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

昀再拜启，存吾太史阁下： 承示《戴东原事略》⁽¹⁾，具见表章古学之深心⁽²⁾，所举著书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条，略须商榷⁽³⁾。

东原与昀交二十余年，主昀家前后几十年⁽⁴⁾，凡所撰录，不以昀为弇陋⁽⁵⁾，颇相质证⁽⁶⁾，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⁷⁾。独《声韵考》一编⁽⁸⁾，东原计昀必异论⁽⁹⁾，竟不谋而付刻⁽¹⁰⁾。刻成昀乃见之，遂为平生之遗憾。

盖东原研究古义，务求精核⁽¹¹⁾，于诸家无所偏主⁽¹²⁾。其坚持成见者，则在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故于等韵之学⁽¹³⁾，以孙炎反切为鼻祖⁽¹⁴⁾，而排斥神珙反纽为元和以后之说⁽¹⁵⁾。夫神珙为元和中人，固无疑义，然《隋书·经籍志》明载梵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¹⁶⁾，汉明帝时与佛经同入中国⁽¹⁷⁾，实在孙炎以前百余年。且《志》为唐人所撰，远有端绪，非宋以后臆揣者比⁽¹⁸⁾，安得以等韵之学归诸神珙，反谓为孙炎之末派旁支哉! 东原博极群书⁽¹⁹⁾，此条不应不见⁽²⁰⁾; 昀尝举此条诘东原，东原亦不应不记⁽²¹⁾。而刻是书时仍讳而不言，务伸己说⁽²²⁾，遂类西河毛氏之所为⁽²³⁾，是亦通人之一蔽也⁽²⁴⁾。

若姑置此书不言⁽²⁵⁾，而括其与江慎修论古音者为一条⁽²⁶⁾，则东原平生著作遂粹然无瑕⁽²⁷⁾，似亦爱人以德之一端⁽²⁸⁾。昀于东原交不薄，尝自恨当时不能与力争，失朋友规过之义⁽²⁹⁾。故今日特布腹心于左右⁽³⁰⁾，祈刊改此条⁽³¹⁾，勿彰其短，以尽平生相与之情⁽³²⁾。刍荛之言⁽³³⁾，是否可采，惟高明详裁之⁽³⁴⁾。

〔注释〕(1)示： 给人看。戴东原： 戴震，字东原，清代著名学者。(2)具见： 完全可以看到。表章： 表白使之显著。(3)商榷： 商讨。(4)主：寄居。(5)真(yan)陋： 指学问浅陋。(6)质证： 询问以证实。(7)犁然： 坚确的样子。语出《庄子·山木》： “犁然有当于人心。”(8)《声韵考》： 戴震所著。(9)计： 估计。异论： 不同看法。(10)谋： 商酌。付刻，交付刻印。(11)核： 可靠。(12)偏：偏爱。(13)等韵： 古代分析发音原理及发音方法的学科。(14)孙炎： 汉魏之间学者，创“反切”法。鼻祖： 老祖宗。(15)神珙(gong)： 唐时僧人，著有《四声五音反纽图序》等。纽： 声母。元和： 唐宪宗年号。(16)梵书： 指佛经。十四字： 元音字母。(17)汉明帝： 公元58—75年在位。(18)臆： 心胸。揣： 猜测。(19)极： 指读遍。(20)此条： 指《隋书·经籍志》所说反切来源。(21)不应不记： 不应该不记得。(22)务： 一定。伸： 表明。(23)西河毛氏： 毛奇龄，清初萧山人，人称西河先生，著《古今通韵》。(24)通人：通才。蔽： 障隔。(25)姑： 暂且。(26)江慎修： 江永，字慎修，清初音韵学家，经学家。(27)粹： 纯粹。(28)爱人以德： 语出《礼记·檀弓》，“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端： 点。(29)过： 过错。规： 规劝。(30)布： 陈述。(31)刊： 削，古代竹简记事，改时用刀削去。(32)相与： 交往。(33)刍： 割草。荛： 劈柴。刍荛之言： 割草、劈柴之人所说的粗俗语，此为自谦之词。(34)高明： 对人的敬语。裁： 裁定。

〔鉴赏〕《与余存吾太史书》是纪昀写给余廷灿的一封信。余廷灿号“存吾”，当时正任翰林院检讨。明清时修史一事由翰林院主管，所以纪昀在信中就称余廷灿“太史”了。纪昀写这封信之前，大约有余廷灿送呈所撰《戴东原事略》征求意见一事，这封信就是针对这件事所表明的看法和态度。

余廷灿与戴东原并不相识，余廷灿在《戴东原事略》中也说： “廷灿未识君(指戴东原)面，而喜读君书。后君死十有二年来京师……因考其事略，以待史馆采择焉。”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余廷灿很佩服戴东原，他写《戴东原事略》是希望作为史馆为戴东原立传的草本。第二，余廷灿在《戴东原事略》中举述戴的生平，而侧重在介绍戴的学术成就。其中提到天文、历法、文字、声韵诸方面。而在声韵方面，余廷灿赞扬戴东原关于反切起源的见解。从第一个问题来说，史官立传，最重要的是纪事忠实于事实。余廷灿既不稔熟戴东原，所记难免有误。从第二个问题来说，史官立传，对人事的评价首先要符合客观实际。余廷灿大约于声韵也并不精到，因而对于反切起源的评价并不客观。纪昀读了这个《戴东原事略》后，就察觉出了这些问题，特别是他认为关于反切起源的理论正是戴东原学术上最大的缺点。因此，在他看来，《戴东原事略》与余廷灿的写作意图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纪昀与戴东原的关系又非常好，戴东原生前与纪昀有很深的交往，显然，在给余廷灿的信中也是不便直指亡友学术上的偏颇的。余廷灿要为亡友立传，也是一片好意，给余廷灿的信中也不便过分地让余廷灿难堪。问题既不能回避，展开讨论时就不能不讲究方式方法，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形成了纪昀致余廷灿信时的突出的矛盾，而这又是一个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纪昀在这封信中，既照顾到了与亡友的深厚情谊，给余廷灿留足了面子，又恳切地指出了问题，提出了完美的解决矛盾的办法。

这封信之所以能成功地、顺利地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第一是因为纪昀在这封信中提到亡友戴东原学术上的问题时，行文用语精心斟酌，论说恳切而合情合理。纪昀在信中首先以“具见表章古学之深心”、“具得作者本意”数语评价，一方面对余廷灿写作事略一事的用心和《戴东原事略》本身给以肯定，一方面给亡友学术以很高的评价。然后信中再对事略的主要内容表示赞同。这以后才转到要加以讨论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样写来，就突出了余廷灿用心的良好，戴东原学术成就的高超，大大地缓和了提出问题所能引起的反冲，整个语调也相当平稳持重，谦和友善，这就为下文讨论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信中接着而来的却不是揭示问题，而是大叙与戴东原交往时间之长，情谊之深，补叙了戴东原生前在自己家中近十年的相处，以及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学问，相处极为融洽的往事，这就更进一步突出了纪昀本人与戴东原的深情厚谊。有了这些铺垫之后，信才以闲叙逸事的平静的笔调转到对《声韵考》的讨论，而这中间又用了“平生之遗憾”几字，仍在着意显示与亡友感情之深厚，这些安排，显然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信中接着讨论戴东原有关反切起源的观点，转到了全文的要害，作者写来极为精细，仍是先褒扬，指出戴东原做学问的总的态度是严肃的，“务求精核”、“无所偏主”，以此来婉转地表示下文所提出的问题，乃是白璧微瑕而已。接着再叙产生问题的根源，这就是戴东原于学术“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的态度。“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的用心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似可讨论，但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则是肯定无疑的; 而“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则反映了戴东原今不如昔的退化论观点，这同样也是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是明显的局限。纪昀叙说戴东原做学问时的这些毛病，为下文提出问题揭示了原因。然后指出在这种错误观点支配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问题，在“等韵之学”的源流问题上“以孙炎反切为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纽为元和以后之说”即其一端。再申述戴东原这一观点之所以错误的理由，其中既指出神珙生活的年代，又引证古籍史料的有关记载，议论就显得有根有据。在这基础上，作者再进一步指出戴东原“博极群书，此条不应不见”，并追叙自己事前在有关的讨论中已“举此条诘东原”，由这些叙述反证自己前面提出的戴东原于学术“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的态度，指出这仅是通人之一蔽，点明戴东原关于反切之说的偏颇，并不是因为不学无术，这就既呼应上文“研究古义，务求精核”的提法，又照顾到下文对戴东原学术成就总体上精粹专一的评价。信最后提出修改的办法，“姑置此书不言，而括其与江慎修论古音者为一条”，以达到使亡友著作“粹然无瑕”的目的。接着又从与戴东原“交不薄”出发，自责戴东原生时自己不能力争的过失，由此表达写此信讨论问题，要求刊改的动机是要尽到朋友相与之情，对朋友真可谓温厚周到之极。这样，由于纪昀字斟句酌，议论叙事都显得曲尽其诚，恳切之至。唯其诚恳，才有感染力; 唯其合理，才具说服力。这可以说是纪昀这封信写作上最突出的地方。

在这样的一封短信中，要照顾到多方面难以处理的问题，说明亡友学术上的问题，说服对方更改《事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纪昀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这封短信才能以高度概括的、精练的语言做到了这一点。如信中要写出与戴东原的交往，不多叙他事，只用“与昀交二十余年，主昀家前后几十年”来突出关系的密切; 写两人感情，则仅以“凡所撰录，不以昀为弇陋，颇相质证”几语显出感情的融洽; 又如议论戴东原反切源流方面的错误，则以“神珙为元和中人，固无疑义”指出时间上的问题，以《隋书·经籍志》所载作为根据，论证也极为精练; 又如要证实亡友“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的从学态度，则举亡友的博极群书和自己已举此条相诘的事实相证，行文也极为精练。善于进行概括，用少量文字触及问题本质，来说明观点，而且有很强说服力，这也是这封信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是这封信写作上的又一特点。

这封信在论述亡友学术上的是非得失时用心良苦，语言平和，婉转申述，娓娓而谈，曲尽其意，充分地表现了纪昀的文学水平。纪昀能做到对朋友“爱人以德”，并不因交谊深厚而忽略了学术上的是非，文中全无溢美之辞，反映出纪昀对学术问题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严正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