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

长篇小说。清吴敬梓作。关于作者：清顾云《伃山志》卷四：“吴征君敬梓，字敏轩，晚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也。吴故全椒望族，国初以来，科第累世弗绝。群从兄弟数十人，征君与吏部檠，尤有称于世。性闲逸自恣，既以土苴流辈矣;至所施予又多以意气出之，不择其人，家故稍稍落。乾隆间，再以‘博学鸿词’荐，有司奉所下檄，朝夕造请，坚以疾笃辞。或咎之，“曰：‘吾既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足贵耶?’卒弗就。且并脱诸生籍，去居江宁，江宁雨花台，明所建先贤祠在焉。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岁久，圯矣。征君与同志议复其旧，资弗继，则独鬻全椒老屋成之，故愈益贫困。先世门生故吏既半天下，尝所施与，亦往往致达官，顾夷然不以屑意。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作杂，人不知故向者贵公子也。冬夕，元御寒具，则自今秦淮北岸曳敝裘，翘首行吟雅步，至古冶城诸山返，以为常，谓之‘暖足’，其风趣如此。殁葬清凉山麓，或曰在凤台门。著有《诗说》七卷，文集五卷，诗集七卷。世所传《儒林外史》，亦征君著也，雕画物态，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奸无遁形。虽稗官家言，或亦通人所不废耶!”清胡止澄《安徽通志稿·列传》卷三：“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全椒人也。吴氏世望族，科第仕宦名于全椒。敬梓生颖异，读书过目辄背诵;稍长，补学官弟子员。袭父祖业有金二万余，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与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安徽巡抚赵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复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乃移居金陵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千卷，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程晋芳有族伯祖曰丽山，与有姻连，时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丽山告诸子曰：‘此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敬梓不食二日矣。然敬梓得钱则饮歌呶，未尝为来日计。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辛酉、壬戌间，晋芳延至其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而敬梓性不耐久客，不数月别去。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贴括士如仇，其尤工者尤嫉之。缘此所遇益穷。与程廷祚为至契，廷祚好治经，敬梓晚年亦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也。’乾隆甲戌与晋芳遇扬州，知晋芳亦贫，执其手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晋芳返淮浦，敬梓登舟话别，指新月曰：‘与子别，后会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构句相赠，而涩于思，当俟异日耳。’复七日而殁。先数日，裒囊中余钱，召友朋酣饮，饮既醉，乃高咏杜牧‘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欷歔泣下。敬梓既没，其同年王毂原又曾适客扬州，告转运使卢见曾，殓而归其殡江宁。享年五十有四。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士争传之，比于《石头记》、《水浒传》云。”另，清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四，清叶名沣《桥西杂记》，清杨钟羲《雪桥诗话》等，皆载有吴敬梓生平文字，或过简，或与上述传记大同小异，此不录。今人胡适著有《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二种，考辨甚详，因篇幅过长，亦不录;特提示之，供研究者参阅，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约有下列诸说：1、功名富贵说。清闲斋老人“序”说： “其书以 ‘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境。”;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总评》第一回：“‘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第二回：“‘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今人李汉秋说：“‘功名’的概念本指功绩声名、建功立名，到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科举及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富贵’的含意本广泛，但当与“功名”的后一种意义连用时，也就与科举做官结下不结之缘。所以，‘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在科举时代，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如果说金钱资本是资产阶级围绕着旋转的轴心，那么，可以说，功名富贵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烛幽索隐，显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以功名富贵为主题，既可以统帅对科场士人面目的描写，也可以统摄对斗方名士嘴脸的揭露，而不必牵强地把名士说成八股的‘副产品’，因为他们虽不以八股为敲门砖，但仍要附庸富贵，谋求‘异路功名’;这一主题既可以包容对士子灵魂的勾画，也可以概括对社会陋俗的掊击。……以功名富贵作为儒林的中心问题，这不等于说它的主题思想是批判功名富贵。如以走马灯作比，功名富贵只是旋转的轴心，全盏灯围绕这个轴心展开了一代文人生活的风俗画卷，其中有批判的画面，也有颂美的画面。它所批判的八股腐儒、无聊名士、讼棍劣绅、清客帮闲固然表现了没落地主阶级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包括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的腐朽糜烂;它所颂扬的正面人物，有的沉抑不伸，有的愤激不平，理想都归破灭，客观上仍然反映了封建政教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治。这轴画的形象总体深刻表现了封建末世上层建筑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反映在儒林中，根子却在统治者推行的反动政教里。”(《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前言》)2.反封建说。陈独秀《儒林外史·新叙》一文，在赞扬该书是“写实的”文学的同时，又以鲍廷玺与王太太的婚姻为例，说“吴敬梓极不满意于父母代定婚姻为制”;以王玉辉女儿殉夫为例，说“吴敬梓对于贞操问题，觉得是极不自然”;以倪老爹同于老者的对比为例，说“吴敬梓把‘工’比‘读’看得重。”近人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一文，也举王玉辉女儿殉夫一事，说明“‘吃人的礼教’真正是要不得的东西”;“礼教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些论述与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五四精神是一致的。3.批判科举制度说。胡适《吴敬梓传》说：“《儒林外史》这部书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部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一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4.指摘时弊、讽刺士林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谪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另，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海世界书局版《儒林外史》，编者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指出该书“十大特点”，并列于卷首，说： “是书‘婉而多讽’，又能指谪时弊，秉以公心，在一切讽刺小说中实可首屈一指的，这是特点一。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时文，不知困死了多少人!是书独能揭其隐，加以批判，这是特点二。是书在批判举业之处，又能示人一种做人的新途径，在社会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心理：虚浮的富贵不可贵，所足贵的乃为健全的人格;八股时文不足贵，所足贵的乃为真实学问，这是特点三。在封建的礼教下面，不知冤屈死了多少青年妇女!此书作于距今二百多年前，已能批判这个问题，可谓目光如炬，卓极一时!这是特点四。是书明为描写明朝时事，实则是清雍乾间的文坛写照。如果加以考证，大都实有其人，呼之欲出，别有趣味，这是特点五。是书写泰伯祠致祭一节，礼行乐备，盛极一时，弥可仰见前贤之文采风流;又写琴棋书画四士，使人知儒林之外，市井中也正多奇才，并不是专以描写社会的黑暗为能事，这是特点六。描绘时文士，直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其写一切世故人物也同此情形，这是特点七。在描写方面，以真切为尚，求其能写一人肖一人，并无过与不及的毛病，这是特点八。是书自始至终，无一淫秽语，实为我国小说中所创见，最适合青年学生阅读，这是特点九。是书有一部分材料是从其它书中摭取而来，然化腐朽为神奇，正足见文学手腕巧妙。这是特点十。”今多数研究者认为，该书通过一些既联系又相对独立性的故事，猛烈地抨击了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科举制度，深刻地揭露了虚伪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无情地暴露了官僚、地主及其帮闲者们的丑恶嘴脸。另外，作者也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如王冕、杜少卿、沈琼枝、荆元等，企图以这些理想人物，来为那些名教中的败类树立一个敦品矫俗的典范。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虽表现了作者对新思想的向往和探索，但由于时代和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人物形象还都具有不少的封建色彩，未至“一代新人”的境地。作者为了避免清廷的文字狱，把故事假托在明代，实际小说批判的对象，正是十八世纪清朝的“康乾盛世”。在艺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它杰出的讽刺艺术。作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它是空前绝后的。对待讽刺的对象，作者态度严肃，寓意深刻;字面上不加褒贬，讽刺意味通过情节发展或人物对话自然地流露出来，意在言外，含蓄而不浅露。鲁迅在论述这一特点时说，“秉持公心，指谪时弊”，“戚而能谐，婉在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不象《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所以“《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只能称作“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其次，在结构上，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故事，而由十几个故事连串组成，“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种结构，有利于在广阔的画面上。通过对各种人物和事件的描绘，多方面地揭露儒林的种种丑恶现象，全景式地描绘当时的社会状况。此书语言生动、精练、自然、质朴。尤其是人物的语言作为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作者运用得特别成功。此书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它的讽刺艺术在文学史上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如晚清的谴责小说，鲁迅的一些小说、杂文以及今人钱锺书、张天翼等人的小说，都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此书目前已有英、法、俄、越、日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英、法、美、日等国的大百科全书或事典，均对此书及其作者有概括的介绍和中肯的评论。亨利W·韦尔斯《论儒林外史》一文中将此书与外国文学名著比较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为不争之实，其风格活泼生动，刻画中国文人阶层广泛众生相，实无出其右者。全书充满浓郁之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作品相抗衡。”(王丽娜《〈儒林外史〉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