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节选)

桓公六年

季梁谏追楚师

        楚武王侵随,使远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群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率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匿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堙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桓公十一年

斗廉论战

        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
        斗廉曰:“鄙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庄公十年

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僖公五年

宫之奇谏假道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代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亡。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庞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紧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
        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

僖公二十二年

臧文仲论慎战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弗听。
        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悬诸鱼门。

子鱼论战

        冬十一月己已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旬,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 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可也”。

宣公十二年

随武子栾武子楚庄王论战

        夏六月,晋师救郑。……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
        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卷郑,民不罢劳,君无怨□。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 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 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沟》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兢惟烈。’抚弱耆昧以备烈所,可也。”
        彘子曰:“不可! 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 故曰律。 否臧, 且律竭也,盈而以竭, 夭且不整, 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师遂济。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战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 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战矣。暴而不战,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已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靠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
        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成公十六年

申叔时郤至论战

        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过申,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
        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子其勉之! 吾不复见子矣。”姚句耳先归, 子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
        五月,晋师济河。……六月,晋、楚遇于鄢陵。……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范旬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窕; 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郤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 陈不违晦; 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襄公二十七年

子罕论弭兵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而固携吾民矣! 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
        宋左师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师辞邑。
        

昭公四年

司马侯论三殆

        四年春,……楚子……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晋侯欲勿许。
        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
        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 匡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
        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 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 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 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殿是以陨,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乃许楚使。

昭公十五年

荀吴论攻鼓

        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左右徒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不为?”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完旧。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吾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
        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

昭公二十三年

沈尹戌论城郢

        楚囊瓦为令尹,城郢。
        沈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 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宁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僣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令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

哀公元年

伍员论伐越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醉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 与我同壤而世为仇。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靠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奥其为沼乎!”……
        [鉴赏]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与《公羊传》、《彀梁传》为《春秋》三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左氏传》三十卷”,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书中记述的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简明,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
        《左传》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所撰。清代经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历来争议亦颇多,本书姑依旧说。左丘明,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双目失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的贤者,或以为是孔子的弟子。
        《左传》一书内容相当丰富,它系统地记录了二百余年间春秋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重大事件,也包括当时社会的风俗礼仪、生活方式,乃至天道灾祥、鬼神占卜之事。它通过真实的、比较客观的记事,揭露和抨击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和勾心斗角;也鲜明地反映了民本思想,揭示人心向背对政治成败的重要作用。赞扬修明德政、顾惜人民的统治者,体现了作者的进步的历史观。同时,《左传》又宣扬了正统等级观念和封建伦理观念,还夹杂着不少的神道迷信成分。
        春秋时代战争极为频繁和剧烈,这在《左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左传》以记事为主,尤以善于记述战争过程和战斗场面著称,作者的军事思想,往往通过对战争的记述和描写显示出来。本书限于体例,只是选录了能自成片断的论战之言,以见一斑。
        第一、《左传》表达得最充分、最鲜明的军事思想是:政治是军事的基石,政治的好坏和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晋楚邲之战,晋国的士大夫认为楚国“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做到了“政成事时”,晋应知难而退;栾书更进一步提出楚国如何重视教育人民懂得创业艰难、守成不易,必须经常警戒祸患,因而楚军不骄不躁,戒备森严,不可轻敌。这些都是很精辟的议论。《李梁谏追楚师》篇更充分地体现了《左传》的民本思想,季梁立论的出发点是,小国抗衡大国的基本原则是“忠于民而信于神”,而且必须先民后神,因为“民,神之主也。”如何才能做到“忠于民”?回答是“上思利民,忠也。”按照这个逻辑,只有政治措施有利于民,才算是忠;只有做到了忠,才能抗衡大国。这就把人民和国家安危存亡的关系突出出来了。至于季梁论“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曹刿论战》篇中提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大大小小的案情,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尽心尽力去处理,以取信于民,都明确地把政治好坏和人心向背作为用兵的先决条件,成为历史上的名言。
        第二、《左传》对大国争霸的局面和发展形势有详尽的记述,并从中反映了作者希望通过战争来实现统一的思想。因此,他对强国的用兵和兼并,有时表示赞赏,对于战争的作用,更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子罕论弭兵》篇记叙了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戍约合晋楚等14个诸侯国盟会于宋,各国表示守约休战,晋楚平分霸权的“弭兵(弭兵,即止战)之会”后,宋国的司城子罕对“弭兵”的看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就是说:各个诸侯小国,都是晋、楚两国用兵力来威慑他们。他们害怕了才上下慈惠和睦,上下慈惠和睦了才安定各自的国家,按照常规来事奉大国。这就是小国得以保存的原因。如果没有兵威的震慑,他们就会骄纵; 一旦骄纵,就会发生祸乱;一旦发生祸乱,就必然颠覆。这就是小国导致灭亡的原因。上天生长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人民对五材是同时并用,废掉哪一种都不可能,谁能够去掉兵器和战争?军备的设置由来已久了,它是用来威慑越轨行为、宣扬文治德化的。圣人凭借它兴起,,作乱的人由于它而被废黜,一个国家或衰落或兴盛、或保存或灭亡、或昏乱或清平,都从能否正确使用兵威而来。这种强调武备威慑的观点,在当时群雄争霸的环境下是必要的,没有武备必然挨打。《随武子栾武子楚庄王论战》篇记述了晋国的随武子、栾武子和楚庄王三人对公元前597年邲(今河南蒙阳东北)之战的看法。特别是楚庄王在邲之战取胜后,提出“止戈为武”和武有七德的理论,宣传了战争的重大意义。“夫武,禁暴、严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战争,它意味着禁止暴虐、止息干戈、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抚人民、调和众国、增殖财富,这是武功的七种美德。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战争作用的高度评价。
        第三、《左传》还强调团结一致上下一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斗廉论战》篇提出,“师克在和,不在众。”《随武子栾武子楚庄王论战》篇可以清楚的看出晋军在邲之战的失败,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将帅意见分歧,指挥失调。先彀恃勇轻进而牵累晋军主力匆促渡河,予楚方以可乘之机,以至大败。
        此外,臧文仲论“无备,众不可恃。”曹刿论“一鼓作气”,宫之奇论唇亡则齿寒,沈尹戌论防御重在边境不在国都,伍子胥论“心腹之患”,各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战略和策略,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左传》一书与《国语》思想相近,有关战术原则,《国语》已有导评,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