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著作。十七卷。汉董仲舒撰。各篇陆续刊行,汇成于隋。
        董仲舒,生于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卒于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广川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做过侯国之相,很受皇帝之宠,以致退休返乡后皇帝有些事还找他商议。他喜爱读《春秋》,并能领会其意加以发展。他说:“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所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这说明董仲舒读《春秋》不只停留于词句之中,而是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使前后连贯,明辨是非。《春秋繁露》一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对《春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共十七卷,七十九篇文章,多以议论形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主论《春秋》,有的先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再具体说明。
        《春秋繁露》从卷一到卷六的前四篇文章共十七篇,主要是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如《玉杯第二》、《竹林第三》、《玉英第四》、《十指第十二》、《重政第十三》等。从卷六后三篇到第十卷的第三篇,共二十篇,主要论述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包括正名、人性、仁义、礼乐、制度等诸方面。主要有《离合根第十八》、《立元神第十九》、《仁义法第二十九》、《观德第三十三》、《深察名号第三十五》等篇。从卷十的五行对第三十八到卷十四前三篇及《天地行第七十七》到《天地施第八十二》共十三篇,论天地阴阳的运转、灾异的发生和消除,阐发天人感应之道理。主要有《为人者天第四十一》、《五行之义第四十二》、《五行相生第五十八》、《五行相胜第五十九》、《治水五行第六十一》、《治乱五行第六十二》等。从《郊语第六十五》到《祭义第七十六》共十二篇,论述祭祀天地、宗庙以及求雨、止雨的仪式和意义,发挥遵天敬祖的道理。由于在各篇的主旨及思想内容方面多有兼容现象,因而该书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七个专题:一、论述《春秋》,阐述其义;二、阴阳理论;三、气的运行;四、五行;五、治理国家之道;六、天人合一;七、关于“仁”、“义”、“利”。
        一、关于《春秋》的论述。《春秋》一书主要是总结战国前二百多年的历史。董仲舒给它总结出十项特点,称为“十指”。(一)在列举事变时,重点突出,不是面面俱到。(二)明确指出事变的发展趋势。(三)根据事变发展的趋势,点明具体措施。(四)主干加强,旁枝削弱,根本的内容多叙述,次要的东西、非本质的内容少写或不写。(五)有疑问的地方要辨别清楚,同类事物找到差距。(六)区别每个“干部”之所长,研究他们的合理使用。(七)亲近周围之百姓,吸引远处的人民,满足人民的要求,这是治国的根本之路。(八)继周文之后而返回到质朴。(九)用五行显示天道。(十)考查灾变以显示天道。
        二、阴阳理论。“阴”和“阳”即表示“阴气”和“阳气”,又分别表示一事物的不同性质,即矛盾的双方。《春秋繁露》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产生的。阴与阳合,妻与夫合,子与父合,臣以君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都表现阴阳之性。阴阳不会单独存在,二者总是成对出现的。但按《春秋繁露》的观点,虽然阴和阳二者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们对事物的主导作用是不同的。阳对事物占有着主导地位,而阴只处于随从的地位,因而《春秋繁露》有阳尊阴卑之说。认为凡是在上之人皆为在下之人的阳,凡是在下之人,皆为在上之人的阴。阴字本身就具有“隐藏”之意。所以,其名和与其功劳全部合并于阳。因而臣子的功劳都归于皇帝。大与小、上与下、强与弱、贤与不贤、善与恶等都表现为阳和阴。恶的这类皆为阴,善的、美的这类均为阳。阳可比喻为贤德,阴可比喻为刑罚。刑与德意义相反却顺从于德。
        三、气的运行。《春秋繁露》论到,“阴气”和“阳气”是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事物,它们的运行规律是不同的。春天阳出而阴入,秋季阴出而阳入,夏天阳气在右而阴气在左,冬季阴气在右而阳气在左。才入冬时,阴气由东向西行,阳气由西向东行。当二气相合时,正好是冬至节。然后二气又分行,走不同的路线向南,阴气在右,阳气在左,在左称为顺道,在右称为逆道。这样就形成了逆气左上,顺气右下的现象,故下暖而上寒。气不但有阴、阳不同的性质,也有不同的归属。天气在上,地气在下,人气在正中。自然界中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现象,就是天、地气所致,同时也是人顺于天的行为,因而表现为人高于万物。在自然界中,春天之气有温暖爱人之心,夏天之气有健康快乐之意,秋天之气具有威严和成就大业之象,冬天之气表现痛心、悲哀之情。因而,人有春气则产生慈善、爱人之心,人有夏气则精力旺盛、生命力强,人有秋气则对待事物严肃认真,有责任心,可成其大业。人有冬气就会对死难者产生哀悼心理。
        四、关于“五行”。五行包括木、火、土、金、水。《春秋繁露》按方位划分成:东方属木、南方属火、中央属土、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他们的先后顺序中,依次顺序为相生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但间隔顺序就变成了相克关系: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又克木。因而《春秋繁露》讲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为治”。《春秋繁露》讲阴阳五行,把五行当中的每一元,都对应于社会的某一事物进行论证,如春属木,是万物生长之始,农业之本。这个时节,君主应给农民予方便,让他们勤于农事,一心一意地去耕种,并减免征税。对于罪刑轻的应释放,对长期囚禁之人要解除桎梏。否则“天”就要对人类进行惩罚。又如夏季属火,是万物生长的茂盛时期。就政府来讲,相当于朝中的各级官员。从其总体系看,春天,木发生变化时,是因为百姓服劳役太多,所负税务太重,因而其生活非常贫困。夏天若寒冷,是因为皇帝不明事理,好、坏不分。中夏不正常,是因为皇帝不信任能者、不尊重父兄、生活荒淫无度。秋季发生变异,有战事,军队多,盗贼多,财重于义,多犯罪之人。水发生异常,冬潮、多雾,来年春、夏多冰雹。这是因为国家的法令不严所造成的。《春秋繁露》还讲到,除了人类社会以外,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更会直接受到五行相生相克的影响。
        在论述了阴阳五行的理论后,《春秋繁露》还用了很多篇幅较系统地论述了祭神的道理和方式方法问题。因而有些人又认为该书是神学之书。其中用较大篇幅论述祭神内容的,有以下几篇:《郊语第六十五》、《郊义第六十六》、《郊祭第六十七》、《四祭第六十八》、《郊祀第六十九》、《顺命第七十》、《郊事对第七十一》。另外还有《求雨第七十四》、《止雨第七十五》、《祭义第七十六》等。
        五、治理国家之术。《春秋繁露》一书不但论述了君主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法则,而且论述了约束君主的法则。该书讲到,治理国家应根据天、地之性情,即四季之变化,以及人们的欲望而建立尊卑之严格制度,制定高低贵贱之等级。君主不要到处露面,但对事物要认真观察和分析;任用贤臣,爱护各种生命,不以自己的喜怒作为赏罚的标准。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君主必须礼贤下士,将贤士、智人聚于自己的左右,否则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春秋繁露》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安定,主要因素不在于它的生产力的高低,而在于生活资料的分配是否合理。书中引用了孔子这样一句话:“不患贫而患不均”。因而指出,要想使矛盾不激化,就要想办法限制富贵之所得,让他既可显示自己的富贵,又未产生残暴的后果,让贫困之人足以生活而不至饿死。若以此为准进行平衡,才能使国家安定。《春秋繁露》还以“天道”论“君道”,约束君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下级和人民群众,多做善事积累功德。
        六、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之关系,不只表现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还表现于自然界与人体之间的关系。《春秋繁露》谈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注:指穴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这段的意思是说,人体的各个部位与天是相互对应的,不论是骨格、耳、目还是穴、脉,都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它的对应元素。
        七、关于“仁”、“义”和“利”。《春秋繁露》将仁、义、利分为两组: “仁、义”和“义、利”。其中“义”和“利”是人生的两种追求,“义”表示仁义、道德。即现在所说的“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利”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义”可以养心,“利”用于养体。而二者相比,前者应重于后者 一个人若有“义”而少“利”,他可能生活得很快活。若一个人只追求“利”而不追求“义”就可能怨恨深重、祸患无穷。“仁”和“义”是对待他人和对待自己的两种态度。《春秋繁露》认为,对待别人应该采取“仁”的态度,即宽以待人。对自己应该持以“义”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即书中所讲的:“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繁露》一书,揭示《春秋》实质,继承了《春秋》理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并将“天道观”贯彻于全书的始终。它所论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哲学、政治、伦理、自然科学、民俗及神学等多方面。它与《天人三策》一起揭示了董仲舒的世界观,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春秋繁露》一书现可见到的最早刊本为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另又有明嘉靖三十三年(1544年)永宁赵氏刻本;一函四册。清光绪三年(1877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一函二册。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民国十八年(1929年)商务印书馆影印,二册。另外《汉魏丛书》第十一、十二册;《增订汉魏丛书》清乾隆九年(1744年)王氏刻本,第十二至十四册;《增订汉魏丛书》民国年间石印本第五册;《说郛》第七册;《广汉魏书》清嘉庆中刻本;《二十二子》均有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