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
题解
《论贵粟疏》是写给皇帝的奏疏。“贵”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二是在实际生活中应提高其地位。“粟”本是粮食的一种,这里泛指粮食。“疏”是臣下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挨饿受冻,并不是他能种出粮食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给老百姓穿,而是他有能替老百姓开辟财源的办法。所以尧、禹的时侯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可是国家没有被遗弃和因为饥饿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候,加上没有几年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禹、汤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土地还有利用的潜力,老百姓中还有未被开发出来的劳动力,可以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出来,山湖水泽的资源没有完全利用起来,社会上还有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人民还没有全部去从事耕种。
老百姓生活贫困,就会出现作坏事的。他们生活贫困是由于口粮不够,口粮不够是由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便不会在农村安家。不在农村安家,便会轻易离开家乡。老百姓像鸟兽一样四处谋生,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一定是轻暖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不一定是美好的食物才吃。人在饥寒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添做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弄不到吃的,身子冷弄不到衣服穿,就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用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老百姓的去留,在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朝低处流一样,东南西北,不选择方向。珠宝、玉石、金银,饿了是不能吃的,冷了是不能当衣穿的,但是很多人都把它看得珍贵,这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财物,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走遍全国也不担心受冻挨饿。这样便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使老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家乡,使盗贼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可以很轻便地带着生活费用。粟米布帛出产在地里,在一定的时候生长,积聚在一起,要依靠人力,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这些几石重的东西,一般人拿不动,不是坏人所贪图的,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把金玉看得很贱。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他家服役的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收的粮食不会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砍柴禾,修建官府的建筑物,服劳役;做这些事春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又有个人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小孩等等费用都出在里面。像这样辛勤劳苦,还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残酷的压榨,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命令,晚上就更改。在准备纳税时,手头有粮的,就把粮半价卖出去,手头没有钱粮的只能出加倍的利息向人借钱完税。于是产生了靠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可是大商人却屯积货物,追求加倍的利润,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他们控制着稀有的货物和余财,天天在都市里走来走去,乘着政府急需的机会,加倍提高物价。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总是华美的锦绣,吃的总是精美的食物,没有经历过农民种田的痛苦,却占有地里出的农产品。凭着财物很多,他们交接王侯,势力比官僚还大,相互争夺利益;还到处游玩,途中彼此能望见对方的帽子和车盖,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上拖着丝织的长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现在法律上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法律上尊重农民,可是农民已经处于贫困、卑贱的境地了。所以一般人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商人;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喜欢和讨厌的态度相互抵触,这样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健全,是不能实现的。
现在的事情,没有什么事能比使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要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就要在老百姓当中,采取把粮食作为奖赏和惩罚的手段。现在需要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献给政府,使献粮的人能得到爵位,可以免去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分散了。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家有余粮的。从有余粮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政府需用的物资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田赋少了,三是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法令规定:老百姓有出一匹拉战车的马的,可以免除三人服兵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所以给献它的人免除兵役。神农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百步宽的注满沸水的护城河,以及百万武装部队,可是没有粮食,还是不能守住。”从这看得出来,粮食,是对于君王大有用途的东西,重视粮食是政事中带根本性的大事。教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不过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劳役罢了。这出粮食的和出战马相比,功用就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专有的东西,皇帝一开口,就可以没有穷尽地授给人爵位。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出生地里也没有穷尽。而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刑,是人们十分向往的事。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用这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防地区的粮食就一定会多起来。
赏读
晁错的政论文章深为鲁迅所赞誉。鲁迅把晁错和贾谊的文章称为“西汉鸿文”。可惜晁错文多已散失,留存下来的如本文及《守边劝农疏》等文章,确实是逻辑严密,结构整饬,雄厚而有生气的“鸿文”;且又是为解决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政治论见。因此,对后世政论文章的写作影响至为深远。晁错在这篇文章中对商人们的巧取豪夺以及他们奢侈的生活,作了严厉的批判;而对穷苦的农民则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同情。贫富悬殊,事实上的强烈对比,使得文章的观点极为鲜明;而语言上的气势,更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量。作者在文中提出的重视粮食储备、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和政治眼光的。不过,晁错所建议的“入粟拜爵”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挖掉贫富悬殊的阶级根源,反倒给后世纳粟买官开了个不好的“头”。这大概是晁错始料所未及的。
在写作上,文章以历史事实、当前的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体的分析,观点明确,论据翔实,说理透彻,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贵粟疏》是写给皇帝的奏疏。“贵”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二是在实际生活中应提高其地位。“粟”本是粮食的一种,这里泛指粮食。“疏”是臣下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挨饿受冻,并不是他能种出粮食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给老百姓穿,而是他有能替老百姓开辟财源的办法。所以尧、禹的时侯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可是国家没有被遗弃和因为饥饿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候,加上没有几年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禹、汤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土地还有利用的潜力,老百姓中还有未被开发出来的劳动力,可以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出来,山湖水泽的资源没有完全利用起来,社会上还有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人民还没有全部去从事耕种。
老百姓生活贫困,就会出现作坏事的。他们生活贫困是由于口粮不够,口粮不够是由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便不会在农村安家。不在农村安家,便会轻易离开家乡。老百姓像鸟兽一样四处谋生,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一定是轻暖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不一定是美好的食物才吃。人在饥寒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添做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弄不到吃的,身子冷弄不到衣服穿,就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用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老百姓的去留,在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朝低处流一样,东南西北,不选择方向。珠宝、玉石、金银,饿了是不能吃的,冷了是不能当衣穿的,但是很多人都把它看得珍贵,这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财物,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走遍全国也不担心受冻挨饿。这样便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使老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家乡,使盗贼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可以很轻便地带着生活费用。粟米布帛出产在地里,在一定的时候生长,积聚在一起,要依靠人力,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这些几石重的东西,一般人拿不动,不是坏人所贪图的,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把金玉看得很贱。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他家服役的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收的粮食不会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砍柴禾,修建官府的建筑物,服劳役;做这些事春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又有个人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小孩等等费用都出在里面。像这样辛勤劳苦,还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残酷的压榨,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命令,晚上就更改。在准备纳税时,手头有粮的,就把粮半价卖出去,手头没有钱粮的只能出加倍的利息向人借钱完税。于是产生了靠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可是大商人却屯积货物,追求加倍的利润,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他们控制着稀有的货物和余财,天天在都市里走来走去,乘着政府急需的机会,加倍提高物价。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总是华美的锦绣,吃的总是精美的食物,没有经历过农民种田的痛苦,却占有地里出的农产品。凭着财物很多,他们交接王侯,势力比官僚还大,相互争夺利益;还到处游玩,途中彼此能望见对方的帽子和车盖,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上拖着丝织的长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现在法律上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法律上尊重农民,可是农民已经处于贫困、卑贱的境地了。所以一般人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商人;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喜欢和讨厌的态度相互抵触,这样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健全,是不能实现的。
现在的事情,没有什么事能比使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要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就要在老百姓当中,采取把粮食作为奖赏和惩罚的手段。现在需要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献给政府,使献粮的人能得到爵位,可以免去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分散了。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家有余粮的。从有余粮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政府需用的物资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田赋少了,三是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法令规定:老百姓有出一匹拉战车的马的,可以免除三人服兵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所以给献它的人免除兵役。神农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百步宽的注满沸水的护城河,以及百万武装部队,可是没有粮食,还是不能守住。”从这看得出来,粮食,是对于君王大有用途的东西,重视粮食是政事中带根本性的大事。教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不过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劳役罢了。这出粮食的和出战马相比,功用就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专有的东西,皇帝一开口,就可以没有穷尽地授给人爵位。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出生地里也没有穷尽。而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刑,是人们十分向往的事。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用这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防地区的粮食就一定会多起来。
赏读
晁错的政论文章深为鲁迅所赞誉。鲁迅把晁错和贾谊的文章称为“西汉鸿文”。可惜晁错文多已散失,留存下来的如本文及《守边劝农疏》等文章,确实是逻辑严密,结构整饬,雄厚而有生气的“鸿文”;且又是为解决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政治论见。因此,对后世政论文章的写作影响至为深远。晁错在这篇文章中对商人们的巧取豪夺以及他们奢侈的生活,作了严厉的批判;而对穷苦的农民则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同情。贫富悬殊,事实上的强烈对比,使得文章的观点极为鲜明;而语言上的气势,更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量。作者在文中提出的重视粮食储备、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和政治眼光的。不过,晁错所建议的“入粟拜爵”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挖掉贫富悬殊的阶级根源,反倒给后世纳粟买官开了个不好的“头”。这大概是晁错始料所未及的。
在写作上,文章以历史事实、当前的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体的分析,观点明确,论据翔实,说理透彻,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