: 敌必可击之道?
起对曰: 用兵必须审度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 既食,未设备,可击; 奔走,可击; 勤劳,可击; 未得地利,可击; 失时不从,可击; 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 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 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
武侯问曰: 用兵之道何先?
起对曰: 先明四轻,二重,一信。
曰: 何谓也?
对曰: 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 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馀,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武侯问曰: 兵何以为胜?
起对曰: 以治为胜。
又问曰: 不在众乎?
起对曰: 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 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 左右应麾; 虽绝成陈; 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曰: 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吴子曰: 凡兵战之场,止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
故曰: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子曰: 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 十人学战,教成百人; 百人学战,教成千人; 千人学战,教成万人; 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谓将事。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
起对曰: 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治呼而从之; 风逆,坚陈以待之。
武侯问曰: 凡畜车骑,岂有方乎?
起对曰: 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勿劳马,常令有馀,备敌覆我。
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吴子曰: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故将之所慎者五: 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受命而不辞家,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 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 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曰: 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 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
故曰: 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则不劳而功举。
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 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飙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武侯问曰: 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
起对曰: 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喧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武侯问曰: 车坚马良,将勇兵强,卒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
吴起对曰: 凡战之法,昼以旌旗旄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 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
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
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曰: 以一击十,莫善于厄; 以十击百,莫善于险; 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击金鸣鼓于十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 用众者务平易,用少者务险隘。
武侯问曰:有师甚众,既武且勇,背大阻险,右山左水,深沟高垒,守以强弩,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则如之何?
起对曰: 大哉问乎! 此非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各军一衢,夫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知所加。敌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之而去;不听吾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如是佯北,安行疾斗,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五军交至,必有其利。此击强之道也。
武侯问曰: 敌近而薄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
起对曰: 为此之术,若我众彼寡,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从之,从之无息,虽众可服。
武侯问曰: 若遇敌于溪谷之间,傍多险阻,彼众我寡,为之奈何?
起对曰:诸丘陵、林谷、深谷、大泽,疾行亟去,勿得从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进弓与弩,且射且虏,审察其治乱,则击之勿疑。
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
起对曰: 此谓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敌必坚陈,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
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
起对曰: 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问曰: 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为之奈何?
起对曰: 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强车,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逐其迹。
武侯问曰: 暴寇之来,掠吾田野,取吾牛马,则如之何?
起对曰: 暴寇之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追而击之,其兵可覆。
吴子曰: 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
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 致之奈何?
对曰: 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
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 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 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
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遣使者,劳赐其父母,着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武侯召吴起而谓曰: 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对曰: 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
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 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先战一日,(吴起) 令三军曰: 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
[鉴赏]
《吴子兵法》,亦称《吴起兵法》,后又称《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与《孙子兵法》齐名。宋神宗年间(公元1078年—1085年)将其列入《武经七书》,颂行武学,为将校所必读,颇受重视,现有英、日、法、俄等文字译本。
《吴子兵法》的作者相传是战国初期的吴起。吴起是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元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周安王二十一年)。他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初为鲁将破齐军,后入魏为将。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吴起率军攻取秦河西地(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任魏西河郡守20余年,致力革新政治、经济、军事,创建了一支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的“武卒”,与诸侯国作战数十次,开疆拓地,战绩卓著。后遭大夫王错陷害,被迫于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投奔楚国。先任宛(今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升令尹,掌军政大权,主持变法。吴起针对楚国积弊,剥夺旧贵族政治、经济特权,裁减冗员冗费,用于选练军队,以求富国强兵,仅一年,贫弱的楚国开始强盛,兵威四方。二十一年,楚悼王死,反对改革的旧贵族乘机杀害吴起。历史上,吴起作为政治家与商鞅齐名,作为军事家与孙武并称。他能征善战,治军严明,与士卒共甘苦,深得部众之心。《吴子兵法》是他的政治、军事思想代表作。
《吴子兵法》在战国时期业已盛传于世,正如战国末期哲学家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术者家有之。”到了汉朝人们对《吴子兵法》的传颂,如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写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吴起四十八篇。”可见《吴子兵法》一直到汉代至少是西汉时期世间还广泛流传。
但《吴子兵法》在漫长的流传中,难免与其它古代名著一样出现某些亡佚现象,到唐初魏征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吴起兵法》一卷。到南宋时期著名藏书家晁公武在他编录的《郡斋读书志》中则称三卷,并称唐代陆希声曾对兵法进行过校辑类编为篇,其所说篇目为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法、励士等。与今本篇目大体一致,只是“说国”作“图国”,“变法”作“应变”。
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代竹简,却未见《吴子兵法》。郭沫若同志也考证说:“但可惜这书(指《吴子兵法》)是亡了。”并在他所著的《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说“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观之,大率西汉中叶人所依托”。确切,从今《吴子》中提到“笳”(见《应变第五》)、“鞍”(见《治兵第三》)等都是吴起时代还没有的东西,而是汉代才发现的,特别是“骑三千匹”(见《励士第六》)这样大规模地使用骑兵部队,也是吴起死后几十年,即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之后的事。因此,今存《吴子》成书时间可能是西汉中叶。
今存《吴子》虽非吴起原著,但从内容看,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兵书,是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今本《吴子》共分《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涉及到战略、战术、教育训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
《图国第一》主要是讲战争观问题。它比较全面而客观地论述了对战争的态度。它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之,必内修文德,而外治武备。”既反对废驰军备,也反对恃勇好战。
它对战争的起因,从现象上进行观察分析认为:“凡兵之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从而将战争性质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种。
对于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它说:“昔之图国者,必先教百姓而亲军民”。继承了《孙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的思想。
《吴子》在战争观上提出新的观点是:“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 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是作者深入研究了前代战争得失,发展了《孙子》“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深刻而具体地指出长期而频繁的战争,即使胜利了,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这种观点近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鲁登道夫在总结大战失败教训后提出的“一次决胜论”。这个“一次决胜论”,曾经成为德军在第二次大战中“闪电战”的理论基础。《吴子》在大约两千年前就提出这个观点,确是难能可贵的。
《料敌第二》主要论述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方法。它提出“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这种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察明敌情而乘敌之隙的原则,以及它所举出“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三战者八”,都是说要乘敌处于困难境地之时,抓住战机,乘敌之隙而迅速击灭它。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正确的,也为后世兵家所继承和发展。《吴子》还就其它六国的各自不同情况,对军阵形势高度概括道:“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并针对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战法。
《治兵第三》提出“兵以治为胜”而不在众寡的主张。它认为“行军(用兵)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以保持军队旺盛的战斗力,堪负其所受领的任务。这就是“治之所由生也”。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军队的训练,它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在论述军队训练中又特别阐述训练骑兵,驯养马匹的方法,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代骑兵日益显示其“主要兵种”的时代精神。
《论将第四》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之事者,兵之事也。”它主张“将在智而不在勇”。由此而提出对将领五点要求,这就是:“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并解释说:“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它认为良将必须“其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众。”还有关于掌握作战中的四个关键,就是善于保持高昂的士气;善于利用地形;善于了解敌情,运用计谋;善于充实部队的战斗力。归纳起来就是充分了解敌情、地形并加以利用,不断充实和提高我军精神和物质力量。它的确是抓住了指挥作战的关键问题,至今仍是不可违背的规律,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应变第五》论述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作战方法。它首先指出任何情况下,军队都必须听从指挥。“麾左而左,麾右而右”,“不从任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然后分论各种情况下的不同战法:“敌众我寡”,就“避之于易(平坦开阔地),邀(截击)之于厄(险隘的地形)”;对坚守险要的强大敌人可用诱敌出战,再合围(五军交至)而歼灭之的方法。还提出了谷战、水战,围攻城邑,防御袭击等作战原则,这些都反映了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间,战场已扩展到南方山地,湖沼地带的情况。
《励士第六》主要讲述论功行赏,以鼓励士气。提出“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这就具体发挥了《孙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的意思。
《吴子兵法》论军论政兼而有之,就军事思想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
吴起是集法家、军事家于一身的历史人物,法家反映在政治观念上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和条件,“国治方可以用兵”。那么如何才能使“国治”呢?吴起指出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起所提出的“文德”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他认为“文德”的基础和核心,“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达到“四和”: 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否则,如果万名不教,百姓不亲,出现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其后果则将是其国不治,其军不兴,富国强兵自然是一句空话。因此,吴起指出“先和而造大事”,这就不言而喻清楚地看到,“内修文德”的内核体现一个“和”字。他说,要实现“内修文德”,必须要用“道、义、礼、仁”“四德”引导和鞭策万民。就是要用“道”去引导,用“义”去激励,用“礼”去约束,用“仁”去爱抚(“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内修文德”,是吴起为魏文侯“图国”以治所筹划的施政纲领。然而在他提出“内修文德”的同时,又提出“外治武备”,敏锐地把政治和军事二者结合起来。吴起以历史观点出发,总结历史上兴废得失指出:“昔承桑氏(传说神农时的一个部落)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传说夏禹时一个部落)之君,恃众好勇,以表其社稷。”深刻地阐明了“内修文德”与“外治武备”的辩证关系。但是,这里吴起强调“武备”的重要,并不是象有扈氏之君那样只顾“修德”而“废武”忘战,其实他提出“武备”的观点,是告诫魏文侯不要重蹈历史上失败的覆辙,提出一个忘战必危,好战必亡的慎战思想。这是吴起明智之处,在他之前的任何军事家都无所企及。
吴起提出“外治武备”也是同“内修文德”一样,是有实际内容的。他不是着眼于兵器的制造和装备上,而首先注意的是掌握兵器和装备使用的人。因此,他指出要“简募良材”、“聚卒练锐”,建立一支精锐部队。并且进一步指出:从前齐桓公简募勇士五万,称霸诸侯,晋文公募良材四万作前锋部队,遂愿霸主之志;秦穆公聚锐卒三万作为冲锋陷阵部队,而制服邻敌(“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次。秦穆置陷陈三万,以服临敌”)。由此看来,“简募良材”、“聚卒练锐”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要真正实现“简募良材”、“聚卒练锐”,就要有一个严格的募选标准和制度。吴起援引楚庄王的话说,“世不绝圣,国不圣贤”,要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自然可以“良材”必至,“练锐”云集。加以“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则士可竭力为国效命,“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定然武备大治。
吴起强调“外治武备”,有着深邃的战略意义,包括战略上攻、守寓武备于其间。如他说:“外治武备”、“内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内可以决围”就是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守”,“守”即是“戒”,“戒”就是备敌,一旦敌人犯境围城,依靠严整的武备力量去击溃它,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因此,他说:“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当时魏是“四战之国”,秦居于西,楚逼于南、东临于齐,赵冲于北,燕绝其后”。如果没有坚实的“武备”,在群雄环列,翦弱吞小的封建兼并战争中,是无以幸存的。所以,“武备”对于地处要冲的魏国来说尤为重要。“外入可以屠城”,这就是战略和战术上的攻。
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起提出“外治武备”的主张。其实质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军队是“武备”的实体。吴起认为,军队“不在众寡”、“以治为胜”。那么何以为“治”呢?吴起解释说:“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意思是说,所谓兵德而治,驻扎时守纪律,行动时很威武,进攻时敌不可挡,撤退时敌追不及;前进后退有秩序,左右移动听指挥;队伍虽被隔断,却阵势不乱;队形虽被冲散。但能恢复行列;将帅士卒同安共危,和衷共济终不分散;能用于作战而不知疲惫。这样的军队不论投入那里战斗,任何敌人都不能抵挡。这叫做“父子之兵”。由此可见,吴起“以治为胜”的建军方向和标准,是建立一支“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父子之兵”。可是,依靠什么样的措施去实现呢?吴起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军事家一样,都主张“明法审令”、“赏罚”治军。吴起说:“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有信。”这些是治军的首要问题。当初,吴起为魏武侯任西河守之时,就曾以赏罚取信于民,“甚有声名”。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取它,但不知军队是否能奋力劲战。于是置一本辕于北门之外,下令:“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起初无人问津,不久, 果然有人将车辕“徙之南门之外”, 吴起如令赏徙者“上田上宅”。如此赏而有信,秦小亭“一朝而拔之。”“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相反,吴起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指用金属制的打击乐器,古代作为指挥军队停止的信号)之不止,鼓(即皮鼓用来指挥军队前进,冲锋的信号)之不进,虽有百万(指军队),何益于用?”足见“明法审令”,实行赏罚对治理军队的积极作用。
吴起提倡“明法审令”、“赏罚”治军,大有孙武遗风,赏罚必行于“亲附”之后。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建立在爱兵的基础上。孙武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吴起强调对士卒“爱其命、惜其死”、“惠施流布”,在这一点上吴起是率先示范,身体力行的。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曾作过翔实的描述:“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坐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背)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吴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实际上也是如此,正如《战国策·齐策》中所说:“食人饮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
吴起主张治军要“明法审令”,实行赏罚,是从精神上进行管束并调动士卒的积极性,然而单凭精神一方面是不能最终“造大事”的,即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角逐争胜。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吴起是深谙其理的。所以,吴起又指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所谓“教戒为先”就是要加强训练。吴起从历史和自己的战争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将士常因没有打仗的本领而战死,军队往往因为战法的不灵活而战败(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因此,要想使军队所向披靡,没有严格的军事基础技术等方面的训练是不行的。训练的方法主要有两点:“学战之法”和“教战之令”。
“学战之法”:“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训练内容及其要求:要求掌握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原则,同时灵活运用阵法变换:“圆而方人,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圆阵变方阵,跪姿变立姿,前进变停止,向左转向右,向前转向后,分散变集中,集中变解散),待到各种战斗队形变换都能掌握(“每变皆习”),才能授士卒兵器,出征打仗。
“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辩,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教练作战法规定,身材矮小的使用矛、戟,个头高大的使用弓、弩,身强力壮的扛军旗,作战勇敢的操金鼓,体质赢弱的做杂役,睿智多计的当谋士。同乡里的士卒编在一起,彼此什伍相保。第一次击鼓检查整理兵器,第二次击鼓练习阵法,第三次击鼓迅速吃饭,第四次击鼓整顿军容,第五次击鼓排好队列。听到鼓声齐鸣,然后举令旗军队开始行动)。“学战之法”、“教战之令”综合起来讲,从士卒单兵训练到整体训练;从技术训练到组织训练,然后到编制编成,形成一整套的训练体系,虽今天看起来,未免有些机械呆板,但在当时确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与此同时,吴起还对行军驻营、训养战马等,都一一作了说明。诸如军队开进和驻止,不要对着“天灶”(大山的开口)扎营,不要在“龙头”(大山的山顶)上驻军,军队驻守时必须左用青龙旗(古代一种青色绘制蛟龙的军旗),右用白虎旗(白色绘制熊虎的军旗),前用朱雀旗(红色绘制鸟隼的军旗)、后用玄武旗(黑色绘制龟蛇的军旗)、中军用招摇旗(黄色绘制北斗七星,一般为中军指挥旗)。临战的时候,要观测风向,顺风便于乘势呐喊;、逆风要坚守阵地,相机破敌。
关于驯养战马,更是谈的细致入微。例如适当地饮水喂草,节制饥饱,经常剪刷鬃毛,细心地铲蹄钉掌;冬天马厩要温,夏天要凉爽,诸如此类等等。
当然,治军主要是将帅的事,自古有“良将”才有“精兵”,吴起十分强调将帅在治军和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的《兵法》中专设《论将》篇。他提出为将必须“总文武”、“兼刚柔”。将固然要“勇”,但徙勇不足恃,“乃数分之一”,只是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中之一。他要求将帅治军。作战要做到“五慎”,掌握“四机”。
“五慎”,即理、备、果、戒、约。所谓“理”,就是要求将帅治理人数众多同治理人数较少一样有条理(“治众如治寡);所谓“备”,就是将帅要求军队一出动,就应如同见到敌人那样保持高度的戒备(“出门如见敌”);所谓“果”,就是指挥军队与敌作战不考虑个人安危不动摇战斗决心(“临敌不怀生”);所谓“戒”,就是作战获胜后同战斗开始时一样始终警戒如一(“虽克如始战”);所谓“约”,就是下达命令简明扼要而不繁琐(“法令省而不烦”)。
“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所谓“气机”,是指士气,要求将帅适时地掌握全军上下士气的盛衰(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所谓“地机”,指利用地形,要求将帅指挥军队作战时,善于利用道路险阻、名山要塞等,十人防守、千人难攻的复杂地形(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所谓“事机”,指运用谋略,要求将帅善于派遣间谍离间敌人,施放精悍分队骚扰并迷惑敌人,分散其兵力,使敌国君臣互相埋怨,三军上下相互责怪(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所谓“力机”,是指提高战斗力,要求将帅指挥军队做到战车坚固,战舰橹浆轻便,士卒熟练阵法,战马熟悉驰骋追逐,(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吴起认为具备上述“乃可为将”,有这样的“良将”,治军则军强,作战则必胜。
吴起提出“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主张,对于促进当时魏国军队的强盛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战国前期,魏国盛极一时,“魏氏武卒”诸侯莫挡,吴起的功劳不可磨灭。
三、“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
吴起在作战方面。主张未战先“料敌”(估量敌情)、“审敌虚实”、情况既明,注重“应变”(灵活机动)、“因形用权”,即根据战争和作战、战场形势的变化适时采取不同的谋略和决策,形成了一整套的作战指导原则。
魏国地临中原,处于“六国四守,势甚不便”的战略态势。吴起首先从六国形势出发,指出了六国战阵的不同特点:“夫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阵)散而自斗,楚陈(阵)整而不久,燕陈(阵)守而不走,三晋(韩、赵、魏,这里指韩、赵)陈(阵)治而不用。”这是由于各国政治、民俗、地理等条件所决定的。
吴起进一步指出:
齐人秉性刚烈,其国殷富,君臣骄奢,傲视百姓;施政松驰,奉禄不均,军心不齐;兵力部署前重而后轻,布阵庞大(有纵深)而不坚固。破齐战法:必三分我军,两军猎其两翼,一军正面攻击,齐阵必破。
秦人秉性强悍,地势险要、政令严肃,赏罚有信; 国人恃勇好斗,互不相让,所以阵散而各自为战。破秦战法:必先以利引诱,敌贪利而出阵,势必离将而自乱,我则乘乱而击,其将可获。
楚人秉性柔弱,地域广博,政令烦扰,百姓废弊,虽军阵严整而不持久。破楚之法:必袭扰其驻地,先夺其军心,速进速退,使敌疲惫劳顿,勿与争阵,楚军自然疲于奔命而败北。
燕人秉性诚朴,谨慎,好勇尚义,寡诈谋,能坚守阵势不善机动,破燕之法:必迅速接触以胁迫它,同时快速离去,袭击其军后方,使将帅狐疑,使士卒慌惧,然后令我车骑设伏于敌必经之路,敌将必虏。
三晋(指韩、赵)地处中原,其人秉性虽和,政令平稳,民疲于战阵;虽习于战事,却轻视将帅,蔑视俸禄,因此士卒无斗志,阵虽齐整,无济于用。破三晋之法;采用人众阵坚压制它,敌来则拒,敌退则追,以倦怠其军。
对于敌情,吴起指出“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不占且避之者六”。
对于时逢狂风严寒,昼夜兼程行军,砍木造筏渡河,士卒劳倦的敌军;对于盛夏酷暑,休息、行动没有节制,既饥又渴,尚要驱向远程行进的敌军;对于旷日持久暴师于外,粮食殆尽,士卒怨声载道,妖孽(怪事)数起不迭,上不能制下的敌军;对于军需匮乏,柴草饲料耗竭,又逢霖雨,无处猎获,无处去所的敌军;对于兵力甚少,水土不服,地势不利,人马患病,四邻无援的敌军,对于道远日暮,士卒疲劳恐惧,饥困交加,解甲休息的敌军;对于没有威信,无统御能力的将帅,而造成军心摇动,三军又数遭惊扰,又乏援军驰援的敌军;对于行阵未定,宿营未毕,有的还在爬坡涉险的敌军。上述八种情况的敌军“击之勿疑”。
对于土地广阔人众富饶的敌军;对于上爱其下,惠施流布的敌军;对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刑适时的敌军;对于奖掖战功,任贤使能的敌军;对于兵多将广,装备精良的敌军;对于有邻国资助,大国支持的敌军,凡此六种情况:“避而勿疑”等。
对于“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吴起认为,先派遣勇敢的下级将领,率轻兵锐卒试击敌军,只许佯败,不能取胜,从中观察敌人的动静虚实。如敌军一举一动,指挥很有条理,向我追击时佯为不及,对我散于地上的财物假装看不见,“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是敌军之中嘈杂喧哗,军旗摇曳烦乱,士卒自由行动,手中兵器横七竖八,追时唯恐不及,见到财物唯恐抢不到,“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吴起最终指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意思是查明敌军虚实强弱,攻击它的弱点。又指出“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敌军远来尚未列好阵势;正在吃饭未有戒备;慌乱奔走;疲劳过度;所处地形不利;殆失良机;旌旗靡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半渡;险道狭路列阵数动;将帅脱离士卒;军心惶遽;等等。这些都应“选锐冲之,分兵续之”,捕捉战机,乘其隙,趋其危,迅速攻击,果敢歼敌。吴起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起进一步指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不仅可以以众击寡,以强击弱,而且可以“以一击十”、“以半击倍”,制敌于死命,夺取战争和战斗的胜利。吴起“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战略到战术,无一不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在当时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即使今天也有着启迪和普遍的指导意义。
见魏文侯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 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 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掩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于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家;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图国第一
吴子曰: 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有四不和: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 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 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 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天之时,吉,乃后举。
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吴子曰: 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 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
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吴子曰: 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 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
故曰: 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曰: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禁暴救乱,曰义; 恃众以伐,曰强; 因怒兴师,曰刚; 弃礼贪利,曰暴; 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
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
起对曰: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以备不虞。
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穆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人可以屠城矣。
武侯曰: 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
起对曰: 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 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
起进曰: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 君有忧色,何也?曰: 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 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 于是武侯有愧色。
料敌第二
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 楚带吾南;赵冲吾北; 齐临吾东;燕绝吾后; 韩拒吾前。六国之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
起对曰: 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以戒,祸其远矣!
臣请论六国之欲: 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
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可败。
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
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厌之,众来则拒之,击则追之,以倦其师,此其势也。
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以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以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
武侯曰: 善。
吴子曰: 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 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 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 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 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勿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 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 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
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
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
起对曰: 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
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汹汹,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武侯问: 敌必可击之道?
起对曰: 用兵必须审度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 既食,未设备,可击; 奔走,可击; 勤劳,可击; 未得地利,可击; 失时不从,可击; 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 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 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问曰: 用兵之道何先?
起对曰: 先明四轻,二重,一信。
曰: 何谓也?
对曰: 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 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馀,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武侯问曰: 兵何以为胜?
起对曰: 以治为胜。
又问曰: 不在众乎?
起对曰: 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 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 左右应麾; 虽绝成陈; 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曰: 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吴子曰: 凡兵战之场,止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
故曰: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子曰: 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 十人学战,教成百人; 百人学战,教成千人; 千人学战,教成万人; 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谓将事。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
起对曰: 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治呼而从之; 风逆,坚陈以待之。
武侯问曰: 凡畜车骑,岂有方乎?
起对曰: 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勿劳马,常令有馀,备敌覆我。
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论将第四
吴子曰: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故将之所慎者五: 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受命而不辞家,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 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 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曰: 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 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
故曰: 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则不劳而功举。
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 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飙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武侯问曰: 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
起对曰: 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喧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应变第五
武侯问曰: 车坚马良,将勇兵强,卒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
吴起对曰: 凡战之法,昼以旌旗旄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 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
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
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曰: 以一击十,莫善于厄; 以十击百,莫善于险; 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击金鸣鼓于十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 用众者务平易,用少者务险隘。
武侯问曰:有师甚众,既武且勇,背大阻险,右山左水,深沟高垒,守以强弩,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则如之何?
起对曰: 大哉问乎! 此非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各军一衢,夫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知所加。敌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之而去;不听吾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如是佯北,安行疾斗,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五军交至,必有其利。此击强之道也。
武侯问曰: 敌近而薄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
起对曰: 为此之术,若我众彼寡,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从之,从之无息,虽众可服。
武侯问曰: 若遇敌于溪谷之间,傍多险阻,彼众我寡,为之奈何?
起对曰:诸丘陵、林谷、深谷、大泽,疾行亟去,勿得从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进弓与弩,且射且虏,审察其治乱,则击之勿疑。
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
起对曰: 此谓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敌必坚陈,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
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
起对曰: 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问曰: 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为之奈何?
起对曰: 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强车,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逐其迹。
武侯问曰: 暴寇之来,掠吾田野,取吾牛马,则如之何?
起对曰: 暴寇之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追而击之,其兵可覆。
吴子曰: 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励士第六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
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 致之奈何?
对曰: 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
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 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 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
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遣使者,劳赐其父母,着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武侯召吴起而谓曰: 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对曰: 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
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 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先战一日,(吴起) 令三军曰: 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
[鉴赏]
《吴子兵法》,亦称《吴起兵法》,后又称《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与《孙子兵法》齐名。宋神宗年间(公元1078年—1085年)将其列入《武经七书》,颂行武学,为将校所必读,颇受重视,现有英、日、法、俄等文字译本。
《吴子兵法》的作者相传是战国初期的吴起。吴起是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元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周安王二十一年)。他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初为鲁将破齐军,后入魏为将。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吴起率军攻取秦河西地(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任魏西河郡守20余年,致力革新政治、经济、军事,创建了一支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的“武卒”,与诸侯国作战数十次,开疆拓地,战绩卓著。后遭大夫王错陷害,被迫于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投奔楚国。先任宛(今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升令尹,掌军政大权,主持变法。吴起针对楚国积弊,剥夺旧贵族政治、经济特权,裁减冗员冗费,用于选练军队,以求富国强兵,仅一年,贫弱的楚国开始强盛,兵威四方。二十一年,楚悼王死,反对改革的旧贵族乘机杀害吴起。历史上,吴起作为政治家与商鞅齐名,作为军事家与孙武并称。他能征善战,治军严明,与士卒共甘苦,深得部众之心。《吴子兵法》是他的政治、军事思想代表作。
《吴子兵法》在战国时期业已盛传于世,正如战国末期哲学家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术者家有之。”到了汉朝人们对《吴子兵法》的传颂,如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写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吴起四十八篇。”可见《吴子兵法》一直到汉代至少是西汉时期世间还广泛流传。
但《吴子兵法》在漫长的流传中,难免与其它古代名著一样出现某些亡佚现象,到唐初魏征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吴起兵法》一卷。到南宋时期著名藏书家晁公武在他编录的《郡斋读书志》中则称三卷,并称唐代陆希声曾对兵法进行过校辑类编为篇,其所说篇目为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法、励士等。与今本篇目大体一致,只是“说国”作“图国”,“变法”作“应变”。
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代竹简,却未见《吴子兵法》。郭沫若同志也考证说:“但可惜这书(指《吴子兵法》)是亡了。”并在他所著的《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说“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观之,大率西汉中叶人所依托”。确切,从今《吴子》中提到“笳”(见《应变第五》)、“鞍”(见《治兵第三》)等都是吴起时代还没有的东西,而是汉代才发现的,特别是“骑三千匹”(见《励士第六》)这样大规模地使用骑兵部队,也是吴起死后几十年,即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之后的事。因此,今存《吴子》成书时间可能是西汉中叶。
今存《吴子》虽非吴起原著,但从内容看,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兵书,是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今本《吴子》共分《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涉及到战略、战术、教育训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
《图国第一》主要是讲战争观问题。它比较全面而客观地论述了对战争的态度。它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之,必内修文德,而外治武备。”既反对废驰军备,也反对恃勇好战。
它对战争的起因,从现象上进行观察分析认为:“凡兵之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从而将战争性质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种。
对于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它说:“昔之图国者,必先教百姓而亲军民”。继承了《孙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的思想。
《吴子》在战争观上提出新的观点是:“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 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是作者深入研究了前代战争得失,发展了《孙子》“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深刻而具体地指出长期而频繁的战争,即使胜利了,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这种观点近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鲁登道夫在总结大战失败教训后提出的“一次决胜论”。这个“一次决胜论”,曾经成为德军在第二次大战中“闪电战”的理论基础。《吴子》在大约两千年前就提出这个观点,确是难能可贵的。
《料敌第二》主要论述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方法。它提出“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这种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察明敌情而乘敌之隙的原则,以及它所举出“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三战者八”,都是说要乘敌处于困难境地之时,抓住战机,乘敌之隙而迅速击灭它。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正确的,也为后世兵家所继承和发展。《吴子》还就其它六国的各自不同情况,对军阵形势高度概括道:“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并针对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战法。
《治兵第三》提出“兵以治为胜”而不在众寡的主张。它认为“行军(用兵)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以保持军队旺盛的战斗力,堪负其所受领的任务。这就是“治之所由生也”。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军队的训练,它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在论述军队训练中又特别阐述训练骑兵,驯养马匹的方法,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代骑兵日益显示其“主要兵种”的时代精神。
《论将第四》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之事者,兵之事也。”它主张“将在智而不在勇”。由此而提出对将领五点要求,这就是:“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并解释说:“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它认为良将必须“其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众。”还有关于掌握作战中的四个关键,就是善于保持高昂的士气;善于利用地形;善于了解敌情,运用计谋;善于充实部队的战斗力。归纳起来就是充分了解敌情、地形并加以利用,不断充实和提高我军精神和物质力量。它的确是抓住了指挥作战的关键问题,至今仍是不可违背的规律,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应变第五》论述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作战方法。它首先指出任何情况下,军队都必须听从指挥。“麾左而左,麾右而右”,“不从任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然后分论各种情况下的不同战法:“敌众我寡”,就“避之于易(平坦开阔地),邀(截击)之于厄(险隘的地形)”;对坚守险要的强大敌人可用诱敌出战,再合围(五军交至)而歼灭之的方法。还提出了谷战、水战,围攻城邑,防御袭击等作战原则,这些都反映了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间,战场已扩展到南方山地,湖沼地带的情况。
《励士第六》主要讲述论功行赏,以鼓励士气。提出“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这就具体发挥了《孙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的意思。
《吴子兵法》论军论政兼而有之,就军事思想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
吴起是集法家、军事家于一身的历史人物,法家反映在政治观念上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和条件,“国治方可以用兵”。那么如何才能使“国治”呢?吴起指出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起所提出的“文德”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他认为“文德”的基础和核心,“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达到“四和”: 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否则,如果万名不教,百姓不亲,出现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其后果则将是其国不治,其军不兴,富国强兵自然是一句空话。因此,吴起指出“先和而造大事”,这就不言而喻清楚地看到,“内修文德”的内核体现一个“和”字。他说,要实现“内修文德”,必须要用“道、义、礼、仁”“四德”引导和鞭策万民。就是要用“道”去引导,用“义”去激励,用“礼”去约束,用“仁”去爱抚(“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内修文德”,是吴起为魏文侯“图国”以治所筹划的施政纲领。然而在他提出“内修文德”的同时,又提出“外治武备”,敏锐地把政治和军事二者结合起来。吴起以历史观点出发,总结历史上兴废得失指出:“昔承桑氏(传说神农时的一个部落)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传说夏禹时一个部落)之君,恃众好勇,以表其社稷。”深刻地阐明了“内修文德”与“外治武备”的辩证关系。但是,这里吴起强调“武备”的重要,并不是象有扈氏之君那样只顾“修德”而“废武”忘战,其实他提出“武备”的观点,是告诫魏文侯不要重蹈历史上失败的覆辙,提出一个忘战必危,好战必亡的慎战思想。这是吴起明智之处,在他之前的任何军事家都无所企及。
吴起提出“外治武备”也是同“内修文德”一样,是有实际内容的。他不是着眼于兵器的制造和装备上,而首先注意的是掌握兵器和装备使用的人。因此,他指出要“简募良材”、“聚卒练锐”,建立一支精锐部队。并且进一步指出:从前齐桓公简募勇士五万,称霸诸侯,晋文公募良材四万作前锋部队,遂愿霸主之志;秦穆公聚锐卒三万作为冲锋陷阵部队,而制服邻敌(“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次。秦穆置陷陈三万,以服临敌”)。由此看来,“简募良材”、“聚卒练锐”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要真正实现“简募良材”、“聚卒练锐”,就要有一个严格的募选标准和制度。吴起援引楚庄王的话说,“世不绝圣,国不圣贤”,要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自然可以“良材”必至,“练锐”云集。加以“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则士可竭力为国效命,“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定然武备大治。
吴起强调“外治武备”,有着深邃的战略意义,包括战略上攻、守寓武备于其间。如他说:“外治武备”、“内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内可以决围”就是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守”,“守”即是“戒”,“戒”就是备敌,一旦敌人犯境围城,依靠严整的武备力量去击溃它,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因此,他说:“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当时魏是“四战之国”,秦居于西,楚逼于南、东临于齐,赵冲于北,燕绝其后”。如果没有坚实的“武备”,在群雄环列,翦弱吞小的封建兼并战争中,是无以幸存的。所以,“武备”对于地处要冲的魏国来说尤为重要。“外入可以屠城”,这就是战略和战术上的攻。
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起提出“外治武备”的主张。其实质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军队是“武备”的实体。吴起认为,军队“不在众寡”、“以治为胜”。那么何以为“治”呢?吴起解释说:“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意思是说,所谓兵德而治,驻扎时守纪律,行动时很威武,进攻时敌不可挡,撤退时敌追不及;前进后退有秩序,左右移动听指挥;队伍虽被隔断,却阵势不乱;队形虽被冲散。但能恢复行列;将帅士卒同安共危,和衷共济终不分散;能用于作战而不知疲惫。这样的军队不论投入那里战斗,任何敌人都不能抵挡。这叫做“父子之兵”。由此可见,吴起“以治为胜”的建军方向和标准,是建立一支“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父子之兵”。可是,依靠什么样的措施去实现呢?吴起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军事家一样,都主张“明法审令”、“赏罚”治军。吴起说:“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有信。”这些是治军的首要问题。当初,吴起为魏武侯任西河守之时,就曾以赏罚取信于民,“甚有声名”。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取它,但不知军队是否能奋力劲战。于是置一本辕于北门之外,下令:“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起初无人问津,不久, 果然有人将车辕“徙之南门之外”, 吴起如令赏徙者“上田上宅”。如此赏而有信,秦小亭“一朝而拔之。”“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相反,吴起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指用金属制的打击乐器,古代作为指挥军队停止的信号)之不止,鼓(即皮鼓用来指挥军队前进,冲锋的信号)之不进,虽有百万(指军队),何益于用?”足见“明法审令”,实行赏罚对治理军队的积极作用。
吴起提倡“明法审令”、“赏罚”治军,大有孙武遗风,赏罚必行于“亲附”之后。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建立在爱兵的基础上。孙武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吴起强调对士卒“爱其命、惜其死”、“惠施流布”,在这一点上吴起是率先示范,身体力行的。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曾作过翔实的描述:“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坐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背)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吴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实际上也是如此,正如《战国策·齐策》中所说:“食人饮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
吴起主张治军要“明法审令”,实行赏罚,是从精神上进行管束并调动士卒的积极性,然而单凭精神一方面是不能最终“造大事”的,即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角逐争胜。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吴起是深谙其理的。所以,吴起又指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所谓“教戒为先”就是要加强训练。吴起从历史和自己的战争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将士常因没有打仗的本领而战死,军队往往因为战法的不灵活而战败(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因此,要想使军队所向披靡,没有严格的军事基础技术等方面的训练是不行的。训练的方法主要有两点:“学战之法”和“教战之令”。
“学战之法”:“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训练内容及其要求:要求掌握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原则,同时灵活运用阵法变换:“圆而方人,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圆阵变方阵,跪姿变立姿,前进变停止,向左转向右,向前转向后,分散变集中,集中变解散),待到各种战斗队形变换都能掌握(“每变皆习”),才能授士卒兵器,出征打仗。
“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辩,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教练作战法规定,身材矮小的使用矛、戟,个头高大的使用弓、弩,身强力壮的扛军旗,作战勇敢的操金鼓,体质赢弱的做杂役,睿智多计的当谋士。同乡里的士卒编在一起,彼此什伍相保。第一次击鼓检查整理兵器,第二次击鼓练习阵法,第三次击鼓迅速吃饭,第四次击鼓整顿军容,第五次击鼓排好队列。听到鼓声齐鸣,然后举令旗军队开始行动)。“学战之法”、“教战之令”综合起来讲,从士卒单兵训练到整体训练;从技术训练到组织训练,然后到编制编成,形成一整套的训练体系,虽今天看起来,未免有些机械呆板,但在当时确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与此同时,吴起还对行军驻营、训养战马等,都一一作了说明。诸如军队开进和驻止,不要对着“天灶”(大山的开口)扎营,不要在“龙头”(大山的山顶)上驻军,军队驻守时必须左用青龙旗(古代一种青色绘制蛟龙的军旗),右用白虎旗(白色绘制熊虎的军旗),前用朱雀旗(红色绘制鸟隼的军旗)、后用玄武旗(黑色绘制龟蛇的军旗)、中军用招摇旗(黄色绘制北斗七星,一般为中军指挥旗)。临战的时候,要观测风向,顺风便于乘势呐喊;、逆风要坚守阵地,相机破敌。
关于驯养战马,更是谈的细致入微。例如适当地饮水喂草,节制饥饱,经常剪刷鬃毛,细心地铲蹄钉掌;冬天马厩要温,夏天要凉爽,诸如此类等等。
当然,治军主要是将帅的事,自古有“良将”才有“精兵”,吴起十分强调将帅在治军和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的《兵法》中专设《论将》篇。他提出为将必须“总文武”、“兼刚柔”。将固然要“勇”,但徙勇不足恃,“乃数分之一”,只是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中之一。他要求将帅治军。作战要做到“五慎”,掌握“四机”。
“五慎”,即理、备、果、戒、约。所谓“理”,就是要求将帅治理人数众多同治理人数较少一样有条理(“治众如治寡);所谓“备”,就是将帅要求军队一出动,就应如同见到敌人那样保持高度的戒备(“出门如见敌”);所谓“果”,就是指挥军队与敌作战不考虑个人安危不动摇战斗决心(“临敌不怀生”);所谓“戒”,就是作战获胜后同战斗开始时一样始终警戒如一(“虽克如始战”);所谓“约”,就是下达命令简明扼要而不繁琐(“法令省而不烦”)。
“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所谓“气机”,是指士气,要求将帅适时地掌握全军上下士气的盛衰(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所谓“地机”,指利用地形,要求将帅指挥军队作战时,善于利用道路险阻、名山要塞等,十人防守、千人难攻的复杂地形(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所谓“事机”,指运用谋略,要求将帅善于派遣间谍离间敌人,施放精悍分队骚扰并迷惑敌人,分散其兵力,使敌国君臣互相埋怨,三军上下相互责怪(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所谓“力机”,是指提高战斗力,要求将帅指挥军队做到战车坚固,战舰橹浆轻便,士卒熟练阵法,战马熟悉驰骋追逐,(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吴起认为具备上述“乃可为将”,有这样的“良将”,治军则军强,作战则必胜。
吴起提出“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主张,对于促进当时魏国军队的强盛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战国前期,魏国盛极一时,“魏氏武卒”诸侯莫挡,吴起的功劳不可磨灭。
三、“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
吴起在作战方面。主张未战先“料敌”(估量敌情)、“审敌虚实”、情况既明,注重“应变”(灵活机动)、“因形用权”,即根据战争和作战、战场形势的变化适时采取不同的谋略和决策,形成了一整套的作战指导原则。
魏国地临中原,处于“六国四守,势甚不便”的战略态势。吴起首先从六国形势出发,指出了六国战阵的不同特点:“夫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阵)散而自斗,楚陈(阵)整而不久,燕陈(阵)守而不走,三晋(韩、赵、魏,这里指韩、赵)陈(阵)治而不用。”这是由于各国政治、民俗、地理等条件所决定的。
吴起进一步指出:
齐人秉性刚烈,其国殷富,君臣骄奢,傲视百姓;施政松驰,奉禄不均,军心不齐;兵力部署前重而后轻,布阵庞大(有纵深)而不坚固。破齐战法:必三分我军,两军猎其两翼,一军正面攻击,齐阵必破。
秦人秉性强悍,地势险要、政令严肃,赏罚有信; 国人恃勇好斗,互不相让,所以阵散而各自为战。破秦战法:必先以利引诱,敌贪利而出阵,势必离将而自乱,我则乘乱而击,其将可获。
楚人秉性柔弱,地域广博,政令烦扰,百姓废弊,虽军阵严整而不持久。破楚之法:必袭扰其驻地,先夺其军心,速进速退,使敌疲惫劳顿,勿与争阵,楚军自然疲于奔命而败北。
燕人秉性诚朴,谨慎,好勇尚义,寡诈谋,能坚守阵势不善机动,破燕之法:必迅速接触以胁迫它,同时快速离去,袭击其军后方,使将帅狐疑,使士卒慌惧,然后令我车骑设伏于敌必经之路,敌将必虏。
三晋(指韩、赵)地处中原,其人秉性虽和,政令平稳,民疲于战阵;虽习于战事,却轻视将帅,蔑视俸禄,因此士卒无斗志,阵虽齐整,无济于用。破三晋之法;采用人众阵坚压制它,敌来则拒,敌退则追,以倦怠其军。
对于敌情,吴起指出“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不占且避之者六”。
对于时逢狂风严寒,昼夜兼程行军,砍木造筏渡河,士卒劳倦的敌军;对于盛夏酷暑,休息、行动没有节制,既饥又渴,尚要驱向远程行进的敌军;对于旷日持久暴师于外,粮食殆尽,士卒怨声载道,妖孽(怪事)数起不迭,上不能制下的敌军;对于军需匮乏,柴草饲料耗竭,又逢霖雨,无处猎获,无处去所的敌军;对于兵力甚少,水土不服,地势不利,人马患病,四邻无援的敌军,对于道远日暮,士卒疲劳恐惧,饥困交加,解甲休息的敌军;对于没有威信,无统御能力的将帅,而造成军心摇动,三军又数遭惊扰,又乏援军驰援的敌军;对于行阵未定,宿营未毕,有的还在爬坡涉险的敌军。上述八种情况的敌军“击之勿疑”。
对于土地广阔人众富饶的敌军;对于上爱其下,惠施流布的敌军;对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刑适时的敌军;对于奖掖战功,任贤使能的敌军;对于兵多将广,装备精良的敌军;对于有邻国资助,大国支持的敌军,凡此六种情况:“避而勿疑”等。
对于“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吴起认为,先派遣勇敢的下级将领,率轻兵锐卒试击敌军,只许佯败,不能取胜,从中观察敌人的动静虚实。如敌军一举一动,指挥很有条理,向我追击时佯为不及,对我散于地上的财物假装看不见,“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是敌军之中嘈杂喧哗,军旗摇曳烦乱,士卒自由行动,手中兵器横七竖八,追时唯恐不及,见到财物唯恐抢不到,“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吴起最终指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意思是查明敌军虚实强弱,攻击它的弱点。又指出“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敌军远来尚未列好阵势;正在吃饭未有戒备;慌乱奔走;疲劳过度;所处地形不利;殆失良机;旌旗靡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半渡;险道狭路列阵数动;将帅脱离士卒;军心惶遽;等等。这些都应“选锐冲之,分兵续之”,捕捉战机,乘其隙,趋其危,迅速攻击,果敢歼敌。吴起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起进一步指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不仅可以以众击寡,以强击弱,而且可以“以一击十”、“以半击倍”,制敌于死命,夺取战争和战斗的胜利。吴起“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战略到战术,无一不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在当时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即使今天也有着启迪和普遍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