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

【鉴赏】 孟子认为君子有恒定的三种乐趣：父母健在，兄弟平安，这是第一种乐趣;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这是第二种乐趣;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进行教育，这是第三种乐趣。君子有三种乐趣，但并不包括实现以德服天下这一常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君子，在《孟子》中是指在位之人或有德之人。如《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之“君子”是指在位者，《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君子”则指有德之人。总的来说，“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正如孟子所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就是说，君子和常人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道德良知存放在自己心里，时刻不忘。孟子这里说的君子，侧重于伦理道德;他所说的三种乐趣，是三个渐进层面的乐趣，侧重在德行而非政治。

孟子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作为第一种乐趣。希望父母健在，这是孝，希望兄弟平安，这是悌，君子的第一种乐趣实际上与传统的孝悌观一致。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核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孔子认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扩展开去，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就是说，孝悌不仅是做人的基础，也是行为处事合乎规范的前提。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看法，他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把孝悌看成“尧舜之道”的核心，而尧舜之道在孟子看来，莫外乎仁义礼智等伦理德行以及仁政王道。孟子把他的性善说以及随之而起的仁政主张，都建立在人先天具有的“不忍人之心”上，而“不忍人之心”就其本质而言，与孝悌是相同的。因为只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才可能扩展开去爱别人。换个角度说，孝悌也是孟子学说的基础。因此孟子才会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作为第一个层面的乐趣。

孟子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为第二种乐趣。这主要是就人的行为而言的，为人处世合乎道义，对得起天地良心，从而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就是说，人天生就具备了各种道德本性，只要反躬自问，自己是忠诚踏实的，就能获得最大的快乐。无愧于天地良心的判断，则需要个人的扪心自问，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反身”。因为孟子认为人固有仁义礼智四端，要实现这些良知良能，一方面要扩充，另一方面就是要“思”：“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同上)“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同上)孟子认为人只要时时反思，充分扩充自己固有的四端，就可保有“本心”(同上)。保有“本心”，修身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从政则可以行仁政，修德养民。所以，言行举止能合乎自己的良心本性要求，做到问心无愧，既是德行修养的方法过程和美好结果，也是个人实现理想人格的必经阶段。故孟子把它作为第二个层面的乐趣。

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第三种乐趣。当一个人内能孝外能悌，能扩充自己先天固有德行，做到一切行为合乎道德的要求，无愧于天地良心的时候，他已成为了君子，是得道之人了。得道之人完成了个体人格的完满自足，但这还不是儒家成人成德的最高目标。只有把个体的得道扩展为整个群体的道德提升，进而实现孟子所宣称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时，君子才实现了成德的最高目标，进入圣的境界。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兼善”除了在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应该是良知良能的扩充和德行的提升。而要实现这一最高理想，离不开教育。当然，君子不可能面对天下所有百姓传道授业，可行的方法便是得到天下英才，启发他们的心智，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传授他们知识，进而通过他们把道遍传天下，为社会所用，泽惠百姓。所以孟子把这作为第三个层面的乐趣。

孟子不把“王天下”作为人生三乐之一。这是因为以德服天下只是看重君子个人单向的德行影响力，而忽视了君子化育天下的责任，忽视了君子之为君子的本性。所以孟子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上》)就是说，君子真正的快乐不是拥有广阔的疆土和众多的百姓，也不是居天下中央，安定天下百姓，而是实现自己的本性——扩充不忍人之心，使仁义礼智各种德行完满自足，最终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