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子未学礼乎?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鉴赏】 就男子与女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而言，男子往往会承载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期望，从古至今，人们也一直比较关注男性在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品格塑造方面的问题。人们常常用男子汉、大丈夫一类的词来褒扬男子，那么，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具备哪些能力和素养?是应该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那些具有雄才大略、建立丰功伟绩的人是真正的“男子汉”，还是应该从道德的层面理解，认为那些具备崇高品德、拥有坚定心志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孟子与纵横家景春的这段对话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从两人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景春是从功利的角度来定位“大丈夫”的，他认为真正的男人应该要像公孙衍、张仪这些纵横家一样，叱咤风云，威震一时。公孙衍曾佩带五国相印，风光一时，而张仪提倡连横，终助秦王一统天下。在历史舞台上，这些纵横家们曾经都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在当时的社会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上刻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景春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各种光环和荣耀，因此也去学习纵横之术，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可事实上，这些人的品行历来为士大夫们所怀疑和诟病，认为他们言而无信，没有自己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道德底线。孟子就打心底里轻视公孙衍和张仪这些人，认为他们只知道一味顺从和迎合君主的喜好，左右周旋，就像妇女顺从自己丈夫一样，以顺从为最大的原则，没有人格和操守可言，属于仆妾之臣。孟子一向重视德行、仁义，要求内修圣王之道，外行圣王之事，不言私利，私誉，所以他不赞同景春的观点。他在讥讽张仪之徒后，从正面赋予了“大丈夫”崇高的品质和社会使命意识。“居天下之广居”就是有仁德，“立天下之正位”就是有礼节，“行天下之大道”就是有义行。“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就是他高调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即穷达有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应持有的为人原则。其中，“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三句，讲的是人世前的修身;“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两句，讲的是入世时的人生际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句，讲的是入世后的处事原则。三者前后一贯，内外相连，修身养气是基础，行为处事是表现，既有个人德行的要求，也有社会责任的担当，它们共同构成了大丈夫精神培养的整个过程。在孟子看来，只有做到了以上几个方面，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丈夫。

每个时代的大丈夫精神可能会因时代要求的不同，其内涵也各有侧重。唐代的大丈夫精神可能侧重于建功立业，元朝的大丈夫精神可能侧重于民族气节，今天的大丈夫精神可能侧重于社会责任与魄力。但无论如何演变，大丈夫精神中的德行要求和社会责任感，却一直是这一精神的内核，也是它历来为人所称颂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