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存吾太史书》

2019-04-21 可可诗词网-古文名篇 https://www.kekeshici.com

纪昀

昀再拜启,存吾太史阁下: 承示《戴东原事略》(1),具见表章古学之深心(2),所举著书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条,略须商榷(3)

东原与昀交二十余年,主昀家前后几十年(4),凡所撰录,不以昀为弇陋(5),颇相质证(6),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7)。独《声韵考》一编(8),东原计昀必异论(9),竟不谋而付刻(10)。刻成昀乃见之,遂为平生之遗憾。

盖东原研究古义,务求精核(11),于诸家无所偏主(12)。其坚持成见者,则在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故于等韵之学(13),以孙炎反切为鼻祖(14),而排斥神珙反纽为元和以后之说(15)。夫神珙为元和中人,固无疑义,然《隋书·经籍志》明载梵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16),汉明帝时与佛经同入中国(17),实在孙炎以前百余年。且《志》为唐人所撰,远有端绪,非宋以后臆揣者比(18),安得以等韵之学归诸神珙,反谓为孙炎之末派旁支哉! 东原博极群书(19),此条不应不见(20); 昀尝举此条诘东原,东原亦不应不记(21)。而刻是书时仍讳而不言,务伸己说(22),遂类西河毛氏之所为(23),是亦通人之一蔽也(24)

若姑置此书不言(25),而括其与江慎修论古音者为一条(26),则东原平生著作遂粹然无瑕(27),似亦爱人以德之一端(28)。昀于东原交不薄,尝自恨当时不能与力争,失朋友规过之义(29)。故今日特布腹心于左右(30),祈刊改此条(31),勿彰其短,以尽平生相与之情(32)。刍荛之言(33),是否可采,惟高明详裁之(34)

〔注释〕(1)示: 给人看。戴东原: 戴震,字东原,清代著名学者。(2)具见: 完全可以看到。表章: 表白使之显著。(3)商榷: 商讨。(4)主:寄居。(5)真(yan)陋: 指学问浅陋。(6)质证: 询问以证实。(7)犁然: 坚确的样子。语出《庄子·山木》: “犁然有当于人心。”(8)《声韵考》: 戴震所著。(9)计: 估计。异论: 不同看法。(10)谋: 商酌。付刻,交付刻印。(11)核: 可靠。(12)偏:偏爱。(13)等韵: 古代分析发音原理及发音方法的学科。(14)孙炎: 汉魏之间学者,创“反切”法。鼻祖: 老祖宗。(15)神珙(gong): 唐时僧人,著有《四声五音反纽图序》等。纽: 声母。元和: 唐宪宗年号。(16)梵书: 指佛经。十四字: 元音字母。(17)汉明帝: 公元58—75年在位。(18)臆: 心胸。揣: 猜测。(19)极: 指读遍。(20)此条: 指《隋书·经籍志》所说反切来源。(21)不应不记: 不应该不记得。(22)务: 一定。伸: 表明。(23)西河毛氏: 毛奇龄,清初萧山人,人称西河先生,著《古今通韵》。(24)通人:通才。蔽: 障隔。(25)姑: 暂且。(26)江慎修: 江永,字慎修,清初音韵学家,经学家。(27)粹: 纯粹。(28)爱人以德: 语出《礼记·檀弓》,“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端: 点。(29)过: 过错。规: 规劝。(30)布: 陈述。(31)刊: 削,古代竹简记事,改时用刀削去。(32)相与: 交往。(33)刍: 割草。荛: 劈柴。刍荛之言: 割草、劈柴之人所说的粗俗语,此为自谦之词。(34)高明: 对人的敬语。裁: 裁定。

〔鉴赏〕《与余存吾太史书》是纪昀写给余廷灿的一封信。余廷灿号“存吾”,当时正任翰林院检讨。明清时修史一事由翰林院主管,所以纪昀在信中就称余廷灿“太史”了。纪昀写这封信之前,大约有余廷灿送呈所撰《戴东原事略》征求意见一事,这封信就是针对这件事所表明的看法和态度。

余廷灿与戴东原并不相识,余廷灿在《戴东原事略》中也说: “廷灿未识君(指戴东原)面,而喜读君书。后君死十有二年来京师……因考其事略,以待史馆采择焉。”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余廷灿很佩服戴东原,他写《戴东原事略》是希望作为史馆为戴东原立传的草本。第二,余廷灿在《戴东原事略》中举述戴的生平,而侧重在介绍戴的学术成就。其中提到天文、历法、文字、声韵诸方面。而在声韵方面,余廷灿赞扬戴东原关于反切起源的见解。从第一个问题来说,史官立传,最重要的是纪事忠实于事实。余廷灿既不稔熟戴东原,所记难免有误。从第二个问题来说,史官立传,对人事的评价首先要符合客观实际。余廷灿大约于声韵也并不精到,因而对于反切起源的评价并不客观。纪昀读了这个《戴东原事略》后,就察觉出了这些问题,特别是他认为关于反切起源的理论正是戴东原学术上最大的缺点。因此,在他看来,《戴东原事略》与余廷灿的写作意图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纪昀与戴东原的关系又非常好,戴东原生前与纪昀有很深的交往,显然,在给余廷灿的信中也是不便直指亡友学术上的偏颇的。余廷灿要为亡友立传,也是一片好意,给余廷灿的信中也不便过分地让余廷灿难堪。问题既不能回避,展开讨论时就不能不讲究方式方法,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形成了纪昀致余廷灿信时的突出的矛盾,而这又是一个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纪昀在这封信中,既照顾到了与亡友的深厚情谊,给余廷灿留足了面子,又恳切地指出了问题,提出了完美的解决矛盾的办法。

这封信之所以能成功地、顺利地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第一是因为纪昀在这封信中提到亡友戴东原学术上的问题时,行文用语精心斟酌,论说恳切而合情合理。纪昀在信中首先以“具见表章古学之深心”、“具得作者本意”数语评价,一方面对余廷灿写作事略一事的用心和《戴东原事略》本身给以肯定,一方面给亡友学术以很高的评价。然后信中再对事略的主要内容表示赞同。这以后才转到要加以讨论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样写来,就突出了余廷灿用心的良好,戴东原学术成就的高超,大大地缓和了提出问题所能引起的反冲,整个语调也相当平稳持重,谦和友善,这就为下文讨论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信中接着而来的却不是揭示问题,而是大叙与戴东原交往时间之长,情谊之深,补叙了戴东原生前在自己家中近十年的相处,以及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学问,相处极为融洽的往事,这就更进一步突出了纪昀本人与戴东原的深情厚谊。有了这些铺垫之后,信才以闲叙逸事的平静的笔调转到对《声韵考》的讨论,而这中间又用了“平生之遗憾”几字,仍在着意显示与亡友感情之深厚,这些安排,显然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信中接着讨论戴东原有关反切起源的观点,转到了全文的要害,作者写来极为精细,仍是先褒扬,指出戴东原做学问的总的态度是严肃的,“务求精核”、“无所偏主”,以此来婉转地表示下文所提出的问题,乃是白璧微瑕而已。接着再叙产生问题的根源,这就是戴东原于学术“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的态度。“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的用心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似可讨论,但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则是肯定无疑的; 而“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则反映了戴东原今不如昔的退化论观点,这同样也是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是明显的局限。纪昀叙说戴东原做学问时的这些毛病,为下文提出问题揭示了原因。然后指出在这种错误观点支配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问题,在“等韵之学”的源流问题上“以孙炎反切为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纽为元和以后之说”即其一端。再申述戴东原这一观点之所以错误的理由,其中既指出神珙生活的年代,又引证古籍史料的有关记载,议论就显得有根有据。在这基础上,作者再进一步指出戴东原“博极群书,此条不应不见”,并追叙自己事前在有关的讨论中已“举此条诘东原”,由这些叙述反证自己前面提出的戴东原于学术“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的态度,指出这仅是通人之一蔽,点明戴东原关于反切之说的偏颇,并不是因为不学无术,这就既呼应上文“研究古义,务求精核”的提法,又照顾到下文对戴东原学术成就总体上精粹专一的评价。信最后提出修改的办法,“姑置此书不言,而括其与江慎修论古音者为一条”,以达到使亡友著作“粹然无瑕”的目的。接着又从与戴东原“交不薄”出发,自责戴东原生时自己不能力争的过失,由此表达写此信讨论问题,要求刊改的动机是要尽到朋友相与之情,对朋友真可谓温厚周到之极。这样,由于纪昀字斟句酌,议论叙事都显得曲尽其诚,恳切之至。唯其诚恳,才有感染力; 唯其合理,才具说服力。这可以说是纪昀这封信写作上最突出的地方。

在这样的一封短信中,要照顾到多方面难以处理的问题,说明亡友学术上的问题,说服对方更改《事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纪昀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这封短信才能以高度概括的、精练的语言做到了这一点。如信中要写出与戴东原的交往,不多叙他事,只用“与昀交二十余年,主昀家前后几十年”来突出关系的密切; 写两人感情,则仅以“凡所撰录,不以昀为弇陋,颇相质证”几语显出感情的融洽; 又如议论戴东原反切源流方面的错误,则以“神珙为元和中人,固无疑义”指出时间上的问题,以《隋书·经籍志》所载作为根据,论证也极为精练; 又如要证实亡友“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的从学态度,则举亡友的博极群书和自己已举此条相诘的事实相证,行文也极为精练。善于进行概括,用少量文字触及问题本质,来说明观点,而且有很强说服力,这也是这封信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是这封信写作上的又一特点。

这封信在论述亡友学术上的是非得失时用心良苦,语言平和,婉转申述,娓娓而谈,曲尽其意,充分地表现了纪昀的文学水平。纪昀能做到对朋友“爱人以德”,并不因交谊深厚而忽略了学术上的是非,文中全无溢美之辞,反映出纪昀对学术问题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严正态度。

字数:3891
徐世铮

吴功正 执行主编.古文鉴赏辞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第1564-1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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