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经典阐释学,即注经之学,是中国自西汉至清代的最高学问。古人将学科门类一分为四,即所谓“经史子集”,经学居于首位。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经学却很难找到归属,因为它既不是文学、史学、哲学,也不是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或其它什么学,但又包括了所有这些学。实际上,它非常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经学产生于何时,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创自孔子,根据是孔子删定古代典籍为 “六经”,并以此教授弟子,形成了以 “传经” 的方式来“传道” 的儒家学风,此即为 “经学开辟时代”; 另一说是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设立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于是阐释儒教经典遂成为专门之学。其实,不管“六经” 是否出于孔子之手,他既然以其教授弟子,就总要作出一番阐释,这就是注经。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 ‘六艺’ 者折衷于夫子。”就是以孔子为注经始祖的。不过,孔子所开创的 “传经” 或“注经” 之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只是一家私学,而非官学,直到汉武帝时,注经之学才正式成为官方神学,升级为最高的学问。经学作为阐释儒教教义的官方神学,在由汉至清的两千多年中,也经历了一系列发展演变,以适应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简单地说,两汉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魏晋南北朝有 “南学” 与 “北学”,唐代有融 “南学” 与 “北学” 于一炉的义疏之学,宋代则有理学化的经学,并在元明清三代成为钦定的正统之学。清乾嘉时代,经学家继承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将其考据训诂的看家本领发展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方法,并运用到其它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形成了超出经学范围而且影响深远的 “乾嘉学派”。尽管如此,在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有两条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第一是唯经,儒教经典是历圣相传的道统之所在,所以一切典章制度,甚至变法维新,都要从经典里找到根据; 第二是唯上,儒教经典的阐释,主要是提供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所以国家 (在古代,“朕即国家”) 政治的需要就是第一要义,而历朝统治者也是根据这一标准来选取最佳阐释并钦定为官方神学的。经学的这种特点,也就决定了儒教在古代中国的命运,一方面是民族命脉之所寄,另一方面则是寄生于君主政治的御用学问。然而,在古代中国,经学绝不是一门死学问,它曾经吸引过无数最有才气、最有思想的中国人呕心沥血,乐此不疲,而且,许多富有创见甚至革命性的思想,都是借助阐释经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近代康有为变法图强的理论。所谓经学,实际上就是中国两千年来 “建国君民” 的基本法,所以,即使是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不能重演秦始皇“焚书坑儒” 的悲剧,将经学打入十八层地狱。事实上,一部经学史,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就是华夏民族 “以不变应万变”的兴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