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夫当今生民之患⁽¹⁾，果安在哉⁽²⁾? 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³⁾。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⁴⁾。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⁵⁾，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⁶⁾，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⁷⁾，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⁸⁾，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⁹⁾。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¹⁰⁾，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¹¹⁾，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¹²⁾，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¹³⁾，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¹⁴⁾，痿蹶而不复振⁽¹⁵⁾。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¹⁶⁾，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¹⁷⁾;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¹⁸⁾。

盖尝试论之：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¹⁹⁾?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²⁰⁾。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²¹⁾，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²²⁾，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²³⁾，出则乘舆，风则袭裘⁽²⁴⁾，雨则御盖⁽²⁵⁾，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²⁶⁾;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²⁷⁾。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²⁸⁾;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²⁹⁾：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³⁰⁾，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³¹⁾。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 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³²⁾。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³³⁾，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³⁴⁾，教以行阵之节; 役民之司盗者⁽³⁵⁾，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³⁶⁾，有胜负，有赏罚; 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³⁷⁾。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³⁸⁾，则民将不安; 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³⁹⁾;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⁴⁰⁾?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⁴¹⁾，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⁴²⁾，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⁴³⁾，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⁴⁴⁾，岂不亦甚明欤?

〔注释〕(1)患： 祸患。(2)果： 究竟。安在： 何在，在哪里。(3)他日：以后的时日。(4)为之计：为这种情形设谋划策。“之”指代上文所言“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 的情形。计： 谋对策。(5)先王： 指夏、商、周三代的帝王。兵： 军备。去： 废弃，解除。(6)秋冬两句： 古代秋冬农闲之时，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习武事。见《周礼·夏官·大司马》。田： 同“畋” ，打猎。(7)教之两句： 古代军队进退坐(跪)作(起)都由旗鼓指挥。钟鼓： 古代兴师讨伐时必须鸣钟鼓，军队按钟鼓旌旗的号令行止。(8)盛节： 好的措施，德政。(9)卷甲： 把战衣收折起来。甲：皮革或金属制成的护身衣。这里泛指武器装备。(10)顿弊： 损坏破败。顿： 通“钝”，不锋利。(11)卒： 同“猝”，忽然。(12)开元、天宝：唐玄宗年号(713—756)，为唐代全盛时期。(13)豢于： 养于，生活于。(14)消耗钝眊(mao)： 逐渐减弱以至迟钝、衰竭。眊：目不明，指衰老。(15)痿蹶(wei jue)：萎缩僵废。(16)禄山： 唐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胡人。天宝十四载(755)冬，起兵叛乱，攻陷洛阳、长安，自称燕帝。至德二载(757 )春，为其子安庆绪所杀。乘：利用时机，钻空子。(17)四方之民三句：形容百姓乍逢兵乱时惊慌失措状。《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载： “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不暇：不及。(18)天下两句：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王室衰微;唐王朝由盛而衰，一蹶不振。微：衰微。(19)至： 极。此处可作“周到完备” 解。(20)平居： 平日，常时。(21)穷冬暴露：极冷的冬天还在户外。(22)狎：习，也可解作“轻忽” 。这里与“轻” 互文。(23)重屋： 重檐之屋，这里指高大深邃的房屋。语出《周礼·考工记》，孙诒让正义引孔广森曰：“殷人始为重檐，故以重屋名。”(24)袭裘：加穿皮衣。衣加于外叫“袭”。(25)御盖; 张伞。御：使用。(26)虑患之具：预防病患的用具。虑：事先想到而预防。(27)寒暑入之：风寒暑气侵入身体。(28)狃(niu)：习惯，习以为常。(29)渐不可长： 坏事、坏风气刚露苗头时就要制止，不可任其滋长。亦即防微杜渐之意。渐： 事物的开端，苗头。(30)无自而有：无从发生。(31)西： 西夏。北： 契丹(辽国)。虏： 古代汉族对敌国或敌人的蔑称。百万： 极言其多。史载，宋仁宗庆历间输辽岁币增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输西夏岁币，计银七万多两，绢十五万五千匹，茶三万斤。(32)要以不能免也：总之是不能避免的。要： 总之。(33)出身：投身。(34)庶人之在官者： 在官府服役的平民。这里指乡民。(35)役民之司盗者： 负有防盗、捕盗职责的服役之民。《文献通考·职役一》：“(宋制)耆手、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 (36)都试： 定期集合官兵于郡府所在地，讲习武事。《汉书·韩延寿传》： “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 (37)以军法从事： 按军法部署管理，意即走上正规化。《礼记·燕义》：“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 (38)挠： 困扰。(39)其： 揣测之词，意思却是肯定的。(40)孰与： 何如。(41)屯聚之兵：驻扎在地方上的官军。(42)陵压： 欺压。陵：同“凌” 。邀上：要挟上级。(43)敌：对手。(44)际：界限。利害之际： 利害之间。

〔鉴赏〕《教战守策》是苏轼《策别》中的一篇。《策别》是苏轼在宋仁宗时应制科所写的论文。制科是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应试者根据发下来的题目所作的论文就叫策。“教战守” 的意思，就是要使人民在平时受到军事训练，以对付未来的战争。论文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中心论点：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然后围绕着中心论点逐层论证。

首先，苏轼以古今作对比。先王在天下太平之时仍不放松战备，所以一旦国家有事而民不惊溃。后世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就放松战备了，所以一旦国家有事，民就“不战而走” 。苏轼在此是借先王之名来肯定一种正确的措施，从而否定后世的错误措施。苏轼所说的“后世” ，其实就是指宋仁宗当政时期。当时大力推崇儒学，儒学成为统治集团对外屈辱妥协、对内放松战备的理论依据。苏轼并非一概反儒，他的思想里就有很多儒家的东西; 但是，他坚决反对那些“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的迂儒。他举安史之乱为例，含有告诫仁宗勿重蹈覆辙的意思。这一层紧扣“知安而不知危” 。

其次，又以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为喻来作对比，说明太平时候教民讲武的重要意义： 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身体倒锻炼得很好; 而王公贵人保养得太过分，反而容易生病。可见，锻炼能使人身体强健。同样的道理，如果在治平之日使天下之民受到军事训练，一旦战争到来，他们就不会惊慌溃乱。但士大夫们却“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可见，使天下之民骄惰脆弱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士大夫们“未尝言兵” ;而“未尝言兵”的思想根源又在于那“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 。这一层紧扣“能逸而不能劳” 。

第三层，将“变故无自而有”与“战者，必然之势也”两种不同的观点作对比，说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教民讲武不能忽视。在此，苏轼更直接指责朝廷“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 ，尖锐地批评了朝廷屈辱求和的错误。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 ，战争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朝与辽国订立 “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送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庆历二年(1042)，又决定每年增送辽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盟，宋朝决定每年送给西夏银七万多两，绢十五万五千匹，茶叶三万斤。这些，给国家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而宋朝虽然换取了一个时期的苟安，但数十年之后，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 。历史证明了苏轼当年的政治远见。这一层紧扣“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 。

第四层，提出教民讲武的一系列措施，并与那些反对教民讲武的议论作对比，说明教民讲武正是安民的有力措施。因为士大夫们“未尝言兵” ，所以苏轼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 。苏轼认为要实行这些教民讲武的措施，关键还在于士大夫的知安知危，能逸能劳。接着，苏轼又补述教民讲武的另一个理由，即消除军队的骄豪之气。北宋的军队，到了仁宗时已十分腐败。作为军队主力的禁军，平时训练松弛，“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 ，甚至领军粮都要请人挑。首都东京的禁军整天在街上嬉游或做买卖，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地方兵更不能打仗，只能服杂役。这些军队害怕打仗，只知道欺压老百姓。苏轼说：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 ，确实指出了当时军队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一层紧扣“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

以上四层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来论证，如轮辐承轴，大柱支梁，将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苏轼的这些意见，切中时弊，很有远见，确是济世良策。

这篇文章，气势磅礴，文笔恣肆，颇能见出苏轼策论的风格。苏轼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重气节，有志向。及长，更博通经史，关心时事，以图强国。他敢于讲话，自称“言必当世之过” 。即使对皇帝，也“以道对君，不可则止” 。他说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平济世之实用” 。由于他有这种思想品质，所以才敢大胆地批评朝政。宏其中方能肆其外，这是苏轼策论气势磅礴的根本原因。苏轼在论证的过程中，引用历史以为借鉴，分析现实而切中弊端，善用比喻，说理透彻，并且自始至终都用对比的方法，正反相形，边破边立，层层深入，从而使自己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摇撼不动，理足气盛，恣肆磅礴，那雄辩的逻辑力量，直教人折服。议论文主要是说理，但好的议论文说理中亦抒情。《教战守策》酌古御今，言当世之过，文中一些精辟的词语带有强烈的感情。例如文章以设问开头：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读了这几句，便觉作者压抑于胸中的议论象山泉似的喷射出来，已到了非讲不可的地步。又如他指责那些高谈“去兵”的人为迂儒。一个“迂”字，便充分体现出苏轼对这些人的憎恶。在写安史之乱的一节中，苏轼用“安”、“豢”来形容太平时期的安逸，用“奔” 、“窜” 来形容猝临事变时的狼狈，用“区区” 、“一出”来形容安禄山的乘机得逞，流露出心中的痛惜，劝勉仁宗以此为鉴，心情是十分殷切的。再如将农夫小民与王公贵人作比时，他说那些王公贵人也“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了。他指责那些反对教民讲武的士大夫们同样也“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 了。只一“太”字，便将满腔愤慨渲泄出来。苏轼在分析了宋与辽、夏之间的关系之后，指出“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 。用“必至” 、“必然”二词表达出斩钉截铁、坚信不疑的气魄。其他如“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之类的句子，也都饱含着感情。在宏议中抒豪情，在豪情中见个性，写得气势磅礴，文笔恣肆。文章句式多变，写到特别动感情的地方，往往使用排比。如他描写那些王公贵人养尊处优的情况是：“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 ;然后用散句收束： “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 。在写战争不可避免的一节中又用排比： “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 ; 然后以散句收束： “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类句子在文中还有很多。此外，句子或长或短、参差错落，但又富于节奏，语言也甚明白晓畅。这一切，都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又能自然流畅地表达思想感情。后人认为，学苏轼进策，最根本的是学这些进策的气魄，日后自己作文，“自然滂沛无吝啬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