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司马相如的文赋大都描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极尽铺张之能事,于篇末则寄寓讽谏。
        檄是古代用作征召、晓谕、申讨之用的官方文书。据《汉书》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征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首领),巴蜀人大为惊恐。武帝闻之,乃遗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人以非上之意也。
        

　　
        原文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桑颡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堕怠,延颈举踵,喁喁然旨向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处列东第,终则遣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方令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无忽!
        　　译文
        浦阳的郑仲辨,他的身体丰满,脸色红润,力气充足,从未有过疾病。忽然有一天,左手的大拇指上长了一个小疙瘩,鼓起来,像小米粒那样大小。他对此很怀疑,便让人们看,人们大笑不止,认为不值得忧虑。过了三天,手上的疙瘩大得像铜钱一样,他的忧虑更加深了,又让人们看,仍像前次那样笑他,认为不要紧。又过了三天,拇指上的疙瘩大得满四寸了,靠近拇指的几个指头都针扎般的疼痛,而且连四肢躯体心脏、脊椎都有了毛病,浑身感到不舒服,此时他才感到更加害怕,并去找了医生,医生看后,惊奇地说道:“这是一种奇特的病,虽然病在手指上,其实是全身的疾病,不赶快治疗,很容易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它刚发生时,一天就能治好;发病的三天之内,要十多天才能治好,现在疾病已发展得很严重了,已是非用三个月的时间不能治好的了。刚好病时,用‘艾’这种草药,一天就能治好;发病三天之内,用药物治疗十多天才能治好;现在病已发展到很严重了,甚至将漫延到内脏,否则也将为一臂的失去与否而忧虑。如果没有办法来控制内部的病变,那个疾病就不会停止发展;除非从外部加以治疗,否则病就不容易消除。”郑君听从了医生的话,每天一边服汤药,一边擦抹好药,果然到两个月后病愈,到了三个月才恢复了健康。
        我因此想到:天下的事,常常发生在极微小的地方,最后却成了大祸患;起初认为不值得治理,而最终发展到无法补救的地步。当它还在容易治理的时候,却吝惜瞬间的力气,忽视它而不去管,等到酿成大祸,已过去很长的岁月了,这就需要花费很多的心血,才仅仅能制止住,就像郑君的指病一样,类似事情多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一是大家都了解其危害,大家也就能够警觉起来加以防治。哪怕形势很严重,也不值得深为忧虑。一是说祸患萌发在不必担忧的地方,包含在看不见的时候,大家都掉以轻心,不加注意,这才是君子所深为可怕的呀。
        从前的国家有像郑君这样身体强壮而没有疾病的吗?爱国家的人,有像郑君这样爱惜自己的身体的吗?然而,能造成国家祸患的,难道仅仅是像手指头上的疮伤吗?郑君不曾敢加以忽视,只不过没有早日去跟医生商议,结果几乎生一场大病。何况看待国家的形势本来就马虎草率,那么严重时,就会使人力物力受到消耗,加之官吏杀害、搜刮百姓,就会加速国家的危亡;幸亏灾难才发生,就认为不必忧虑而不畏惧了,这难道可以称之为聪明吗?
        我地位卑微不敢筹划国家大事,而郑君考虑周密、行动果断,不是长久作百姓的人。《左传》中不是说过“三折肱而成良医”的吗(三次折断了胳膊,成为一个好医生)(意思是可能从亲身经历中掌握治疗的方法)?郑君你如果有了官位的时候,就应当把指病作为警戒。写于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
        赏读
        本文首先铺叙汉武北征西讨,东指南移的武功,居高临下,平添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威;接着指出以前派遣中郎将出使的目的是因为“为善者未赏”,并不是要动干戈,这就给巴蜀百姓以心理上的安慰,至于中郎将扰民一事则言称:“皆非陛下之意”,既指责了中郎将的错误,也是为皇帝开脱。又以“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一语转到对逃避徭役者的指责,在批评完未尽人臣之道者后,又对边防将士大加褒扬,通过对比,劝谕巴蜀人士应“急国家之难,积极支持通西南夷的举措。至此,作者尚觉分量不够,又把尽人臣之道与亡逃抵诛者的后果来一个鲜明对照,更加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虽不类声讨檄文,却恩威并施,既威慑,又安抚,确有双管齐下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