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以“无”为本的思想和出世、禁欲的思想与佛家有相似之处。但从文化的亲和性而言,儒、释、道三家中,似乎儒与道的关系显得较为密切。在争夺统治地位的思想斗争中,道与佛争,儒与佛争,而儒、道之间却未发生大的思想冲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儒家与道家同生于中土,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因而儒、道之间互相渗透与融通较之儒、佛之间要简单、直接得多。而儒学与佛学之间不仅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就连语言、思维的习惯也不一样。佛经传入中国,虽经翻译,却有很长时间的理解、改造和转化过程,才能为儒学所吸收。儒家对于道家的名词概念,则耳熟能详,拿过来就用,几乎不分彼此,好像是一份共有的财产。
        道家最重要的范畴是“道”,儒学从中资益最大。传统儒学也一直使用“道”字,但却没有明确的本体论意义。虽然《易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话,但也只停留在一种素朴的认识上,并没有因此而发挥出一套本体论思想,况且已有学者指出,这一思想也是受了道家的影响。
        本体之“道”
        道家对于本体之“道”极尽注想描摹之能事,如: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分寥分,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坼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足于一握,约而能张,出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淮南子·原道训》)
        道家之“道”广大微妙,出乎天地,超乎万物,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理学家关于道体的认识,不能不借助道家的启发。但道家之“道”偏重虚玄,不切于人伦日用,因而儒家的仁义礼智的道理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论环节还不能直接挂搭在道家的虚玄之“道”上。
        “道”与“理”
        魏晋玄学有自然与名教之辨,儒家思想与老庄思想开始接合,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被看作“天理自然”。在此一时期,关于道、理、性范畴的对举、互训与相通,实际为宋明理学的范畴体系奠定了基础。王葆玹著《正始玄学》对此有专门研究。他讨论“道”与“理”关系的变化时指出,在先秦两汉哲学中,“理”范畴的地位较“道”范畴低得多。“至汉末魏初,道、理悬殊的情况始有改变。如高诱注《淮南子·本经训》‘理’字云: ‘道也。’又注《吕氏春秋·察传》‘理,道理也’。赵岐《孟子·告子注》云‘理者,得道之理’。张揖《广雅释诂》云:‘理,道也。’诸说或认为道、理相同,或认为道、理相通。”(《正始玄学》第281页)在讨论性、理关系的变化时王葆玹又指出:“在先秦、两汉学术思想中,理的重要性非但不如道,而且不如性,……性可包括五常,依次为仁义礼智信,理却只能包括义、礼两者,这一情况的改变约在东汉后期,当时郑玄《礼记·乐记注》云: ‘理犹性也。’是直接以性释理。……至曹魏时期王肃注经,仍以‘天性’释‘天理’,由于性、理可以互训,故在汉末魏晋期间合为一词。”(同上,第282页)王葆玹的考证极有价值,由于道、理、性可以互训,而性在思孟派儒者看来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之性因而上升为本体,道、理也由虚变实了。但是,尚须指出,玄学家与理学家的理论兴趣大不相同,玄学家的兴趣在于“玄”字上,并不像理学家那样醉心于将儒家伦理提升为本体,我们除了在道、理、性的互训上看到理学对玄学的承袭外,还不能从玄学中看到理学的影像。相反,我们却从佛家的典籍中经常看到它,这说明理学对于佛学的吸收、利用远较道家、玄学为多。
        “无欲”
        道家讲“无欲”,老子说:“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说:“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篇》)无欲思想与佛教的禁欲主张相通,而理学家接过并加以利用。
        另外,道家重练气养生之功,诸如静坐、调息、闭关等名目都是道家的工夫,不见于儒家典籍,但这些工夫却为一些理学家所讲求,与佛家之禅定工夫参合为用。
        以上是理学承袭道家、玄学、道教之大端,兹不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