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

【鉴赏】 孟子与公都子的对话涉及当时对人性善恶的几种看法，是孟子提出性善观点的大背景。对人性本质的规定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并没有对人性的本质作出细致的判断。之后孔子后学作的《性自命出》继承其观点：“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之然也。”持论与孔子一致。但孔孟之间的哲人们，在“生之谓性”(《告子上》)这一传统观念基础上，对何为“性”已有了较多的讨论，对性的本质形成了三种较为流行的看法。从孟子与告子的辩论中可知这三种观点是：“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

第一种看法“性无善无不善”，是指人性本身没有善与不善的区分，也无善与不善的表现，善是一种价值判断，完全是后人的一种主观评价。

第二种看法“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说人性没有先天固定的发展趋势，没有潜伏着善或者不善的端绪，就如同一张白纸，后人给它涂上什么颜色，它就变为那种颜色。所以说“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这种看法判断人性善与不善是依据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它认为有文王、武王这样的圣君兴起，则老百姓就趋于好善，其人性也就表现为善;有幽王、厉王这样的暴君兴起，则老百姓就趋于好恶，其人性也就表现为不善。此说特别重视后天环境的影响，可算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后来荀子可能受此影响，他认为恶是人的天性，而善是后天的人为的结果，是通过礼义法制的教化与强制实现的，因而也特别重视后天的学习、教育。这个说法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怎么解释在文武之时还有不善行为，在幽厉之时也有善的行为;二是文武与幽厉本身的善与不善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这种说法只是根据事实而做出的表象判断，没有深入到人性的本质。

第三种看法是“有性善，有性不善”，是说人性先天地有两种发展趋势，潜伏着善或者不善的端绪。至于人性是否表现出善或者不善，则似乎是偶然的，没有规律可循，所以说“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种看法也是根据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而作出判断的，它以为有尧这样的明君，但也出现了象这样的为恶之臣;有瞽瞍这样的恶父，却又有舜这样的至善儿子;有纣这样恶的侄儿君王，却出现了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仁人。此说似乎是为了解决第二种说法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它是一种二元判断，也是一种表象断定，它不能解释性何以会表现出善或者不善。

在此基础上，孟子发展出性善说的一元论，而荀子则发展出性恶论。孟子认为，从人性的本质来说是善的，不善的表现并非“才”的问题，才即指人性的本质，是因为人在后天不思、不扩张、不养造成的。孟子还为善性设定了本质的依据，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后人称之为四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是人先天固有的。这样，他的性善说就成了本质的判断而解决了前三种说法在理论上的不足。而且从四心说到性善说，到仁义礼智的德行修养，再到他的仁政说、王道观、法先王等主张，孟子建立起了一个前后连贯、互为支撑的理论、实践体系。这就是孟子对孔子学说的最大贡献，也是他在后世越来越受重视而最终与孔子并称“孔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