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至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¹⁾。又闻沛公已破咸阳⁽²⁾。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³⁾。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 “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⁵⁾。”项羽大怒，曰： “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⁶⁾! ”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 沛公兵十万，在霸上⁽⁷⁾。范增说项羽曰： “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 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⁸⁾。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⁹⁾。急击勿失! ”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¹⁰⁾。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¹¹⁾! ”张良曰： “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¹²⁾。”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 “为之奈何?”张良曰： “谁为大王为此计者?” 曰： “鲰生说我曰‘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 。故听之⁽¹³⁾。”良曰： “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¹⁴⁾?”沛公默然，曰： “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 “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¹⁵⁾。”沛公曰： “君安与项伯有故⁽¹⁶⁾?”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¹⁷⁾。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¹⁸⁾。”沛公曰： “孰与君少长⁽¹⁹⁾?” 良曰： “长于臣。”沛公曰： “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²⁰⁾。”张良出，要项伯⁽²¹⁾。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²²⁾。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²³⁾。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²⁴⁾。”项伯许诺，谓沛公曰： “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²⁵⁾! ”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 因言曰： “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 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²⁶⁾。”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 “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²⁷⁾。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²⁸⁾。”项王曰： “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 张良西向侍⁽²⁹⁾。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³⁰⁾。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 “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³¹⁾。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³²⁾!”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³³⁾。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³⁴⁾。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 “甚急! 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 “此迫矣! 臣请入，与之同命⁽³⁵⁾!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³⁶⁾。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³⁷⁾。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³⁸⁾?”张良曰： “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³⁹⁾。”项王曰：“壮士! 赐之卮酒! ”则与斗卮酒⁽⁴⁰⁾。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⁴¹⁾! ”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⁴²⁾。项王曰：“壮士! 能复饮乎?”樊哙曰：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⁴³⁾。怀王与诸将约曰： ‘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⁴⁴⁾! ”项王未有以应，曰：“坐! ”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⁴⁵⁾，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⁴⁶⁾。沛公曰： “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 ”樊哙曰：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⁴⁷⁾。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⁴⁸⁾!”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⁴⁹⁾。良问曰： “大王来何操⁽⁵⁰⁾?”曰： “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⁵¹⁾。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⁵²⁾。”张良曰： “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⁵³⁾。沛公谓张良曰： “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 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 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⁵⁴⁾。”项王曰：“沛公安在?” 良曰： “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⁵⁵⁾。”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 “唉! 竖子不足与谋⁽⁵⁶⁾! 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吾属今为之虏矣!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注释〕(1)行： 继续进军。略： 夺取。定： 平定。函谷关： 在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2)沛公： 即刘邦。咸阳： 秦王朝国都。(3)戏西：戏水之西。戏水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4)军： 作动词用，驻军。霸上： 亦作“灞上” ，即灞河西白鹿原，在今陕西长安县东。(5)左司马： 司马，掌军政之官，此称左司马，时沛公的属官当有右司马。王：这里用作动词，称王。关中： 秦的心脏地区，因四周有关，故称关中。子婴：秦朝的最后一个王，秦二世的侄子。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关，子婴出降，秦亡。(6)旦日： 明日。飨： 以酒食犒赏。(7)新丰：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本是秦的骊邑，刘邦称帝后，改名新丰。鸿门：山坡名，在新丰东十七里，后名项王营。(8)范增： 项羽的主要谋臣。山东： 战国时泛称六国之地为山东，因六国在崤山函谷关以东。幸： 古代称受君主的亲近、宠爱叫“幸”。(9)望其气： 这是迷信说法。秦汉时的方士，多自称有望气之术，说望云气就可测知吉凶。皆为龙虎，成五彩：即所谓的“真龙气”。(10)左尹： 官名，令尹之佐。项伯： 名缠字伯。张良：刘邦的主要谋士，刘邦称帝后，封张良为留侯。(11)具告以事：即“以事具告”。毋从俱死： 不要跟着(刘邦)一道去送死。(12)臣：旧时谦称。为韩王送沛公：项梁立楚怀王后，张良劝说项梁立韩王成，张良为申徒(即司徒)。后良引兵从沛公，西向进入武关。这是张良自述往事，说明他和刘邦的关系。事见《史记·留侯世家》。亡去： 逃去。语(yu)： 告知。(13)鲰(zou)生： 意为浅陋无知的小人。鲰：杂小鱼名，喻小人。章炳麟《新方言·释言》： “古人凡言短小，义兼愚陋。高祖骂人，一曰‘鲰鱼’，二曰‘竖儒’，三曰‘腐儒’，皆同意。”距： 通“拒” ，把守。内： 同“纳”。(14)当：抵挡。(15)背：违反，背叛。(16)故： 旧交谊。(17)臣活之： 我救了他(项伯)的命。活： 动词，使动用法。(18)幸： 蒙。(19)孰：其，谁。少长： 年岁大小。(20)兄事之： 以侍奉兄长之礼来侍奉他。(21)要： 同“邀” 。(22)奉：捧。卮(zhi)：酒器。为寿： 祝其健康长寿。古代进酒于尊长之前而致祝词，叫上寿，即为寿。毫： 细毛。秋毫：兽类新秋更生之毛，喻微细。籍吏民： 登记官吏人民于簿籍上，即造好吏民清册。将军：指项羽。(23)备：防范。非常： 意外变故。(24)倍德： 忘恩负义。倍：背，负。(25)蚤： 同“早”。谢项王： 向项王谢罪。(26)善遇之：好好地对待他。(27)从百余骑：带着一百多人。从： 随从。骑：一人一马。河北： 泛指黄河以北。下句 “河南” ，亦泛指黄河以南。不自意： 自己没料到。(28)有郤： 有裂痕，比喻关系不好。(29)东向坐：古代在室内以坐西边面向东为尊。亚父： 是仅次于父亲的意思，这是对范增的尊称。侍： 侍候，陪从。(30)目： 以目示意。玉玦(jue )： 环形有缺口的玉，古人借喻决心或断绝。(31)项庄： 项羽堂弟。不忍：不忍心，心肠软弱。若： 你。(32)不者： 否则，不然的话。不：同 “否” 。若属： 你们。(33)翼蔽： 象鸟用翅膀那样遮蔽、掩护。(34)樊哙(kuai )： 沛人，与刘邦一同起义，屡立战功。(35)与之同命： 跟他(指项羽)拚命。(36)交戟： 持戟交叉。戟： 古兵器。(37)披帷： 揭开帷帐。瞋(chin )目： 张大眼睛，表示愤怒。头发上指，目眦(zi )尽裂：头发向上竖起，眼眶都要裂开了，形容极端愤怒。(38)跽(ji )：半跪。客何为者： 来客是干什么的? (39)参乘： 即骖乘，古人车右陪乘的人，指近侍警卫。(40)斗卮： 一大杯。斗： 大酒器。(41)彘(zhi)肩： 整条猪腿。(42)覆其盾于地： 把他的盾牌反合在地上。加彘肩上：把猪腿安放在反合的盾牌上。啗(dan)： 同“啖” ，吃。(43)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杀人多得不能全数，加刑于人唯恐不重。举：全。胜：尽，引申有“极” 的意思。(44)细说： 小人的话。续：继承者。不取：不采取(亡秦的老路)。(45)如厕： 上厕所。如： 往。(46)都尉： 武官。陈平： 当时是项羽部队中的都尉，第二年即离楚归汉，成为刘邦的主要谋士。(47)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干大事的不计较细枝末节，行大礼的不讲究琐细的谦让。(48)人方为刀俎(zu)，我为鱼肉：人家正做刀和砧板，我们正做鱼和肉。俎： 切肉的砧板。(49)留谢：留下(向项王)辞谢。(50)操： 执持，携带。(51)璧： 玉器，圆形，中有小孔。玉斗： 玉制的酒器。(52)会其怒： 适逢他们愤怒。(53)置车骑：放弃车马。置： 抛弃。夏侯婴： 沛人，刘邦好友，从刘邦起义，后因功封汝阴侯。靳强： 曲沃人，从刘邦击项羽，因功封汾阳侯。纪信：刘邦部将，后项羽围刘邦于荥阳，纪信假装刘邦诳楚军，刘邦因而得脱，纪信则被项羽烧死。步走： 徒步逃跑。走： 逃。郦山：即骊山，在鸿门西。道芷阳，间行： 取道芷阳，抄近路走。芷阳：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白鹿原霸川上的西阪。(54)间至军中： 由小路到军中。不胜：禁不起。桮杓： 同“杯勺”，酒器，这里作为酒的代称。足下： 古代对人的敬称，这里指项羽。大将军：指范增。(55)督过： 责备。(56)竖子： 小子，庸人。

〔鉴赏〕《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的一个片断，其中涉及到的许多人物，各各闪耀着个性的光芒。在这里，同是封建军事集团的领袖，项羽和刘邦就各具风貌，神态迥异;作为两个对立营垒的谋士，范增和张良的机谋策略，也各有千秋。至于“勇士”樊哙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愤怒形色，饮酒食肉时的粗犷举止，以及责备项羽时既气势逼人而又暗藏机巧，更以极大的鲜明性展示了他的特有性格。

作为历史著作，无论写人叙事，都必须言之有据，信而有征，决不允许象文学创作那样凭空虚构。《史记》的写作是严格按照这一要求的。诚如班固所说，它“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赞》)那么，司马迁又怎能在《鸿门宴》等篇章中，把人物的个性叙写和塑造得这样成功呢?这里当然有着生活的原因。社会生活本来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在实践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本来就显示着千差万别的个性，而司马迁又能在朴素唯物主义指导下，“鸠集国史，采访家人” (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一方面“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方面“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根据总结“历代成败兴亡之理”的要求，对纷纭杂乱的资料和传闻加以精心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抓住了各种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除此以外，《鸿门宴》等篇章的人物刻画之所以各具风姿，栩栩如生，也是和司马迁的卓越艺术才能分不开的。

司马迁善于抓住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鸿门宴”发生以前，项羽曾经在新安城南“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 ，派当阳君等统兵猛击函谷关。事后数日，又 “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些事件的规模和场面，都比“鸿门宴” 大得多; 但从斗争的总形势上考察，“鸿门宴” 既是刘、项从盟友转为敌手的开始，也是项羽从胜利走向败亡的转折。正因为如此，一场觥筹交错的宴会，实际上比千军万马的厮杀更为尖锐复杂、惊心动魄，因而更加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叙述“西屠咸阳”等事件，不过寥寥数笔，而“鸿门宴” 却花上了一千五百多字。

“鸿门宴”是一场斗智谋、耍权术的政治搏斗。在这场搏斗中，敌对阵营中的智囊人物张良和范增得到了细致的刻画，显示了各自的性格特点。应该说，张良和范增都是十分机智的，他们都看到了刘、项之争的性质、趋势和可能出现的后果。但是他们机智的表现却又各有其内容和形式。张良的才能是在使刘邦集团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兵力悬殊，他在得知项氏集团准备即日进击的急迫形势下，为刘邦定下了赖帐并叫屈的计策。考虑到项羽喜欢沽名钓誉的特点及其“亚父”的老谋深算，他一方面亲自跟随刘邦冒着风险前往鸿门，一方面为了以防万一，带去了勇士樊哙等精干的百余骑，作了种种临机应变的准备。结果如愿以偿，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转危为安。范增的深谋远虑则更多地表现在事先定策，席间暗算和事后断言等方面。他一眼看出“好酒及色”的刘邦入关以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所以就竭力怂恿项羽“急击勿失” 。在“鸿门宴”上，他以玉玦暗示无效，立即意识到项羽已改变初衷，为了达到消灭刘邦的目的，随即指派项庄“入寿”舞剑，图谋击杀刘邦。刘邦脱险以后，他深感良机已失，失败的端倪已经表露，所以激愤地断言“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在 “鸿门宴” 这场尖锐复杂的智斗中，张良全局在胸、从容沉着的特点以及范增骄狂浮躁、心地狭窄的缺点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项伯夜见张良时，已值决斗前夕，两军距离只有四十里，刘邦的兵力只及项羽的四分之一。在这晴天霹雳面前，张良却镇静自若，“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云云，表面上似乎只是要说明自己的身分和态度，实际上却是向项伯发起的思想攻势。项伯是讲究“义” 的，他连夜通风报信，就是报答救命之恩的“义举” ，张良用“义”来打通项伯，无疑是一帖灵丹妙药。接着张良去见刘邦，张良当时对刘邦是不满意的，因为象“距关，毋内诸侯” 这样关系到全局成败的大事，刘邦竟未和他商量。所以在刘邦惊慌失措，连声问计的当儿，张良却出其不意地发出了“谁为大王为此计者”的反诘。然而，张良并未给刘邦过分难堪，他的两次提问，明显包含着劝导刘邦，晓以利害的目的。特别是在刘邦默然认错以后，他便不再纠缠往事，开始为刘邦谋划对策了。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张良顾全大局的气度和品质。跟张良相比，范增却相形见绌。在项羽决定次日进攻刘邦时，他就以为稳操胜券，万事大吉了。所以只是要项羽急击勿失，而对项伯等与敌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却完全丧失了警惕。直到鸿门宴上，也仍然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面对项羽的变卦，特别是对他的多次示意毫无反响，范增被激怒了，他擅自召来项庄，命他去行刺，并气冲冲地说： “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 ” 这里，他显然已自置于项氏集团之外了。刘邦走脱后，他甚至当着项羽和敌方谋士张良的面，发出了 “竖子不足与谋” 的辱骂。应该说，范增的决策是符合项氏集团的根本利益的，但是由于他心胸狭窄，老气横秋，所以终于未能被项羽所理解和接受，也就铸成了无可挽回的败局。问题还在于，对于这种严重的错误，范增始终缺乏认识，一味责怪项羽，以致把自己集团内部的矛盾暴露在敌人面前，终致被刘邦所利用，通过陈平的反间计，挑起了项羽对范增的猜疑，落得了自己愤然出走和项羽乌江自刎的下场。

注意历史人物的出身和经历，描述其独特的言论和行动，这是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形象的另一种方法。司马迁不是阶级论者，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和辩证法观点。所以他有可能从不同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声容笑貌中，看到各自的出身和经历的烙印。加上他在创作中又坚持了 “不虚美、不隐恶” 的严肃态度，所以《史记》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常常是个性鲜明的典型。以刘邦和项羽为例：刘邦虽然出身贫贱，但“不事人生产” ，是个市井无赖。他惯于耍弄手腕。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往往不择手段，不顾信义。项羽则出身于“世为楚将” 的贵族家庭，他一方面骄横放纵，草菅人命;一方面恪守礼教，贪图虚名。在反抗暴秦的长期斗争中，刘邦与项羽又各有其独特的经历。刘邦力量较小，但经常出奇制胜，因而越来越“善权谋作诈术” ; 项羽却因取得了“巨鹿之战”等巨大胜利，成了“诸侯上将军” ，所以愈益沽名钓誉，刚愎自用。“鸿门宴”上，他们的种种表现，正是其不同出身和各自经历在性格上的必然反映。

刘邦本是个“贪于财货，好美姬” 的人，进入咸阳以后，却一变而为“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这不是本性有了改变，而是为了争夺天下、骗取民心而施展的权谋。但是，他过早地想“王关中” 的愚蠢行动激起了项羽的愤怒。面对濒临覆灭的深渊，他不免惊慌失措; 但一经张良“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 的点化，他霎时醒悟，顷刻之间就粉墨登场，假戏真唱，而且“唱”得十分迷人。你看，他请来项伯，“兄事之” ，亲为敬酒、祝寿，“约为婚姻” ……。这还不算，他又信誓旦旦地把收揽民心的权谋名之谓“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把“王关中”的野心美化为 “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这分明是“赖”和“骗” ，可刘邦却神态逼真，言之凿凿。一副市井无赖的狡诈嘴脸，在这里可谓暴露无遗了。更有甚者，“旦日”在鸿门与项羽见面时，刘邦的模样变得分外丑恶了。他卑躬屈膝，言必称“将军” ，把先入咸阳的行动说成是以往不敢有的梦想，把“得复见将军” 当作自己莫大的幸福。为了逃避罪责和摸清底细，他还把项羽的愤怒归咎于“小人”的挑拨，装出一副受尽委屈的可怜相。作为刘邦对立面的项羽，出身和经历跟刘邦很不一样，所以个性也就别具一格。他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不愿受人支配，更不容别人跟他对抗。所以刘邦“距关” ，他暴跳如雷，决定进击。可是听了刘邦的甜言蜜语，他立即软化，颇觉内疚。为了自我解辩，居然还主动把曹无伤告密的事说了出来。范增示意其杀刘邦，他视而不见，默然不语。至于刘邦为什么要“距关” ?为什么主动登门请罪?范增又为什么必欲置刘邦于死地? 这些问题，项羽根本没有考虑。他压根儿被眼前虚假的现象所迷惑，因而不知如何是好。项羽还严重束缚于封建礼教，亲亲之谊使他不仅没有处分私通敌方的项伯，反而听信其“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 的说词，并按此行事。范增示意之际，项庄舞剑之时，他未始没有触动，但那个“义” 字制约了他，使他不愿在宴会上暗算敌手。结果放走了刘邦，带来了无穷的后患。这一桩桩，一件件，联系项羽的出身和经历来看，都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项羽等历史人物既真实可信，又栩栩如生。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并不事无巨细，兼收并蓄，而能抓住其特定环境中的典型特征加以叙写和刻画。第一，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出发，十分注意历史人物本身在某些方面本来具有的典型性，捕捉其主导方面，删略其次要方面。比如，他为张良作传，就声明绝不纠缠于张良的那些与天下兴亡无关的琐碎小事，而集中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重要事件。再如，从《项羽本纪》的实际来看，他显然扣紧了项羽的悲剧性格，从勇猛顽强、刚愎自用和思虑浮浅、沽名钓誉等方面着笔。第二，根据写作的需要，司马迁总是把历史人物的最关重要的言行写进其本人的传记; 为了不影响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又往往依据不同篇目的不同要求，把倾向各异的历史材料作分散的处理。拿“鸿门宴”来说，它互见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和《樊哙列传》。但《高祖本纪》和《樊哙列传》，仅有二百字左右，《留侯世家》则不足一百五十字。相比之下，要算《项羽本纪》最为详尽。但刘邦、张良、樊哙等人在“鸿门宴”上的言行，在其本人的传记中，也有详于《项羽本纪》的地方。象《樊哙列传》中，樊哙跟项羽的对话，就多出如下数句： “大王今日至，听小人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司马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经济笔墨，避免重复; 另方面又为了使各篇所传更加集中，保持其相对的独立与完整。第三，司马迁往往把历史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分别放到最适合其表现的事件中来加以刻画。象以 “屠狗”起家的樊哙，既有着冲锋陷阵、斩关夺隘的匹夫之勇，又深受刘邦、张良等的熏陶，颇有一点心计。为了表现后者，作者就匠心独运地在“鸿门宴” 这个复杂斗争环境中作了详细的刻画。

画诀说： “石有三面，树有四枝” 。意思是笔法必须有阴阳向背之分，才能使物体具有立体感。画是如此，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也颇有相似之处。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就不仅注意正面的描绘，而且着力于侧面的烘托，还善于透露其背面的言行。这是他刻画人物形象的又一种独到的方法。在 “鸿门宴” 中，项羽的粗疏自尊的性格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不杀刘邦的决策事前未和范增商量。这一点作品虽然未作正面交代，但在宴会过程中，范增之所以多次焦急地用玉玦示意，严厉召令项庄拔剑起舞，侍从们之所以果断而又蛮横地阻挡樊哙进入宴会场所，都说明自范增以下，所有人都在按老皇历办事，都不了解项羽的新决策。这就从背面有力地揭示了项羽的上述性格。与此相类的是，在“鸿门宴” 前，张良和刘邦的有关计谋，司马迁也未作直接交代。但在项庄舞剑、威逼刘邦的紧张时刻，门外的樊哙一见张良劈头便问： “今日之事何如? ”从这一急迫而又短促的问话中，足见樊哙与张良灵犀相通。他早已知道内情，并作好了应变的准备。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樊哙在闯宴责项时，不仅言语得体，连谎话也和刘邦昨夜讲的一模一样。显然，张良等人在定计以后，是曾经跟有关将领作了彻夜的周密准备的。这种通过樊哙来对张良等进行侧面烘托和反面交代的写法，不仅扩大了作品的容量，而且使张良的沉着机智的性格显得更加饱满、生动和真实。

“《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刘熙载《艺概》) “鸿门宴” 虽然只是《项羽本纪》的一个片断，但它事事与刘、项之争的全局相关联，处处都体现了司马迁的高度艺术技巧，人人皆是不朽的形象典型。宋代的刘辰翁曾说： “鸿门宴” “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我们觉得，刘辰翁的这种赞语，“鸿门宴”及其作者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