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缓刑书
题解
路温舒,字长君,西汉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少时牧羊,取水中的蒲草写书。后求为狱小吏,学律令,转为狱吏。昭帝时任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时官至临淮太守。本文是路温舒在宣帝即位时上的奏章。汉自武帝以后,刑法烦苛,路温舒深知其弊。在疏中,他特别反对刑讯,揭露出治狱者在审讯时,使用逼、供、信的种种残忍行为。指出狱吏乃是“不顾国患”的“世之大贼”。希望宣帝能“扫亡秦之失”,广开言路,尊德省法宽刑,以废除治狱之吏。史载,这些意见得到了宣帝的肯定。
原文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
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愉,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之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合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译文
我听说齐国有了公孙无知的祸患,桓公才能够兴起;晋国遭受骊姬的灾难,文公才能成为霸主;近世的赵王未能善终,诸吕起来叛乱,才会使孝文帝被尊为太宗。由此看来,发生祸乱,将会给圣明之人的出现创造机会。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扶植弱国,振兴亡国,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恩泽加于百姓,功劳施及诸侯,虽然赶不上三王,可是天下人都归附于他们的仁政。文帝常常思念如何有极高的道德,来承受上天的旨意。他崇高仁义,减轻刑罚,关口相通,桥梁无阻,远近统一,敬重贤人如同对待贵宾一样,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己小孩一样,他自己感觉心安的事就推行到全国,因此监狱里空虚无人,天下太平。
紧接政局变化之后的国君,一定有比过去不同的恩德施于百姓,这就是贤圣之人用来显示天意的行为。从前,昭帝去世时没有儿子嗣位,大臣们很忧愁,焦急地在一起共商,都认为昌邑王是尊贵的皇室亲属,于是引其进宫,立为皇帝。但是上天不授他帝王的使命,而使他内心淫乱,于是便自己丢失了帝位。我仔细考查了发生祸乱的原因,知道这是上天借此来引出最圣明的君主。所以大将军霍光受武帝的嘱托,成了汉朝君主最得力的辅臣,他披肝沥胆,决定大计,废退无义之人,拥立有德行的人为君,辅佐上天行事,这样朝廷才得安定,天下全境太平。
我听《春秋》上说,帝王刚登基就要更改正朔,这是为了统一天下和谨慎地对待未来的事业。现在,陛下刚刚登上帝位,正与天意符合,应该纠正前代的错误,整顿刚开始受命时的每件事情,除掉烦琐的法令,解除百姓的疾苦,使灭亡的好传统得以保存,将断绝的好做法得以继承,用此来应合天意。
我听说秦朝有十条过失,其中一条现在还存在,就是司法官吏违法判案的问题。秦时轻视文学,崇尚武勇,看不起仁义之士,重视司法的官吏,正直的言论被看作是诽谤,奏止犯错误的话被视为妖言。因此,尽忠国事的人不被重用,忠良切实的言论只能郁积在胸中,赞美阿谀的声音天天充塞了君王的耳朵,虚伪的赞誉迷住了他们的心,实际的灾祸被掩盖了起来,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现在天下依靠陛下的厚恩,没有战争的危险和饥寒的忧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太平之治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实现,就是因为判案的官吏把事情搞乱了。判案是天下的大事,被处死的人不能再活,被砍断的肢体不能再接上。《尚书》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愿犯不按成法办案的错误。”现在司法官吏便不是这样,上下相互勾结,把苛刻当作严明,判案严厉的获得公正的名声,判案公平的反而多有祸患。所以判案的官吏都想置人于死地,这并不是他们憎恨谁,而是他们保全自己的办法就在于置别人于死地。因此,死人的血漂流在街,受刑的人并肩站着,处死刑的人计算起来每年数以万计。这就是奉行仁义的圣人悲伤的原因。太平盛世所以未能完全实现,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的常情是安适就喜欢活着,痛苦时就要死亡。在棍棒荆杖的打击下,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呢?因为,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假话来招供,官吏办案就利用这种假口供,指出法令依据,说明他们的罪行,上报时又担心案子被驳回,于是便罗织罪状,陷入于法网之中,大概是上奏的判罪理由完备,即使皋陶听了囚犯的罪状,也认为他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审案的官吏违法陷人于罪,构成很多罪名,玩弄法律条文所构成的罪名也很明确。因此审案的官员专门苛刻残酷地对待犯人,残害人民而没有止境,办事苟且只顾一时而不顾国家遭到的祸患,这就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说话:“在地上画一座监狱,也不想进去,就是面对木头刻的狱吏,也不愿和他对话。”这都是痛恨狱吏的民谣,是很悲痛的话语。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刑狱更厉害的了,败坏法纪,扰乱正道,离散亲属,堵塞道义,没有谁比司法官吏更严重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秦朝的过错仍然存在一条的原因。
我听说乌鸦鹞鹰的蛋不遭毁坏,然后凤凰才敢停留在树上;犯了诽谤罪的人不被处死,然后忠良之士才敢向朝廷进忠进谏。所以古人有这种说法:“大山泽隐藏着害人之物,河流湖泊容纳污秽之物,美玉包含着瑕斑,国君要能容忍辱骂。”希望陛下废除诽谤的罪名,用来招致恳切的言论,让天下人开口讲话,扩大人们进谏的道路,扫除使秦灭亡的过失,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减省法制条文,放宽刑罚,以至于废除残酷的刑狱,那么社会上就会兴盛起太平气象,人们就会永远生活在安乐之中,和天地一样没有穷尽,这样,天下的人就会感到非常幸福。
赏读
作者想利用汉宣帝刚刚即位之机,把秦汉以来的烦刑苛法放宽,乃至废除,于是上了此奏章。
此书不仅深刻揭露了汉代黑暗残暴的酷吏政治,而且体现出汉代士人直面黑暗政治,敢于为人民伸张正义的道德勇气,力争以文化理想扭转现实政治的传统风范。在行文中,作者先概述社会由祸到兴的转化事实,说明宣帝的即位顺应天意以求宣帝的好感,继而以大量的事实,总结历史教训,揭露出狱吏的种种残酷行径,指出他们是“不顾国患”的“世之大贼”,突出了刑狱的危害性。最后再从正面提出自己的愿望:希望宣帝广开言路,扫除“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以废除狱吏。全文结构严谨,层次井然,语言委婉,说理透彻,言之有物。另外,语言形式上骈散兼行,文句工俪,是标志汉代文章从散文向骈文发展的一篇重要作品。
路温舒,字长君,西汉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少时牧羊,取水中的蒲草写书。后求为狱小吏,学律令,转为狱吏。昭帝时任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时官至临淮太守。本文是路温舒在宣帝即位时上的奏章。汉自武帝以后,刑法烦苛,路温舒深知其弊。在疏中,他特别反对刑讯,揭露出治狱者在审讯时,使用逼、供、信的种种残忍行为。指出狱吏乃是“不顾国患”的“世之大贼”。希望宣帝能“扫亡秦之失”,广开言路,尊德省法宽刑,以废除治狱之吏。史载,这些意见得到了宣帝的肯定。
原文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
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愉,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之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合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译文
我听说齐国有了公孙无知的祸患,桓公才能够兴起;晋国遭受骊姬的灾难,文公才能成为霸主;近世的赵王未能善终,诸吕起来叛乱,才会使孝文帝被尊为太宗。由此看来,发生祸乱,将会给圣明之人的出现创造机会。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扶植弱国,振兴亡国,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恩泽加于百姓,功劳施及诸侯,虽然赶不上三王,可是天下人都归附于他们的仁政。文帝常常思念如何有极高的道德,来承受上天的旨意。他崇高仁义,减轻刑罚,关口相通,桥梁无阻,远近统一,敬重贤人如同对待贵宾一样,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己小孩一样,他自己感觉心安的事就推行到全国,因此监狱里空虚无人,天下太平。
紧接政局变化之后的国君,一定有比过去不同的恩德施于百姓,这就是贤圣之人用来显示天意的行为。从前,昭帝去世时没有儿子嗣位,大臣们很忧愁,焦急地在一起共商,都认为昌邑王是尊贵的皇室亲属,于是引其进宫,立为皇帝。但是上天不授他帝王的使命,而使他内心淫乱,于是便自己丢失了帝位。我仔细考查了发生祸乱的原因,知道这是上天借此来引出最圣明的君主。所以大将军霍光受武帝的嘱托,成了汉朝君主最得力的辅臣,他披肝沥胆,决定大计,废退无义之人,拥立有德行的人为君,辅佐上天行事,这样朝廷才得安定,天下全境太平。
我听《春秋》上说,帝王刚登基就要更改正朔,这是为了统一天下和谨慎地对待未来的事业。现在,陛下刚刚登上帝位,正与天意符合,应该纠正前代的错误,整顿刚开始受命时的每件事情,除掉烦琐的法令,解除百姓的疾苦,使灭亡的好传统得以保存,将断绝的好做法得以继承,用此来应合天意。
我听说秦朝有十条过失,其中一条现在还存在,就是司法官吏违法判案的问题。秦时轻视文学,崇尚武勇,看不起仁义之士,重视司法的官吏,正直的言论被看作是诽谤,奏止犯错误的话被视为妖言。因此,尽忠国事的人不被重用,忠良切实的言论只能郁积在胸中,赞美阿谀的声音天天充塞了君王的耳朵,虚伪的赞誉迷住了他们的心,实际的灾祸被掩盖了起来,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现在天下依靠陛下的厚恩,没有战争的危险和饥寒的忧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太平之治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实现,就是因为判案的官吏把事情搞乱了。判案是天下的大事,被处死的人不能再活,被砍断的肢体不能再接上。《尚书》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愿犯不按成法办案的错误。”现在司法官吏便不是这样,上下相互勾结,把苛刻当作严明,判案严厉的获得公正的名声,判案公平的反而多有祸患。所以判案的官吏都想置人于死地,这并不是他们憎恨谁,而是他们保全自己的办法就在于置别人于死地。因此,死人的血漂流在街,受刑的人并肩站着,处死刑的人计算起来每年数以万计。这就是奉行仁义的圣人悲伤的原因。太平盛世所以未能完全实现,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的常情是安适就喜欢活着,痛苦时就要死亡。在棍棒荆杖的打击下,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呢?因为,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假话来招供,官吏办案就利用这种假口供,指出法令依据,说明他们的罪行,上报时又担心案子被驳回,于是便罗织罪状,陷入于法网之中,大概是上奏的判罪理由完备,即使皋陶听了囚犯的罪状,也认为他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审案的官吏违法陷人于罪,构成很多罪名,玩弄法律条文所构成的罪名也很明确。因此审案的官员专门苛刻残酷地对待犯人,残害人民而没有止境,办事苟且只顾一时而不顾国家遭到的祸患,这就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说话:“在地上画一座监狱,也不想进去,就是面对木头刻的狱吏,也不愿和他对话。”这都是痛恨狱吏的民谣,是很悲痛的话语。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刑狱更厉害的了,败坏法纪,扰乱正道,离散亲属,堵塞道义,没有谁比司法官吏更严重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秦朝的过错仍然存在一条的原因。
我听说乌鸦鹞鹰的蛋不遭毁坏,然后凤凰才敢停留在树上;犯了诽谤罪的人不被处死,然后忠良之士才敢向朝廷进忠进谏。所以古人有这种说法:“大山泽隐藏着害人之物,河流湖泊容纳污秽之物,美玉包含着瑕斑,国君要能容忍辱骂。”希望陛下废除诽谤的罪名,用来招致恳切的言论,让天下人开口讲话,扩大人们进谏的道路,扫除使秦灭亡的过失,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减省法制条文,放宽刑罚,以至于废除残酷的刑狱,那么社会上就会兴盛起太平气象,人们就会永远生活在安乐之中,和天地一样没有穷尽,这样,天下的人就会感到非常幸福。
赏读
作者想利用汉宣帝刚刚即位之机,把秦汉以来的烦刑苛法放宽,乃至废除,于是上了此奏章。
此书不仅深刻揭露了汉代黑暗残暴的酷吏政治,而且体现出汉代士人直面黑暗政治,敢于为人民伸张正义的道德勇气,力争以文化理想扭转现实政治的传统风范。在行文中,作者先概述社会由祸到兴的转化事实,说明宣帝的即位顺应天意以求宣帝的好感,继而以大量的事实,总结历史教训,揭露出狱吏的种种残酷行径,指出他们是“不顾国患”的“世之大贼”,突出了刑狱的危害性。最后再从正面提出自己的愿望:希望宣帝广开言路,扫除“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以废除狱吏。全文结构严谨,层次井然,语言委婉,说理透彻,言之有物。另外,语言形式上骈散兼行,文句工俪,是标志汉代文章从散文向骈文发展的一篇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