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
思想著作。二卷。西汉陆贾撰。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当在汉高祖在位期间。
陆贾,约生于战国楚考烈王二十三年(前240年),卒于汉文帝十年(前170年)。楚国人。《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其“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汉立,刘邦委陆贾出使南越王,因劝说有功被拜太中大夫。刘邦曾责备陆贾居马上而谈《诗》、《书》,让其“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遂成是书。另又撰《楚汉春秋》。
《新语》今存十二篇,为《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均属呈对刘邦的奏议,主要内容为总结秦亡汉兴及历史上兴败成亡的经验教训,为汉廷提供治国方针,其中以儒家“仁义”为基本措施,而以道家“无为”为最高理想,故直接论述的是社会政治,但又蕴含着较深刻的哲理思想。用骈散两种语体写成,骈对而华彩,又兼纵横家气势。
《道基》篇为全书总论,由天地既位而论人间帝业之规则,即所谓“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管理天下即按天地形成与运动的规律而动,“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认,在人者可相。”要做到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接着回溯汉以前诸圣依此管理国家、确立纲常、封疆治耕、制定经典及其成功的历史,以及那些相反及失败的教训。将成败的原因归为是否顺天地之道而施行“仁义”。提出自己的治平理想是“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疆,虚无寂寞,道德无量。”
《术事》篇有两个基本的历史观点,一是谈论历史是为了反及自身,即“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二是与之相连,谈论历史是要把握其规律,而不泥于某一具体的事,因为成败、善恶等有相同的规律可寻。要之,便是不管谁立事都不能离开道德,无论谁调弦都不能失其宫商,“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并大胆提出“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势而权行。”
《辅政》篇谈用人,以为“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通过尧舜与秦帝的比较,而阐明用人材好坏的重要,总结为“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
《无为》篇谈治国方法以无为而治为高。这种无为的实质仍是仁义,即宽怀以待。以为“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后天下大治。”其原因在于使用的是“当宽舒以袤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相反,秦始皇设刑罚、陈军备,以暴力治民,反而达不到真正的治。故曰:“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无为而无不为。
《辨惑》篇列举历史上种种事例说明那些苟合之言实际上无益于治国,特别是纵横家的揣摩帝王之意“操直而乖方,怀曲而合邪。”主张“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也”,如此才能有益于国。
《怀微》篇谈“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要求君主以自己的修身为重,循道以行,而不必求神仙,避深山,弃亲人,后者属于非道。修身要从自身及其细事入手,即所谓“修之于内,著之于外;行之于小,显之于大。”
《资质》篇又谈选择辅国人才,以为那些有大才大德的人往往隐于深山,有“万世之术藏于心”,却不容于世,没机会出世。反之,公卿子弟、贵戚党友则虽然没有什么才能,却得以重用,属于“辅之者强而饰之众也”。以“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而为君主戒告。
《至德》篇以为无论是天地之性,还是万物之类,都遵照“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的规律,因而提倡修德为上,以顺天下,合于民意。
《怀虑》篇以为立功当专一,而专一则又指内心的修定,即“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因而“治外者必调内,平远者必正近”。反之,如果“劳神八极”,“忧不存于家”,则反而无法立计。另一层意思则以为治国者不能为多种多样的外部享受或功益、产业、名声所牵制,否则神思迷乱,思路常异,“两兼则心惑,二路则行穷。”
《本行》篇主张治国应以道德、仁义为本。反对为利益、享乐所诱惑,怀珠宝、服名珍、酒色淫佚不过是小人所为,以至进而损害百姓的利益。以为“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
《明诫》篇以为历代那些失道丧国的事例,不在于天道所变,而是君主自己造成的。反之,如果治道失于下,则天灾也随之而降,即所谓“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思务》篇从另一侧面谈治国者的内在修养,要有自己的明见和主见。主张要“博思广听,进退顺法,动作合度,”闻见要广,但在选择时要谨慎,学问要博,但在行事时要敦厚,见邪知直,见华知实,不为淫色、谀词等所惑,虽富贵而不改其志,听人谈神仙方术而不随从,然后才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
该书《汉书·艺文志》未著录,《诸子略》儒家有陆贾二十三篇,其中当有《新语》。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传赞》提到“陆生《新语》十二篇”,当与今篇幅同。现存有明弘治间李廷梧刻本、明范氏天一阁刻本、《子汇》本、明万历程荣《汉魏丛书》刻本、《两京遗编》本、《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收王利器撰《新语校注》,当为较好的读本。
陆贾,约生于战国楚考烈王二十三年(前240年),卒于汉文帝十年(前170年)。楚国人。《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其“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汉立,刘邦委陆贾出使南越王,因劝说有功被拜太中大夫。刘邦曾责备陆贾居马上而谈《诗》、《书》,让其“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遂成是书。另又撰《楚汉春秋》。
《新语》今存十二篇,为《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均属呈对刘邦的奏议,主要内容为总结秦亡汉兴及历史上兴败成亡的经验教训,为汉廷提供治国方针,其中以儒家“仁义”为基本措施,而以道家“无为”为最高理想,故直接论述的是社会政治,但又蕴含着较深刻的哲理思想。用骈散两种语体写成,骈对而华彩,又兼纵横家气势。
《道基》篇为全书总论,由天地既位而论人间帝业之规则,即所谓“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管理天下即按天地形成与运动的规律而动,“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认,在人者可相。”要做到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接着回溯汉以前诸圣依此管理国家、确立纲常、封疆治耕、制定经典及其成功的历史,以及那些相反及失败的教训。将成败的原因归为是否顺天地之道而施行“仁义”。提出自己的治平理想是“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疆,虚无寂寞,道德无量。”
《术事》篇有两个基本的历史观点,一是谈论历史是为了反及自身,即“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二是与之相连,谈论历史是要把握其规律,而不泥于某一具体的事,因为成败、善恶等有相同的规律可寻。要之,便是不管谁立事都不能离开道德,无论谁调弦都不能失其宫商,“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并大胆提出“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势而权行。”
《辅政》篇谈用人,以为“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通过尧舜与秦帝的比较,而阐明用人材好坏的重要,总结为“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
《无为》篇谈治国方法以无为而治为高。这种无为的实质仍是仁义,即宽怀以待。以为“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后天下大治。”其原因在于使用的是“当宽舒以袤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相反,秦始皇设刑罚、陈军备,以暴力治民,反而达不到真正的治。故曰:“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无为而无不为。
《辨惑》篇列举历史上种种事例说明那些苟合之言实际上无益于治国,特别是纵横家的揣摩帝王之意“操直而乖方,怀曲而合邪。”主张“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也”,如此才能有益于国。
《怀微》篇谈“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要求君主以自己的修身为重,循道以行,而不必求神仙,避深山,弃亲人,后者属于非道。修身要从自身及其细事入手,即所谓“修之于内,著之于外;行之于小,显之于大。”
《资质》篇又谈选择辅国人才,以为那些有大才大德的人往往隐于深山,有“万世之术藏于心”,却不容于世,没机会出世。反之,公卿子弟、贵戚党友则虽然没有什么才能,却得以重用,属于“辅之者强而饰之众也”。以“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而为君主戒告。
《至德》篇以为无论是天地之性,还是万物之类,都遵照“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的规律,因而提倡修德为上,以顺天下,合于民意。
《怀虑》篇以为立功当专一,而专一则又指内心的修定,即“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因而“治外者必调内,平远者必正近”。反之,如果“劳神八极”,“忧不存于家”,则反而无法立计。另一层意思则以为治国者不能为多种多样的外部享受或功益、产业、名声所牵制,否则神思迷乱,思路常异,“两兼则心惑,二路则行穷。”
《本行》篇主张治国应以道德、仁义为本。反对为利益、享乐所诱惑,怀珠宝、服名珍、酒色淫佚不过是小人所为,以至进而损害百姓的利益。以为“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
《明诫》篇以为历代那些失道丧国的事例,不在于天道所变,而是君主自己造成的。反之,如果治道失于下,则天灾也随之而降,即所谓“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思务》篇从另一侧面谈治国者的内在修养,要有自己的明见和主见。主张要“博思广听,进退顺法,动作合度,”闻见要广,但在选择时要谨慎,学问要博,但在行事时要敦厚,见邪知直,见华知实,不为淫色、谀词等所惑,虽富贵而不改其志,听人谈神仙方术而不随从,然后才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
该书《汉书·艺文志》未著录,《诸子略》儒家有陆贾二十三篇,其中当有《新语》。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传赞》提到“陆生《新语》十二篇”,当与今篇幅同。现存有明弘治间李廷梧刻本、明范氏天一阁刻本、《子汇》本、明万历程荣《汉魏丛书》刻本、《两京遗编》本、《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收王利器撰《新语校注》,当为较好的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