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明诗》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2〕。”圣谟所析,义已明矣〔3〕。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4〕?诗者,持也,持人情性〔5〕;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6〕。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7〕。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8〕;黄帝云门,理不空[绮]弦〔9〕。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10〕。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11〕;太康败德,五子咸怨〔12〕:顺美匡恶,其来久矣〔13〕。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14〕。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15〕。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16〕。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17〕。秦皇灭典,亦造仙诗〔18〕。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19〕。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20〕。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21〕。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22〕;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23〕。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类而推,两汉之作乎〔24〕?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25〕。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26〕。
暨建安之初〔27〕,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28〕;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29〕。[乃]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30〕。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31〕。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32〕。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忘机之谈〔33〕;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34〕。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35〕: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36〕;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37〕。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38〕。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38〕。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39〕;离合之发,则[明]萌于图谶〔40〕;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41〕;联名共韵,则柏梁馀制〔42〕: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43〕。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44〕。
【注 释】
〔1〕明诗:是刘勰著作《文心雕龙》中的第六篇。《文心雕龙》作于南朝时的齐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学研究专著。它主张文学不但要有华美的形式,而且首先要有充实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充沛的感情。它指出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关系,论述了各种文体的演变过程,并对重要作家、作品作了扼要的评价。它还阐述了文章的创作、作家的修养以及文学的批评问题。《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前五卷主要论述文体流变,后五卷主要论创作和批评。其中《序志》是一篇全书的序文。
〔2〕《书·舜典》大舜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永言,长言,指音节摇曳的咏唱。以上三句引用舜的话,对于诗和歌加以基本说明,说诗是表达思想愿望的,歌是把思想愿望咏唱出来。
〔3〕圣谟:圣训;古以舜为圣人。以上二句是说,经过圣贤的分析,诗的含义就明确了。
〔4〕“是以”四句:《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指情意。 舒文载实:展布文辞,承上“永言”“发言”说。载其实,承上“言志”“为志”说。 实指情志。 兹:此。 以上四句大意是说:所以,蕴藏在心里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就是诗,所以铺陈文辞以寄托内容,它的意思就在于此吧?
〔5〕《诗纬含神雾》:“诗者,持也。” 持人情性:扶持人的性情,使不偏邪。
〔6〕“三百之蔽”:《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概括)之曰:思无邪。’”有符焉尔。有合于此而已。
〔7〕禀:受。 七情:《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感物:《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以上四句是说,人天生就有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感情;七情因外界事物的刺激而感动;既然有所感动,就要抒发出来了。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8〕葛天氏:古帝号。《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曲):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地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按:从八曲的名称看,如《敬天常》《达地功》等,均为后人假托。“葛天氏辞”与下文的“黄帝云门”相对。孙云:“唐写本无天氏二字,又无云字。”以上二句是说,古代葛天氏的时候,有一种歌舞,要唱八首歌来伴舞,《玄鸟》就是其中入曲歌唱的一首。
〔9〕云门:歌颂黄帝的一种乐曲。《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公卿大夫子弟)舞《云门》《大卷》。” 郑注:“黄帝[乐]云《云门》《大卷》。” 理不空弦:照理说不会光有乐曲,一定有歌辞。 绮:孙云:“唐写本作弦。”
〔10〕大唐:唐写本作“大章”。《礼记·乐记》:“大章,章之也。”郑注:“尧乐名也。言尧德章明也。《周礼》阙之,或作《大卷》。”范文澜引《尚书·大传》及郑注,说:“《大唐》乃舜美尧禅之歌,不得云尧有,似当作《大章》为是。然郑注《乐记·大章》,已云《周礼》阙之。彦和所见,当即《尚书大传·大唐之歌》,行文偶误耳。”(《文心雕龙注》)。舜造南风之诗:《礼记·乐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正义》引《南风》诗:“南风之薰(和暖)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增多)吾民之财兮。”以上四句论述尧、舜时期的诗歌,说《大唐》、《南风》这两首诗,不过是文辞达意而已,还没有什么文采技巧可言。
〔11〕九序惟歌:《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维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注:“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乃德政之致。”以上二句论述禹时的诗歌,说大禹实行了九项善政,人民安居乐业,为此作歌,歌颂他的美德。
〔12〕五子咸怨:《史记·夏本纪》:“帝启崩,子弟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待)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以上二句是说,夏王太康荒淫失国,他的五个弟弟作了五首诗,表示讽刺怨愤。《五子之歌》见《伪古文尚书》。
〔13〕顺美匡恶:郑玄《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顺”,顺而行之。“匡”,正。以上二句总结前四句说,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君王的美德,帮助纠正他们的过失,这是由来已久了。
〔14〕暨(jí):及,至。 雅:《诗经》中的《大雅》、《小雅》。 颂:《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 园备:周备。 四始:一,《毛诗序》以风、大雅、小雅、颂中看出政治兴衰的原因,二,《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按《颂赞》说:“四始之至,颂居其极。”以颂为四始之一,可见刘勰用《毛诗序》说。以上四句是说,自商至周,雅、颂已经周备,四始彪柄可观,六义也齐全成熟。按这正是《诗经》创作的时代。
〔15〕监:鉴,指读诗有所启发。绚(xuàn):采饰。 秦:白绢。《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口颊美好)兮,美目盼(眼黑白分明)兮,秦以为绚(白底子用来加上彩饰,一说用白粉来给彩色勾边)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子,后来加上绘画,一说后用白粉勾边)。’曰:‘礼后乎(先有好的本质,后加上礼节,礼是后起的吗)?’子曰:‘起予者商也(启发我的是子夏,子夏名商),始可言诗已矣。’”《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益求精,好像骨甲切开了还要锉平,玉器雕刻了还要打磨光滑),共斯之谓与(岂是这样的说法吗?)’子曰:‘赐也(子贡名赐),始可以言诗已矣,告诸(之)往而知来者(能从已讲的,推知未讲的)。’”
〔16〕王泽:指周文王的教化。 殄竭:尽。 风人辍采:采诗官停止采诗。 观志:春秋时外交集会,主客双方观对方的意志,均念诗来表示。 讽诵:朗诵。 酬酢:劝酒和回敬,指礼节上的应对。 宾荣:宾客的荣宠。 吐纳:吐辞,发言。例如《左传》二十七年,晋赵武在郑和郑大夫会见,请郑大夫诵诗以观志。子展诵《草虫》,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遏)止,我心则降”。赵武说:“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 伯有诵《鹑之奔奔》,那是卫人讽刺宣姜的淫乱,连鹑鸟都不如。赵武说:“床笫(席)之间不逾阈,(门限),况在野乎?非使人所得闻也!”会后,赵武对晋叔向说:“伯有将为戮(被杂)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郑君并不淫乱,所以说诬其上),而公怨之(公开表示怨君),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17〕此处以《离骚》为诗。《汉书·艺文志》以《离骚》为赋。
〔18〕灭典: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又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
〔19〕继轨周人:继续着周人的道路。《汉书·韦贤传》:“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元王]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以讽谏。”诗中有:“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思)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悠悠),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众)民以匮(穷乏),我王以媮。……”
〔20〕柏梁列韵:《古文苑》卷八《柏梁诗》:“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日月星辰和四时(皇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武)。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 石庆)和抚四夷不得哉(大将军卫青)!……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徐自为)。……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马张成)。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中尉豹),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诩盛宜),盗阻南山民为灾(右扶风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顾炎武《日知录》二十一指出:一、梁孝王在造柏梁台前二十九年死;二、除梁孝王外,元封三年没有别的梁孝王来朝;三、武帝太初元年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改大行令为大鸿胪,改太农令为大司农,改中尉为执金吾,改内史为京兆尹,改左内史为左冯翊,改都尉为右扶风。元封三年还没有这些官名,因此认为这诗为后人拟作。严忌有《哀命诗》。杨注:《汉书·礼乐志》:“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作十九章之歌。”属辞无方:做诗没有一定规格。
〔21〕成帝品录:《汉书·艺文志总序》:“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又《诗赋略》:“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中如《秦一杂甘泉寿宫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等属于朝章的;《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歌诗》等属于国采的,国采是分国或分区采录的。 遗翰:传下来的诗篇;翰,笔。指作品。 范注:“彦和之意似谓三百篇中,不见著名人士作五言诗,非谓三百余篇无一五言诗也。采自民间歌谣非辞人所作,而尽多五言,彦和殆未尝疑之也。”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颜延之《庭诰》:“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李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李陵诗《文选》载有《与苏武诗》三首,《古文苑》载:《录别诗》八首(内两首残阙)。班婕妤:汉成帝宫人,得幸,封婕妤(女官名)。《文选》载她的《怨歌行》一首。李善注:“《怨歌行》,古辞。”按李陵和班婕妤的五言诗,当出后人假托。西汉作者的诗,像李陵的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还是楚歌。杨恽的歌:“田彼南山,芜秽不治。……”韦玄成的《自劾诗》:“赫矣我祖,侯于豕韦。……”还都是四言。到东汉梁鸿的《五噫歌》:“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常京兮,噫!……”还是楚歌。到班固的《咏史》才是五言:“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写得还很质朴。而李陵、班婕妤的五言都极成熟而有文采。
〔22〕“按召南行露”四句:《诗经·召南·行露》第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家室不足。”前半章(四句)为五言,孟子《离娄》篇有《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全是五言。
〔23〕“暇豫”六句:第一句“暇豫”,闲乐。“优”,优施。春秋晋献公之倡优。《国语·晋语》二载优施饮里克(晋大夫)酒,中饮,优施起舞曰:“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韦昭注:“吾吾,不敢自亲之貌也。言里克欲为闲乐事君之道,反不敢自亲,吾吾然其智曾不及鸟乌也),人皆集于(茂盛貌),已独集于枯。”第三句,《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歌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这两首诗都是五言诗。“阅”,经历。 以上六句是说,优施唱“暇豫”之歌,远见于春秋,“邪径”这首童谣近出于汉成帝之世。所以从历史的发展上加以考证,五言诗是由来已久了。
〔24〕“又古”六句:第二句“枚叔”,枚乘字,西汉景帝时辞赋家。第四句“傅毅”,东汉章帝时人。范文澜引黄侃《诗品》讲疏说:“《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又古诗佳丽,或称梅叔(徐陵《玉台新咏》有枚乘诗八首,《青青河畔草》一、《西北有高楼》二、《涉江采芙蓉》三、《庭中有奇树》四、《迢迢牵牛星》五、《东城高且长》六、《明明何皎皎》七、《行行重行行》八、此皆在十九首中。《玉台》有《兰若生春阳》一首。亦云枚叔作。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傅毅字武仲,当明、章时。《孤竹》谓十九首中之《冉冉孤生竹》一篇也。)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以枚叔为西汉人,傅毅为东汉人故。)”采,文彩。本书所谓“采”,指文学的形式技巧而言,详见《情采篇》。比采而推:比较其文采而加以推论。“采”,一作类。
〔25〕“观其”五句:其:指《古诗十九首》。散文:犹言敷文、行文。 婉转:曲折细致。 附:接近。 怊怅:愁怨貌。 以上五句说,察看《古诗十九首》的结构行文,质朴而不俗野,描绘曲折细致而又逼真,怅恨的是感情表现得很真实,实在是五言诗中头等的作品了。自“成帝”句至此,论述五言诗的起源。
〔26〕张衡:东汉作家。 怨篇:怨篇:指张衡的《怨诗》:“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诗说:“猗猗(状美貌)秋兰,植彼中阿(阿中,丘陵中);有的馥其芳,有黄其葩(花);虽曰幽深,其美弥嘉;之子(这人)之远,我劳如何?”清典:清丽典雅。张衡的《仙诗》和《缓歌》已无考。《缓歌》是缓歌声,乐府歌辞有《前缓声歌》。
〔27〕暨建安: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19)。
〔28〕文帝:魏文帝曹丕,字子植。 陈思:曹植字子建,曹丕弟,封陈王,谥思。 纵辔骋节:放宽辔头,驰骋争先。骋节,指有规律地驰骋。 王徐应刘:王粲,字仲宣;徐干,字伟长;应,字德琏;刘桢字公干。这四人乃建安七子之四。怜风月,狎池苑,叙恩荣,叙酣宴。例如曹丕《于谯作》:“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馀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 曹植《箜篌引》:“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尽)。”王粲、刘桢、应玚都有《公宴》诗,徐干的己无考。《文心雕龙·时序》:“观其时文(建安文学),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多气也。”《宋书·谢灵运传》论:“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 “造怀”五句:黄侃《诗品讲疏》:“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苏武李陵)古诗为原,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
〔29〕正始:魏废帝年号(240~249),当时清谈风气开始兴盛,学者推崇老庄,诗歌中也反映出老庄思想。 何晏:字平叔。他的诗有《拟古》:“双鹤比翼游,群飞游太清。常恐失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意志,何为怵惕惊。”结尾二句即反映道家思想,所谓“诗杂仙心”。乃:唐写本作“及”。 嵇:嵇康,字叔夜。 阮:阮籍,字嗣宗。《诗品》称嵇康诗:“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评嵇诗不如刘勰说得正确。《诗品》评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志渊放,归趣难求。”标:揭举,指嵇阮为正始诗人之首。
〔30〕应璩(qú):字休琏,应玚弟。《百一诗》: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可著,易用受侵诬。前者隳(罢官)去,有人适我闾。……问我何功德,三人承明庐(宫中值宿处,即三次入朝为官)。……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百一,有百虑一失意。《百一诗序》:“安知百虑有一失乎?” 辞谲:措辞婉转,如不空自己被排斥,而说应当去官。 义贞:义正,指有讽谏意,即孙盛《晋阳秋》指出的“言时事颇有补益”。
〔32〕“晋世”九句:张潘左陆:《诗品序》:“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三张:指张载兄弟三人,张载字孟阳;弟张协,字景阳;弟张亢,字季阳。 二陆:指陆机兄弟,陆机字士衡;弟陆云,字士龙。 两潘:潘岳字安仁;侄潘尼,字正叔。 左:左思,字太冲。 ,唐写本作“析”。 析文:指辞藻、对偶的追求。《诗品》称张协诗“巧构形似之言(巧于描写形象)。雄于潘岳,靡(华靡)于太冲(左思)。……词藻葱蒨,音韵铿锵。”又陆机诗:“才高辞瞻,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刘桢),文劣于仲宣(王粲)。”又潘岳诗:“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犹浅于陆机。又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按陆机诗中,已有不少工整的对偶,如《招隐诗》:“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佇兰林,回芳薄秀才”等。张、潘、左、陆都讲求辞藻对偶,但左诗写得最有气势,也最高。如《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此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雄沉下僚,地位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流靡:辞韵调和。杨注:“沈约《答甄琛书》:‘作五言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
〔33〕江左:东晋偏安江东。 玄风:谈玄的风气;谈玄以《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主。 循务:致力于政务。 忘机:忘掉心机。 亡,孙云:“《御览》作‘忘’。”干宝《晋纪总论》:“学者从《庄》《老》为宗而黜《六经》。”即指玄风;“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即指嗤哭于政务的。《宋书·谢灵运传》:“有晋中兴,玄风独盛,为学穷于柱下(老子为周柱下史),博物止乎七篇(《庄子》内篇七篇)。驰骋文辞,义殚(尽)乎此。”
〔34〕“袁孙”六句:袁孙:袁宏,字彦伯。孙绰,字兴会。《诗品序》:“永嘉(晋怀帝年号)时,贵黄(帝)老(子),稍尚虚诞。于是篇什,理过其辞,淡手寡味。爰及江表(江外,犹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他们的诗都宣扬道家思想,所以辞趣一揆;一揆,犹一致。袁宏诗如《答许询》:“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就是溺乎玄风的诗。 郭璞,字景纯,著《游仙》诗十四首。《诗品》说他:“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李充)《翰林(论)以为诗首。”《南齐书·文学传》:“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游仙》诗李善注:“江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
〔35〕“宋初”八句:因革:有因袭,有革新。《庄》《老》:指玄言诗。 山水:指山水诗。 俪采:讲究对偶文采。 范文澜注:“案山水之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 庾阐《三月三日》:“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清泉吐翠流,渌醽漂素濑。悠想盼长川,轻澜渺如带。”就是讲对偶的山水诗。到刘宋初年,谢灵运写的山水诗,成就更高。
〔36〕正体:《诗经》以四言句为主,所以称四言为正体,要求雅润。 流调:五言诗是四言诗的流变,当时注重辞藻,所以宗尚清丽。
〔37〕“故平子”六句:平子:张衡字。他的四言诗,风格典雅,所谓“张衡《怨篇》,清丽可诵。” 叔夜:嵇康字。他的四言诗,如《兄秀才公穆入年赠诗》,写“鸳鸯于飞”,称“俯仰优游”,故称为和澜。但又称“嵇志清峻”,则又有清峻之作。 茂先:张华字。他的五言诗,风格清畅,刘勰称他:“短章,奕奕清畅。” 景阳:张协字,他的五言诗,风格清丽。 兼善:指雅润而兼清丽,是曹植(子建)王粲(仲宣)的诗。 偏美:指雅润清丽各得一偏,是左思(太冲)刘桢(公干)的诗。
〔37〕诗有恒裁:诗有一定体裁和风格,即指四言雅润,五言清丽。 思无定位:作家的思想没有一定。定位,根据“情理设位(《熔裁》),按情理来谋篇,因情理不同,故无定位。随性适分:定位立体,和各人的性情有关。《体性》篇说:“吐纳英华,莫非情性。”由于个人的性情有偏,所以作品较美的多,通圆而兼备各体的少。
〔38〕“妙始所难”四句《国语·晋语》引晋文公论治国难易,郭偃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
〔39〕三六杂言:三言诗如《汉郊祀歌》的《练时日》:“灵(神)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施纷。”六言诗如相传孔融的三首,有“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等。杂言如《汉铙歌》的《上(天)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令)无绝衰”等。 出自篇什:《诗经》的雅颂十篇为一什。故称《诗经》为篇什。挚虞《文章流别论》认为三六等言,都出于《诗经》:“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诗·鲁颂·有)之属是也。”杂言如《诗·召南·殷其雷》即有三言、五言、四言句。
〔40〕离合诗:指把字拆开合成诗句,如纬书《孝经石契》:“宝文出,刘季(刘邦字季)握。卯金刀(合成“劉”字),在轸(轸宿)北,字禾子(合成“季”字),天下服。”言汉高刘邦得天下。孔融有《离合作姓名字》诗:“渔父屈节,水潜匿方(渔离水成“鱼”):与旹(时)进止,出行施张(旹离成“日”,鱼日合成鲁)。吕公矶钓,阖口渭旁(吕离口成“口”),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域离土成“或”,□或合成“国”)……”明,孙云:“《御览》作萌。”
〔41〕回文:一种诗体,回环读之皆成文。 道原:不详。刘庆生《刘子文心雕龙音注》:“宋贺道庆作四言回文诗一首,计十二句,四十八言,从尾至首,读亦成韵。而道原无可考,恐原为庆字之误。”黄叔林说:“旧注引贺道庆,然道庆四言回文之前,已有《璇玑图诗》,不可谓之始矣。唐武后《璇玑图序》:‘前秦荷苻时,扶风窦滔妻苏氏名蕙字若兰。滔镇襄阳,绝苏氏音问,苏氏因织锦为回文,五彩相宣,纵广八寸,题诗二百馀言。纵横反复,皆为文章。’又《杂体诗序》:‘晋傅咸有《回文反复诗》二首,反复其文,以示忧心展转也。’是又在窦妻前。”(《文心雕龙》辑注)
〔42〕联句:按同一韵,每人各吟诗一句,联缀而成诗篇。汉武帝召群臣于柏梁台,联句成《柏梁诗》。此为联句的起始。
〔43〕“巨细”四句:说上面讲的三六杂言、离合等诗体,篇幅虽有大小的不同,但都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均可归入诗歌的范畴,因此就不再叙述了。 囿(yòu):有围墙的园地。
〔44〕“赞曰”八句:赞:是一种文体,本书《颂赞》篇:“赞者,明也,助也。……并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本书各篇篇尾皆有赞,用以概括全篇大意,或作简短结论。 二南:《周南》、《召南》,属《诗经·国风》。此以二《南》代称《诗经》。 神理:神明之道义。刘勰认为文学原始于一种抽象的“道心”、“神理”,而又应该体现它、发扬它。 序:古乡学名。政序,犹言政教。 耽:乐。以上八句是说,人生而有志,且要把心中所含之志,吟咏歌唱出来,这样就产生了诗。诗歌起源于三皇元世,发展为《诗经》的传统,与神理相合,与政教相参。这样,诗歌日益精彩完美,而将永远被人欣赏、爱好。
【赏 析】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一书中另有专篇论述。
《明诗》乃刘勰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雅润”、“清丽”四字,比曹丕讲诗的特点是“丽”(《典论·论文》),陆机讲诗的特点是“绮靡”(《文赋》)有所发展,除了表现形式特点,刘勰还强调诗歌“持人情性”和“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而不满于晋宋以后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发展倾向;认识到诗歌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发情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等。这是较为可取的。刘勰对《诗经》是很尊重的,本篇对《诗经》的内容和形式尽管都谈到了,但仅限于前人旧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说明刘勰对《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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