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诏令集
诏令汇编。一百三十卷。宋宋敏求在其父宋绶纂集基础上编纂而成。成书于宋熙宁三年(1070年)。
宋绶,字公垂。生于宋淳化二年(991年),卒于宋宝应三年(1040年)。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崇尚。曾任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参与修《真宗实录》,曾任翰林学士、工部侍郎。仁宗时任参知政事,后加资政殿大学士,知枢密院事。宋绶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撰有《卤簿图》十卷。敏求,字次道(1019—1079年)。生于宋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元丰二年(1079年)。赐进士及第,为馆阁校勘,曾与王尧臣等一起修《新唐书》。英宗治平年间,召为《仁宗实录》检讨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太常寺。神宗时任史馆修撰,后加龙图阁直学士,命修《两朝正史》。敏求读书甚多,熟于朝廷典故,曾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一百四十八卷,其它著作甚多,传世者还有《长安志》、《春明退朝录》等。
本书以类编次,共分十三类,有帝王、妃嫔、追谥、册谥文、哀册文、皇太子、诸王、公主、郡县主、大臣、典礼、政事、蕃夷,总计一百三十卷。大类之下又分目,共一百五十四目,收诏令一千九百六十三篇,其中重复六篇,全书约八十多万字。
诏令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官文书,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曲折反映出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又记载了某些典章程度的兴废沿革,因此,它既是修史的人所依据的重要文件,又是历史研究者相当重视的原始资料。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其它早已散佚,《新唐书》一般不收诏令,《旧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所收诏令也多缺漏或讹误,唐代“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藉有是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诏令奏议类》)因此,就更显得这部书的可贵。本书汇集的大量的诏令(有的是编者根据原始文件编入的),可以纠正两《唐书》和其他史书记载的遗漏和错讹,特别是83卷以后政事、蕃夷两大类,直接关系到唐代的政治、经济、法律、选举、职官、婚姻制度和对外关系,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也存在几个缺陷:一、诏令虽然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但大多出自文人学士之手。这些人对皇帝的过恶只能回护,不敢宣扬,皇帝有反道败德之事,就曲为文饰,因此,诏令在反映真实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二、这本书在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已缺二十三卷(十四一二十四卷,八十七一九十八卷),各本皆同,很难校补。前面所谈的全书分目数、诏令篇数、字数,都是就现行本而言。三、本书所收的诏令有遗漏和删节。如《旧唐书》里的诏令有些本书即未收入。有些诏令,如七十一卷《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和《长庆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和《文苑英华》收录的同篇诏令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本书的删节,第一篇约删去两千六百多字,第二篇删去近一百字。
本书自北宋编定后,直至清代,一直以抄本传世。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曾将此书收入。光绪年间,由南浔张钧衡据明钞本刻印发行,收入《适园丛书》。台湾曾影印《四库全书》本。一九五九年,商务印书馆根据铁琴铜剑楼原藏顾广圻校旧钞本(今藏北京图书馆),用《适园丛书》本校勘,并加断句,遇有疑义,还参照《四库全书》本和北京图书馆藏翁同校本改正了一些错误,出版发行,是现在比较好的版本。
宋绶,字公垂。生于宋淳化二年(991年),卒于宋宝应三年(1040年)。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崇尚。曾任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参与修《真宗实录》,曾任翰林学士、工部侍郎。仁宗时任参知政事,后加资政殿大学士,知枢密院事。宋绶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撰有《卤簿图》十卷。敏求,字次道(1019—1079年)。生于宋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元丰二年(1079年)。赐进士及第,为馆阁校勘,曾与王尧臣等一起修《新唐书》。英宗治平年间,召为《仁宗实录》检讨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太常寺。神宗时任史馆修撰,后加龙图阁直学士,命修《两朝正史》。敏求读书甚多,熟于朝廷典故,曾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一百四十八卷,其它著作甚多,传世者还有《长安志》、《春明退朝录》等。
本书以类编次,共分十三类,有帝王、妃嫔、追谥、册谥文、哀册文、皇太子、诸王、公主、郡县主、大臣、典礼、政事、蕃夷,总计一百三十卷。大类之下又分目,共一百五十四目,收诏令一千九百六十三篇,其中重复六篇,全书约八十多万字。
诏令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官文书,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曲折反映出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又记载了某些典章程度的兴废沿革,因此,它既是修史的人所依据的重要文件,又是历史研究者相当重视的原始资料。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其它早已散佚,《新唐书》一般不收诏令,《旧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所收诏令也多缺漏或讹误,唐代“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藉有是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诏令奏议类》)因此,就更显得这部书的可贵。本书汇集的大量的诏令(有的是编者根据原始文件编入的),可以纠正两《唐书》和其他史书记载的遗漏和错讹,特别是83卷以后政事、蕃夷两大类,直接关系到唐代的政治、经济、法律、选举、职官、婚姻制度和对外关系,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也存在几个缺陷:一、诏令虽然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但大多出自文人学士之手。这些人对皇帝的过恶只能回护,不敢宣扬,皇帝有反道败德之事,就曲为文饰,因此,诏令在反映真实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二、这本书在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已缺二十三卷(十四一二十四卷,八十七一九十八卷),各本皆同,很难校补。前面所谈的全书分目数、诏令篇数、字数,都是就现行本而言。三、本书所收的诏令有遗漏和删节。如《旧唐书》里的诏令有些本书即未收入。有些诏令,如七十一卷《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和《长庆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和《文苑英华》收录的同篇诏令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本书的删节,第一篇约删去两千六百多字,第二篇删去近一百字。
本书自北宋编定后,直至清代,一直以抄本传世。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曾将此书收入。光绪年间,由南浔张钧衡据明钞本刻印发行,收入《适园丛书》。台湾曾影印《四库全书》本。一九五九年,商务印书馆根据铁琴铜剑楼原藏顾广圻校旧钞本(今藏北京图书馆),用《适园丛书》本校勘,并加断句,遇有疑义,还参照《四库全书》本和北京图书馆藏翁同校本改正了一些错误,出版发行,是现在比较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