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

文言短篇小说。选自《聊斋志异》。清蒲松龄作。关于此篇的取材来源：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吕毖辑《明朝小史》卷六：“(宣德)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江南，其价腾贵，至数十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今人马瑞芳说：“《万历野获编》所述，言简而意浅;《明小史》已有较完整的故事和深刻的意义。以一只蟋蟀导致一对夫妇双亡的故事控诉皇帝罪行，是较典型而又突出的。经过蒲松龄的妙笔改造，《促织》故事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鞭挞黑暗入木三分，愈加尖锐、深邃。与《明小史》所载相比，《促织》脱胎换骨的改造在于：其一、把以骏马易蟋蟀改为成名因为人老实，被猾胥报充里正役，为求促织，绞尽心计。幸得巫者指引，在佛殿捕得。极显来之不易。且描写委曲，引人入胜。其二、将妻子好奇‘窃视’而导致鸡啄死蟋蟀的情节(按《玄览堂丛书》本《明朝小史》所载无此情节)，改为儿子好奇地偷看，不小心弄死了促织。这样改动，更加自然合理。因为好奇乃儿童特点。儿子闯祸后投井，成名悲痛欲绝。但看看促织已失，又不复以儿子为念。这样复杂而细致的心理描写，将封建重压对人民的威胁，刻划得入木三分。其三、《促织》还增写蟋蟀斗败大公鸡的情节。既显得神奇，又富谐趣。其四、将夫妇自缢的悲剧改成浪漫主义的喜剧收场：儿子幻化成蟋蟀，在宫中屡战屡胜，甚至斗败雄鸡，应节而舞。成名一家因而致富。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小小毛虫，有如此之‘威力’，只因皇帝喜好而已。这就将皇帝的昏庸写得力透纸背。而数次斗蟋蟀的描写更具神态毕肖之妙。”(《蒲松龄评传》)考辨甚详，分析具体。关于《促织》的思想意义：清吕湛恩《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莎鸡远贡九重天，责有常供例不蠲。何物痴儿偏致富，生生死死亦堪怜。”清但明伦说：“‘不复以儿为念’，儿不如虫矣。催科征役，儿号女哭，鸡犬不安;至于茅舍无烟，向隅默对，声吞气断，不复以儿女为念，谁实使之然哉?而俨然为之父母者，方且于宴歌之暇，乘醉登堂，严限追比。小民至死将谁诉耶?甚而鬻妻卖子，以足其盈。而卓异之荐，大吏陈书;缎马之荣，九重受命。悠悠苍天，民则何辜，而忍使之至此?况乃以嬉戏微物，甚于赋役之殃民乎?幸逢盛世，凡声色狗马嬉戏之弊，取鉴前朝，即户役钱粮，亦皆斟酌尽善。有牧民之责者，上存体国之心，下尽保赤之道，太平之福，亿万斯年矣。”(《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今人薛洪绩、李伟实《元明清短篇小说选》：“它描写了为了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供奉蟋蟀，各级封建官员及其走狗借机在民间横征暴敛的情形。他们在逼得善良的劳动人民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同时，自己却大饱私囊、官运亨通。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贪暴、黑暗腐朽。据有关资料记载，促织之戏是从宋代传下来的一种宫廷和达官贵人们的玩乐，到了作者所生活的康熙年间仍在盛行。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作者标明故事发生在明宣德年间，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清代所谓康乾盛世时期。因此，作品不但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而且有较强的战斗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说：“它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人民的残酷性”，“深刻地表现了人民所遭受的从肉体到精神的迫害已经到达这样的程度：走投无路，不得不化为异物，去充当脑满肠肥的寄生者取乐消遣的玩具。”此篇通过成名一家因皇帝征收促织而造成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吏的升官发财、统治者的欢乐，都是建筑在人民极端痛苦基础之上的残酷事实。小说虽指明为“宣德间事”，实际上它对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生活的描述是具有概括意义的。但结尾写成名由于“长厚”而竟得到官府的赏赐并致富入庠，冲淡了故事的悲剧性。全篇围绕促织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条主线，写主人公成名从悲到喜、喜极生悲、悲而复喜、悲喜交替、祸福转化的过程，情节发展波澜起伏，曲折离奇，极富有吸引力。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构思新奇。成名子魂化促织一笔，辛酸沉痛，触目惊心地反映了如此可怕的社会现实：人们在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变为异类去充当精神空虚的统治者的玩物，寓意深刻，讽刺尖锐。通过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是其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