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章制度史著作。二百卷。唐杜佑撰。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801年)。
        杜佑,字君卿。生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卒于唐元和七年(812年)。唐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县)人。以父荫补济南参军,先后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朝,共为官六十年。杜佑生活的年代,是唐王朝由盛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他作为有眼光的政治家,想通过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变化,总结经验教训。最初,刘知几的儿子刘铁曾仿《周礼》体例,纂成《政典》三十五卷,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废置,议论得失,自黄帝迄天宝末。杜佑得其书,以为未尽,参以《开元礼》、《乐书》等增广而成《通典》。杜佑写《通史》,历时三十年,征引典籍不下二百余种。除《通典》外,还著有《理财要诀》十卷,《管氏指略》二卷,《宾佐记》一卷。
        《通典》是专门记载历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沿革变迁的史书。它以事类为中心,按朝代先后编次。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至天宝之末,食货部分等又述及唐肃宗、德宗时期的情况。如食货九记钱币,至唐肃宗乾元元年;食货十一记茶,至德宗贞元元年。全书共分九门,各门又分若干子目,每门有总序一篇冠其前,子目按年代先后顺序,著录有关制度的历代大事记、奏疏、诏令等,同时也编入前人的一些议论。《通典》的内容包括:
        《食货典》叙述土地、财政制度及其状况,杜佑把食货放在卷首,反映了他对经济的重视。他又进一步把食货分为:田制、水利田、屯田、乡党、土断、版籍、赋税、历代盛衰户口、钱币、漕运、盐铁、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均输附、轻重等目,几乎包括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特别对田制、户口和货币做了详细论述,在《田制上》他叙宋、魏以前田制时,以战国孟轲、西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言论、奏疏分记其间,史论结合。在《历代盛衰户口》目中他说:随平陈之前,户口只有三百六十万,平陈得五十万,十八年后户数增至四百八十余万。他指出这不是人口增长快所致,而是从前剥削重,民多依附豪室,高颍设轻税之法,平民负担比豪族的负担轻,所以百姓摆脱依附,由此他认为“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他还注意了天宝前后的户口变化,“安史之乱”导致户口的大量减少。
        《选举典》叙述了选举士官、爵位制度及考核官吏的政令,共六卷,前三卷叙述制度,后三卷集中了历代“杂议论”,评述其得失。
        《职官典》叙述官制的源流沿革。这部分在《通典》中的篇幅只次于《礼典》,占二十二卷。前卷先叙官制之要略,以下分门列内外文武诸职,叙其沿革变化。
        《礼典》在书中占一半,共一百卷,其中历代沿革礼六十五卷,开元礼三十五卷。历代沿革礼按吉、嘉、宾、军、凶五礼分叙了历代礼制的变化,并有20多卷集中博士经生的议论。《开元礼》是据《大唐开元礼》删节而成,改变了原来的次序,也按吉、嘉、宾、军、凶五礼的顺序叙述了唐代的礼仪制度。
        《乐典》叙述了乐制概略,除述历代沿革变化外,复载十二律五声八音。《兵典》主要讲谋略,如“料敌制胜”、“察而后动”、“以逸待劳”、“攻其必救”、“因机设权”、“归归勿遏”等。《刑典》除叙述历代刑制之外,还详列各家议论和宽恕峻酷诸目,总结各代得失。《州郡典》以古九州为目叙述各代地方政权建置的变化。唐初存在着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争论,杜佑用历史事实列举汉、隋、唐三朝实行郡县制,国家统一、人口繁盛的情况是夏商周无法比拟的,这反映了杜佑肯定郡县制的进步观点。《边防典》,叙边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状况,不仅记述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少数民族的状况,以及唐同他们的关系,还记述了百济、新罗、高丽、安息、大厦、大月氏、天竺、波斯、大食、哀牢、扶南等边境诸国的历史、风土人情、政治制度等。
        除正文外,杜佑还在《通典》中做了许多“注”,用来说明材料互见,或是对正文进行补充,或表示存疑,对古代材料做解释、说明编写意图等。《通典》的内容编排很富有逻辑性。
        杜佑把《食货》列在第一位,这种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反映了杜佑重视社会经济的史学思想,这比离开实际生活,高谈阔论礼乐的唯心主义思想进步得多。他在自序中说:教化之本,在于衣食足,既富才可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又次之。有了人才要靠礼来治理,于是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堕而用刑罚,故次兵、次刑。设州郡分别管理,故次州郡,而终之以边防。他的这种分类方法是比较合理的。在《食货典》中,他又把田制排在第一位、赋税排在第三位,钱币排在第五位,这充分反映了他对土地问题的特别重视和对国家财源的关心,他强调:“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
        在《通典》每门之前的序论中,杜佑发表的见解许多都是很精辟、很有参考价值的,如论选举中说:“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才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反映了他对以诗赋取士的评论,他反对只凭词章选拔官吏的做法。又如他在“职官”类中主张削减冗员以减少人民的负担,政府应当根据情况的变化设置官员,不要造成十羊九牧的局面。论州郡中他认为:是以一人治天下,而不是以天下奉一人,君子应以德治天下,不能重敛人民,只凭兵强治国。论边防中他指出,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来则御之,去则备之”,不主张象开元、天宝时期那样对边将特殊恩宠,使他们“竟图勋伐”,给国家带来不利影响。这些议论,多针对时弊所发,意在使统治阶级从中吸取教训。
        《通典》多取材于唐以前大部分正史中的“志”,也利用了一些文集等其它材料,唐代的材料,则取自实录、国史及奏章等重要资料,而且作者在援引前书资料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考订,纠正其中的一些错误之处,它成书于《唐会要》之前,而唐朝的实录大多已散佚,该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加之,杜佑作为一个政治家,有关唐朝的材料都是他亲身耳闻目睹,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剪裁的,更提高了该书的史料价值。该书所征引的资料不下二百余种,其中许多古籍我们今天已无法见到,因此,《通典》可以为史料辑佚和校勘史实提供珍贵的资料来源和依据。如王国维先生曾经从中辑出杜环的《经行记》,陈援庵先生从中辑出《魏书·乐志》中缺的一页。
        《通典》发展了史学编纂的新体裁,这是《通典》的一大特色,也是主要成就之所在。《通典》所用的体裁,实际上是纪传体史书中“志”部分的扩大和贯通。纪传体各史书中,除《史记》等少数史书外多取断代的形式,其志互不衔接,有的则无志,而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本不能以朝代为断限,这是纪传体史书所不能克服的一个困难。《通典》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通典》成书后,很受欢迎,“其书大传于时”。它把散见于各种体裁史书中有关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料,分类重新组织,给读者一个完整而有系统的概念。在纪传、编年两种史体之外,又创立了专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化的政书体,为史学的发展开创了新途径,为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提供了很大方便。继《通典》之后,又出现了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通典》也存在着不足和疏漏之处。全书二百卷,“礼”占了一百卷,在结构上不尽合理。另外,在史实上亦有挂漏之处,如食货之赋税载北齐租调之法,河清三年令民十八授田输租调,而露田之数失载;钱币不载陈永定元年四柱钱法。兵典没有反映出历代兵制的沿革变化的情况等等。
        《通典》的刊本在北宋时已出现,但到明代已罕见。现流传下来的主要有明刊本、清武英殿“三通”合刻附考证本,清咸丰九年(1860年)崇仁谢氏刊本和同治十年(1871年)广州学海堂刊本。近人傅增湘曾以宋本《通典》校明大字本,该本质量较高。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有“广通”合刊本,书前有唐李翰林作的序,书后附考证一卷。一九八八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据此本重印。1980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