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①，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柄凿^②，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译西书者借其字耳)《周礼》^③土化之法，化治丝枲^④，饬化八材^⑤，是化学之义也。《周礼》一易再易三易^⑥，草人、稻人^⑦所掌，是农学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中庸》来百工则财用足，夫不以商足财，而以工足财，是讲工艺、畅土货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百工居肆^⑧，夫工何以不居其乡而必居肆，意与《管子》处工就官府同，是劝工场之义也。《周礼》训方氏训四方，观新物，是博物院赛珍会^⑨之义也。《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国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说也。《大学》生财大道，为之者疾，《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旅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周礼》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⑩，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学之义，亦即出口货无税、进口货有税及进口税随时轻重之义也。《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武备学堂之义也。(《司马法》^[[!B11]]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与西人交战时有医家红十字会同)《汉书·艺文志》谓九流百家之学，皆出于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专门学堂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B12]]，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内则》十三年舞勺^[[!B13]]，成童舞象^[[!B14]]，学射御;《聘义》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礼，是体操之义也。《学记》不歆其艺(从郑注)，不能悦学，是西人学堂兼有玩物适情诸器具之义也。《吕刑》简孚有众^[[!B15]]，维貌有稽(貌，《说文》作緢，细也)，《王制》疑狱氾与众共之，是讼狱凭中证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王制》史陈诗观民风，市纳价观民好，《左传》士传言，庶人谤，商旅市，工献艺，是报馆之义也。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

昔孔子有言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B16]]是此二语乃春秋以前相传之古说。《列子》^[[!B17]]述化人，以穆王远游，西域渐通也。邹衍谈赤县^[[!B18]]，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然则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B19]]分散、老子西行^[[!B20]]而已然矣。以后西汉甘英^[[!B21]]之通西海，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B22]]，摩腾^[[!B23]]辈之东来，法显^[[!B24]]辈之西去，大秦^[[!B25]]有邛竹杖，师子国^[[!B26]]有晋白围扇，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即以中土才艺论之，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于古?(日食有定，自晋人已推得之)谓圣人所创，可也;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

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稣，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不通之害，口说纷呶^[[!B27]]，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GF8D6]]，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B28]]，冲禫其辞^[[!B29]]，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原载《劝学篇》外篇

〔注释〕　①訾謷(zǐ áo)：诋毁。　②终古柄凿：柄应为枘，即方枘圆凿的简称。意谓意见不合。　③《周礼》：《周礼》亦称《周官》，儒家经典之一。　④丝枲：丝和麻。　⑤饬化八材：指珠、玉、石、木、金属、象牙、皮革、羽毛八种物品。　⑥一易再易三易：古时的休耕法。一易，指农田休一年再耕一年;再易，指休二年;三易，指休三年。　⑦草人、稻人：周代官名。草人掌管土地管养，稻人掌管种植稻谷。　⑧肆：店铺。　⑨赛珍会：即世界博览会。　⑩微者使阜：即“利者使阜”，意思是牟利的人要求财宝越多越好。　[[!B11]]《司马法》：古代兵书之一。据《史记》记载，为司马穰苴所作。成书于战国初期，今残存五篇。　[[!B12]]《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载于《左传·昭公十七年》，具见注[[!B16]]。　[[!B13]]《内则》十三年舞勺：《内则》为《礼记》中的一篇。舞勺，古代的一种文舞。　[[!B14]]舞象：古代一种武舞。　[[!B15]]《吕刑》简孚有众：《吕刑》为《尚书》中的一篇。简孚：确实可信。　[[!B16]]昔孔子有言曰句：前525年，剡国之君剡子朝见鲁昭公，孔子曾向他请教职官制度的历史。后来孔子告诉别人说：“我听说，在天子那里失去的古代官制，其学问还保存在远方的小国里。这是可信的。”　[[!B17]]《列子》：旧题周列御寇著。汉初已有散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体系和语言风格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　[[!B18]]邹衍谈赤县：邹衍亦作驺衍(约前305—前240)。战国哲学家，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人物。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为世界81州中的一州。　[[!B19]]畴人：历算家，见《史记·历书》。　[[!B20]]老子西行：指老子出关西去，不知所终之事。　[[!B21]]甘英：东汉人。和帝时，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至条至的西海(波斯湾)，为海所阻而返。　[[!B22]]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东汉明帝派蔡愔、秦景去天竺(印度)求佛法之事。　[[!B23]]摩腾：即迦叶摩腾。相传为古印度僧人。东汉时随蔡愔来华，入住洛阳白马寺，译出佛经《四十二章》，为中国最早的汉文本佛教经典。　[[!B24]]法显(约337—422)：东晋著名僧人，是历史上记载最早赴天竺求佛法的中国僧人。　[[!B25]]大秦：中国古代称古罗马为大秦。　[[!B26]]师子国：今斯里兰卡。　[[!B27]]纷呶：说起来没完没了令人讨厌。　[[!B28]]弟佗：意为精神萎靡不振。　[[!B29]]冲禫：意思是冲淡平和。

〔鉴赏〕　“中体西用”与“开新卫道”这八个字，是理解张之洞《劝学篇》的核心。

《劝学篇》于1895年4月出版。全书共4万字，24篇，分内篇与外篇两大部分。内篇主张，臣民要恪守传统的纲常名教;外篇主旨在开风气，主张引进西政和西艺，但不能触动君为臣纲的前提。这就是“中体西用”。此种主张，在张之洞之前就有人说过，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人。孙家鼐明言：“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426页)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梁启超把“中体西用”的功劳归诸于张之洞。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所谓“流行语”，就是为普遍流行的社会政治心理;所谓张之洞“最乐道”，是他把社会政治心理作了系统的理论加工，提升为一种政治学说，“举国以为至言”。

《会通》篇是《劝学篇》的总体设想所在。谈及写作起因时说：“今日之世变，非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面对如此剧变，顽固派泥古不化、抱残守缺，无法应付几千年来的大变局;新派以菲薄名教的激进态度，是不知固守中国之本。前者指刚毅、徐桐等人，后者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会通》篇开头说，当今新学与旧学相互攻讦。旧学厌恶新学，以为不得已才用新学;而新学轻视旧学，以为不能马上废除才保存旧学。依张之洞之见，好学深思之士，应当心知新学与旧学之意，这就是“通”，即会通旧学与新学。他列举了《中庸》、《礼记》、《论语》、《管子》、《尚书》、《汉书》、《左传》等古代经典中的材料，说其中包含了很多道理，可与西法要旨相通。化学、农学、开矿、商业、机械制造、财税、教育、议院等，都为他所说的西法范围内。他断言，古代典籍已发掘了西法的道理，创立了制度，这是正确的;但要说古代典籍已熟悉了西方的技艺，具备了他们的器具，掌握了他们的方法，那是错误的。

对待西法有三种人。一种是“恶西法者”，他们采取抵制的态度，而内心却是自我封闭、傲慢自大;一种是“略知西法者”，持西学中源说，这是“空自争胜”的“自欺”态度在作怪;一种是“溺于西法者”，“以为中西无别”，此为丧失立场的“自扰”。在分析了这三种人错误态度后，张之洞对“中体西用”论作了经典性表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圣人主张的伦理道德与君主专制，是张之洞力图捍卫的。为此他区分了变与不变的界限：“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术也，非工艺也。”(《劝学篇·变法》)“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劝学篇·明纲》)不可变革的是“伦纪”、“圣道”、“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传统的道德，以及维护它们的理论(“圣道”)与等级秩序、宗法制度，是一点儿不能动的。此为“内学”与“身心”，属于“体”的范畴。“器械”、“工艺”，又称为“西政西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劝学篇·设学》)这是可以变通的。“西政西艺”是“外学”、“世事”，属于“用”的范畴。“用”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西方科学技术，二是与近代工业相关的一些社会设施与具体制度。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畴，有两个含义：一是说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一是说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中体西用”论大旨是，可以变通的是具体的事物，如制器、练兵及科学技术等，作为中国立国之本的等级制度、伦常纲纪等，是不容变更的。他把“三纲五常”视为命根子;“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降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劝学篇·明纲》)一个封建卫道者的形象，昭然于世。卫道的态度博得了最高统治层的赞赏，慈禧以上谕的形式下令，将《劝学篇》印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册，颁行天下。

在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吸收是变革的开端。张之洞是以洋务实绩名垂青史的，尽管其中积习因循，衙门作风充斥，经营情况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近代化工业与文化教育的基础。他在两广总督任内，从军事人才培养和改善军械设备入手，建造军舰，开设水陆师学堂，“翻译西兵书、测绘、地图，并电学、化学、重学、气学、光学等项有关兵事者”(《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奏议》)。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他的洋务事业进入鼎盛期。督鄂近20年，使一个经济文化均处全国中等水平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还占据领先地位。湖北枪炮局、汉阳炼铁厂、棉纱丝麻四局相继建成投产。与旧式书院改制的同时，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新式学堂，也开办起来了。这给晚清社会吹来了一缕新风。卫道与开新的矛盾在张之洞身上，是一直存在着的。

历史发展虽不像张之洞的如意算盘那样，但在“中体”的名义下纳“西用”，毕竟搅起了阵阵浪花。彼时的中国，要容纳若干西方的新东西，除“中体西用”外，确也提不出更好的理论来。其社会效果是：第一，建立了中国第一批的工矿企业，造就了最早的产业工人;第二，在汲取西方科学技术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第三，经济、教育、外交、军事等方面洋务事业的兴办，必然涉及西方政治的引进。张之洞的卫道是坚定的，但他的“西政”中却有着“律例”这一项。在“律例”下有个注;“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这涉及属于政治范畴的法律了。“中体西用”论的目的，是为了在新条件下，更好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是张之洞的主观动机。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对当时社会的新陈代谢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