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近奉违⁽¹⁾，亟辱问讯⁽²⁾，具审起居佳胜⁽³⁾，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⁴⁾，学迂材下⁽⁵⁾，坐废累年6)，不敢复齿缙绅⁽⁷⁾。自还海北⁽⁸⁾，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⁹⁾，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¹⁰⁾，倾盖如故⁽¹¹⁾，幸甚过望⁽¹²⁾，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¹³⁾，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¹⁴⁾，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¹⁵⁾，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¹⁶⁾，行而不远⁽¹⁷⁾。”又曰： “辞达而已矣⁽¹⁸⁾。”夫言止于达意⁽¹⁹⁾，即疑若不文20)，是大不然。求物之妙⁽²¹⁾，如系风捕景⁽²²⁾，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²³⁾，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²⁴⁾。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²⁵⁾。扬雄好为艰深之辞⁽²⁶⁾，以文浅易之说⁽²⁷⁾，若正言之⁽²⁸⁾，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²⁹⁾，其《太玄》、《法言》⁽³⁰⁾，皆是类也⁽³¹⁾。而独悔于赋⁽³²⁾，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³³⁾，便谓之经⁽³⁴⁾，可乎?屈原作《离骚经》⁽³⁵⁾，盖风雅之再变者⁽³⁶⁾，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³⁷⁾，升堂有余矣⁽³⁸⁾，而乃以赋鄙之⁽³⁹⁾，至与司马相如同科⁽⁴⁰⁾，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⁴¹⁾，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⁴²⁾，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⁴³⁾!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⁴⁴⁾，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 又舟中局迫难写⁽⁴⁵⁾，未能如教⁽⁴⁶⁾。然轼方过临江⁽⁴⁷⁾，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⁴⁸⁾，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⁴⁹⁾。今日至峡山寺⁽⁵⁰⁾，少留即去⁽⁵¹⁾。愈远⁽⁵²⁾，惟万万以时自爱⁽⁵³⁾。

〔注释〕(1)奉违： 指与对方告别。奉： 敬词。违： 别离。(2)亟(qi)： 屡次。辱： 委屈，谦词。(3)具审： 完全了解。审： 明白。(4)受性： 秉性，秉赋。刚简：刚强质直。(5)学迂： 学问迂阔。材下：才干低下。(6)坐废： 因事贬职。累年： 好几年。苏轼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被放逐惠州，绍圣四年改谪儋州，元符三年，始内调，前后达七年。(7)复齿缙绅： 再列入士大夫阶层。(8)还海北： 这是指徽宗继位，苏轼遇赦，自海南岛贬所渡海北还的事。(9)左右： 本指左右侍从的人，这里是对人的尊称。雅： 素常，指旧交情。(10)见临： 来访。(11)倾盖如故： 一见如故。倾盖：《孔子家语》记孔子之郯，遇程子于途，并车对语，彼此的车盖相依而下倾。形容偶然相遇却如老朋友一般。(12)过望： 出乎意料之外。(13)书教： 这里指书启、谕告之类的官场应用文章。(14)质： 这里指体式。(15)文理： 指文章的结构、脉络。(16)文： 文彩。(17)行： 这里指传播。(18)辞： 指语言。(19)夫(fu)： 语首助词。(20)疑若： 怀疑。(21)妙： 奥妙。(22)景： 同“影”。(23)是物。此物，指所求得事物的奥妙。(24)盖： 大概是。(25)大可胜用： 用不完。(26)扬雄： 字子云，西汉著名学者。好(hao)：喜欢。(27)文(wen )： 遮掩，粉饰。说： 内容。(28)正言：直截了当地说。(29)雕虫篆刻： 雕琢字句的意思，比喻小技。虫：虫书，笔划如虫形的一种字体。刻： 刻符，刻在信符上的一种字体。这是秦代八种字体中的两种。(30)《太玄》、《法言》： 均为扬雄所著。(31)类： 这一类(雕虫篆刻的东西)。(32)独： 只是。(33)音节： 指辞赋的用韵、讲求声调等。(34)经： 扬雄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自以为是“经” 书了。(35)《离骚经》： 汉王逸注《楚辞》，尊《离骚》为经，称《九章》、《九歌》为传。(36)风、雅： 代指《诗经》。再变： 风雅中一些抒写忧怨之情的诗，汉人称为“变风” 、“变雅” (见《毛诗序》)。苏轼以《离骚》比附风雅，故云“再变”。(37)贾谊： 西汉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著有《新书》。(38)升堂有余：入门、升堂、入室，道德学问修养由浅入深的三种境界。升堂，喻学问已达相当的深度。升堂有余，就是已达到“入室” 的极深造诣阶段。《论语·先进》： “子曰： 由也，升堂矣! 未入于室也。” (39)以赋鄙之： 扬雄因为贾谊曾作过赋，所以轻视他。(40)司马相如： 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同科：科，品类; 同科，等类齐观。(41)陋：识见低下。比：类。(42)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文忠是他的谥号。(43)愧悚(song)： 惭愧和恐惧。(44)须： 需要。惠力：佛寺名。法雨堂： 当为惠力寺中的一个堂名。谢民师曾求苏轼给惠力寺题写“法雨堂” 的匾额。(45)局迫： 狭窄。(46)如教： 照嘱托办。(47)方： 将来。临江：今江西省清江县。(48)或：也许。(49)念亲：思念父母。(50)峡山寺： 即广庆寺，在广东省清远县，因山对峙江中，故得此名。(51)少留： 稍稍停留。(52)愈远： (离开您)愈加远了。(53)以时：随时。自爱： 保重自己。

〔鉴赏〕苏轼的《答谢民师书》约写于宋元符三年(1100)。谢民师时在广东做幕僚，苏轼遇赦自海南岛北返时，谢民师曾拜见过他，彼此书信来往，结交为友。苏轼的这篇文章，在结构上遵循了书信的一般规格程式，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文章内容主要是探讨写作方面的问题，从辞和意的角度加以申说，提出自己的见解。总观全篇，文章似在议论; 而又不尽发议论; 仿佛说理，但又不全在说理。条畅流利，挥洒自如，这在苏轼的文章中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表现了宋人文章的一个显著特色。

根据全文的内容，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 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 ，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 ，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 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我们着实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 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苏轼在《文说》中谓自己“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 ，如果我们联系这一点来看待《与谢民师书》的第二部分的话，则对其运笔达意的“自然高妙”会有一些新的体会认识。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 ，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 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 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 及“辞达而已矣” 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 。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 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 。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 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 ，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这篇文章是苏轼晚年的作品。这时候，他的文章早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对文章的见解，不仅是对自己作品的概括，也反映了宋代散文的一般特点。宋人作文不同于唐人。唐人的文章在谋篇上喜欢纵横开阖，讲究波澜起伏，在转接之间追求多种变幻，语言也奇峭突兀;宋人则更加追求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行文之时往往曲行舒缓，含而不露，虽然也洋洋洒洒，不拘一格，但较少异峰突起。这种形式更加适于说理、叙事、阐明思想。所以在读这种文章时，我们必须悉心品味，方能领略其中奥妙，譬如陈年美酒，初入口中也许一般，但稍许回味，始觉其甘醇无限。而苏轼的《与谢民师书》就是融议、叙于一体，既有其论说的铺排张扬，又不乏记述的通畅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