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所述,理学的形成,合乎中国思想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它是儒、释、道各自发展并相互摩荡、融会的产物。但这种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性并非概念自身的演绎,而是通过社会政治、文化的种种因素的矛盾运动来开辟道路的,此种矛盾运动的展开也自有其合逻辑的原因。
        北宋兴文抑武的政治方略
        五代之际,武臣司政,篡弑屡起,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赵匡胤掌后周军政大权,以辅幼主。公元960年,在率军抗御契丹与北汉联军时,陈桥兵变,赵匡胤被诸将“黄袍加身”,拥立为天子,于是回师京都,迫使幼主“禅让”,建立北宋王朝。史称太祖。
        宋太祖虑诸将故伎重演,于是宴请诸大将,杯酒释兵权。以后太祖即图修文治,重用儒臣,以为“宰相须用读书人”,令选儒臣能干事者分治大藩,以代替五代方镇。太宗即位,仍以兴文教、抑武事为国策,选用儒臣统兵,诏建崇文院,收藏天下图书。后继君主鉴于五代篡弑之风及本朝开国的历史,内心都有这样的盘算:武事兴则须任武将,武将握有重兵,就能危及社稷安全。而儒者讲求礼义名节,尤重君臣大义,所以应该受到重用。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根据历史经验,总结了儒家礼义与治乱的关系,然后说:“……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五年,败亡相属,生民涂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继于圣志,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于是翦削藩镇,齐以法度,择文吏为之佐,以夺其杀生之柄,……然后天子诸侯之分明而悖乱之原塞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太祖、太宗皆出身于行伍,谙熟军旅之事,在四方征讨统一中国过程中,始终亲自统兵,掌握兵权。宋真宗效法太祖、太宗,亲自统兵征讨契丹,但真宗不娴军旅之事,结果被围困于澶渊。景德二年,被迫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约为兄弟,岁输金帛。仁宗庆历年间,元昊背叛,宋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韩、范等极力经营,武备渐修。后宋王朝仍屈意忍耻,复与之和,并册封元昊为西夏国主,每岁纳款于西夏。宋王朝“岁损百万之财分遗二敌”,从此成为一个屈辱苟安的王朝,至使民力凋敝,仓库虚竭,财用不足,公私窘迫,一逢水旱天灾,便饿殍满野。而宋朝廷“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堕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面对强敌,宋朝廷不思发愤图强,改变现状,反而对边帅疑心重重,动辄相牵制,唯恐边帅拥兵自重。王安石熙宁变法,试图转变这种局面,但他的努力最后也归于失败,直到最后北宋亡于金国。然而,用大量金帛所换来的百年安定,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却有较长足的发展,在思想学术领域内,这便是庆历以后的义理之学的兴起。
        “三教并用,尤重儒学”的文化政策
        宋朝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思想意识形态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因而充分利用儒、释、道裨补政教的社会功能。
        宋太宗重视佛教,即位第五年,即召见北天竺僧人天息灾等令阅乾德(963—967)以来西域所献梵经,天息灾等皆晓华语,太宗有意于译经,因命就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三年后,太宗“以新译经五卷示宰相,因谓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者,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他清楚地表明,是利用佛教裨助政治,而不是溺于释氏之说。
        宋真宗也尊重佛教,他于咸平二年(999)亲撰《崇释氏论》,以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言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同上,卷四五)。
        宋朝统治者也不废道教,太宗时,召华山道士陈抟,礼敬有加,“赐抟号希夷,令有司增葺所止台观”(同上,卷二五)。宋太宗曾“诏封太平宫神为翊圣将军”(同上,卷二二)。宋仁宗曾“加号上仙隐影唐将军曰‘道化真君’,上灵飞形葛将军曰‘护正真君’,直使飞真周将军曰‘定志真君’。……于在京宫观营建殿宇。先是,上不豫,梦三神人自言其姓号,若在左右翊卫之,既��而疾稍平……特表异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这些统治者总担心有人加害,想象有神人“诩卫”自己,同时通过营建殿宇,塑造金身加以宣传,其目的是为了保住其“真龙天子”的宝座,防止权臣觊觎。
        然而宋朝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儒学,因为儒学是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理论,儒生是官吏的后备军,将直接赞襄、参予国家的管理和统治,所以建国之初,太祖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并嘉奖儒者讲学。太宗即位,明确:“进士先须通经,遵周孔之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并以孔子四十五世孙孔延世袭封文宣公。真宗时,河阴节度判官张知白上疏说: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夫师异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此仲舒讥汉之失,引春秋大一统之说,言诸经统于天子,不得自专,亦犹百家之说,不得与圣教并进,惧于乱皇王之大道也。”(同上书,卷五三)
        张知白提出不可三教并进,必须使儒家超出百家之上,并统驭百家之言。宋真宗嘉纳了张知白的意见。景德四年(1007)真宗指示:“朕以为六经之旨,圣人用心同,与子史异矣,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王旦回答说:“臣等第奉清问,语及儒教,未尝不以六经为首,迩来文风丕变,实由陛下化之。”(同上书,卷六五)王旦的回答未始没有恭维之意,但从宋真宗开始,儒家六经显然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并通过科举考试的办法在士子中形成研习风气。
        宋真宗继咸平二年(998)撰《崇释氏论》后,又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撰《崇儒术论》指出: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寝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同上书,卷七七)
        宋真宗实行“三教并用,尤重儒学”的文化政策是有利于学术事业发展的。仁宗庆历以后出现的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如范仲淹、孙复、胡瑗、欧阳修等,其端绪大都在真宗朝,他们或是尔后古文运动的中坚,或是理学的前驱人物。
        韩愈古文运动的影响
        六朝以降,学士文人盛行骈体文,文风浮靡,虽经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提倡古文,加以反对,但场屋仍以骈体四六文考试士子。宋初又有杨亿、刘筠“西昆诗文体”,士子争相仿效。正如欧阳修所指出:“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记旧本韩文后》)其时有文行超卓的大臣如范仲淹提出转变文风,他在天圣三年(1025 )《奏上时务书》中提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宋仁宗于天圣七年(1029)下诏说: “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应有裨于国教,期增阐于儒风。”(《宋会要辑稿》)欧阳修、尹洙等与当时改革文风的要求相适应,高扬韩愈古文运动的旗帜。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更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排斥“一切险怪奇涩之文”,场屋之习,从此遂变。其后吴充(1021—1080)作《欧阳公行状》说:“及景祐(1034—1037)中,与尹师鲁偕为古学,已而有诏,戒天下学者为文使近古,学者尽为古文,独公古文既行,世以为模范。”(《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一)
        古文不受声律骈偶要求的限制,便于阐述义理,因此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文章体裁的改革,也关系着文章思想内容的充实。事实上,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是与倡尊儒家道统、排斥佛老思想密切联系的。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北宋时期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在这方面,除欧阳修等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石介。石介是反对西昆派的猛将,他作《怪说》一文,将佛老之学,杨、刘文体皆作为“怪说”加以排摈,他说:“尧舜禹汤文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指出西昆诗文体“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元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意,离析圣人之言,蠹伤圣人之道”。学者对于欧阳修、石介等人破佛老之说和杨刘文体的功劳评价很高。如《吕氏家塾记》说:“天圣(1023—1031)以来,穆伯长(穆修979—1032)、尹师鲁(尹诛1001—1046)、苏子美(苏舜钦1008—1048)、欧阳永叔始创为古文,以变西昆体,学者翕然从之。其有为杨、刘体者,守道(石介)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北宋时期学者辟佛,已不赞同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简单方式。他们已经认识到,简单辟佛、灭佛,辟而愈坚,灭而复起,因而他们强调先立后破,修其本以胜之,如欧阳修《本论》所说:“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效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他们主张以孔孟儒家礼义为本,使人人有所守,用以抵制佛老的影响。这种辟佛方法启示了后来张载、二程等理学家“道德性命之学”的契机。
        宋初学术发展是与文风转变密切相关的,朱熹曾经谈到理学的产生与文风转变的联系。郑子上曾问朱熹:“风俗滚来滚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来,便理会发明得圣贤道理?”朱熹回答:“周子、二程说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诸公挪攒将来,当杨、刘时,只是理会文字,到范文正、孙明复、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诸人,渐渐刊落枝叶,务去理会政事,思学问见于用处。及胡安定处,又教人作‘治事斋’,理会政事,渐渐挪得近里,所以周、程发明道理出来,非一人之力也。”(《朱子语类》卷一二○)
        据上所论,我们可以把宋初学术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天圣至景祐年间(1023—1037)大约十几年,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此一运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熙宁时期;第二阶段,庆历时期(1041—1049)以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为代表的义理之学,亦即理学的前驱人物;第三阶段,熙宁时期(1068—1077),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下诏“罢黜声律,俾王安石训释经旨。颁之,天下既知经术矣”(《选举志》卷一)。直到这时,学者才完全摒弃骈偶余习,而以经术相尚。在学术上,这一时期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及初具规模的周、张、二程的理学。
        古文运动对于宋初义理之学的兴起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情形也许可以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启迪新思潮的作用相比拟。我们在探讨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时,不能忽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