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节选自《史记·货殖列传》。《论语·先进篇》曰:“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货殖”一词便源于此,意为靠贸易以生财求利。本文主要论述货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穀、、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盪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译文
        《老子》说:“国家治理得非常好,就是邻近的国家互相看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见,人民各自以自己的食物为甘美,各自以自己的服装为美丽,各自安于自己的习俗,各自喜爱自己的行业,如此到老死,也不相往来。”如果一定要按这种办法来治理国家,就会堵塞百姓的耳目,那就几乎没法行得通了。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诗经》、《尚书》上面则说自虞、夏以来,人们的耳目却想尽量满足对于音乐和美色的喜好,口腹都想尽量享受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逸乐,而心里则夸耀权势和才能的虚荣,这种习俗浸渍民心已经很久了。即或是用老子微妙的言论挨家挨户去劝说,也终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照原样去发展,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制定规章。让他们规规矩矩地遵守;最下策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䦷树、野麻、旄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音乐和美女;长江以南出产楠木、梓木、姜、桂、金、锡、铅矿石、朱砂、犀牛、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多产马、牛、羊、毡裘、筋角;山上出产铜、铁,产地往往不出千里,有如棋子那样密布:这是各地产品的大致分布情况。这些都是中原人民所喜好的,日常生活中穿着、饮食、奉生、送死所必要的物品。因此要依靠农民(种地)才能有吃的,依靠手工工匠才能(制成)成品,依靠商贾才能有货物流通。这难道有政治教令征发人民使他们约期集会吗?人们各自从事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各自尽自己能尽之力,以此获取自己所想得到的东西。所以,此处物贱,就找贵的地方去卖;此处物贵,就找贱的地方去买。各行各业的人都努力干好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和行业,这样就象水往低处流、日夜无休止一样。人们不用谁来召集,自己就会聚在一起,不用谁下令百姓就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道理,而且是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周书》说:“农夫不耕作就缺乏食物,工匠不做工就缺乏百事,商人不经商就缺乏食物、百事和财钱,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缺乏财物。”财钱缺乏就不能开发山泽资源了。这四样,都是百姓衣食的本源。本源大就富饶,本源小就会贫乏。对上来说国家富足,对下来说自家富足。贫富全凭自己,没有人抢夺也没有人施与,但机巧的人就有富余,笨拙的人就有所不足。所以姜尚封于营丘,封在不适于耕种的盐碱地,百姓较少,于是姜尚鼓励那里的人从事手工纺织一类的活儿,人们做得极其精巧,又发展鱼盐贸易,不久四方的人和物都归附于他,大家带着包,赶着车来贩运东西。所以齐国领导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诸侯国都整理衣袖,前来朝拜。后来齐国中衰,管仲重整姜尚的政策,设立掌管钱币的官府,于是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而管仲曾筑三归台,位居“陪臣”,却比诸侯之君还富足,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时期。
        所以管子说:“粮库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富足了百姓才懂得荣辱。”礼节生于富有而废于贫穷。因此君子富足,就能施行他的德性;小人富足,就能适当地用自己的劳力。水深则鱼儿在那里生长,山林深则野兽到那里去,人富足了仁义才会依附于他身上。有钱的人得势就越发显贵,失势时连作客都无处可去,因势而不快乐的情形,在夷狄则更为厉害。俗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街市。”这不是一句空话呀。所以说:“天下热热闹闹,都是为利而来;天下纷纷乱乱,都是为利而往。”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家之君,尚且还担心贫穷,何况是普通平民,编入户册的百姓呢?
        赏读
        本文论述了为积累财富而努力发展生产和贸易,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巩固国家统治的作用,并指出不断发展生产和贸易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司马迁很早就注意到社会的经济生活,认识到发展生产和积累财富的重要意义,这是很可贵的,值得充分肯定。不过,文中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是依照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标准来划分的,“人富而仁义附”的观点,过分强调了财富对人的品德形成的作用,而忽视了思想教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