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①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谓：“臝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②。”此武后之谬制，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桢请废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开艺学^③。今宜改武科为艺学，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命额，得荐于省学，谓之秀才，比之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会同其院师，每岁试其专门之业，增以经，一论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额，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京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其法与省学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艺学州、县总教习，其举人得为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及充作各厂。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场为正场，自占经解一，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诗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额。每场考试，人数不得过三百。增设学政，每道一人，可从容尽力矣。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五经”解一，诗一，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剀切者入翰林^④。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皆可胜用矣。作于1895年

〔注释〕　①武科：科举时代选士分为文、武二科。唐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置武举，为武科之始。以武艺高低作为录取的标准。被录取的人，有武生、武举人、武进士等称号。此为武则天的创举。　②“《王制》谓”句：《王制》为《礼记》中一篇，康有为摘录时，中有省略。谓射、御之技，唯论力量的优劣，有此种技能的人，不能与士人并列。康有为认为，武则天创立的武科，是一种荒谬的制度，不能沿用。　③艺学：指近代西方科学及其应用技术。　④翰林：唐代始置翰林院，后为历朝所沿袭。清沿明制设翰林院，掌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长官为掌院学士，所属官职如检讨、庶吉士、待诏等统称翰林。

〔鉴赏〕　开民智为当务之急，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中提出的主张。理由是“才智之民多则国强”，矛头针对科举制度，内容为取消武科与变更文科的考试内容，以及取士方法。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七次上书中的第二次。汉代用公家车马接应举的士人，后世便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上清帝第二书》里签名的，全是赴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世称“公车上书”。时间是1895年5月，为马关条约签订半个月后。一个泱泱大国败于蕞尔小国，自然引起像康有为那样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康有为用一昼两夜的时间，写就了这一万八千字的长文。摆在康有为面前的头等大事，是如何使中国强大起来。康有为给光绪开出的药方是：迁都、练兵与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开发民智，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康有为以为，武举是“武后的谬举”，由唐沿袭至今，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以衡量“弓刀步石”上的技能，为选拔武将的标准，“无用甚矣”。康有为说得有理，因为以冷兵器来对抗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其结果必然以失败告终，且在神州大地上已经频频出现。康有为断言，“今宜改武科为艺学”，要皇帝下令在各省、州、县开设艺学书院。艺学指西方的科学及其应用技术，包括“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在各地分设学堂，选15岁以上少年入学，“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艺学就是西学，以艺学为主要内容的书院是新式书院，与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儒家书院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过康有为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学，主张在学堂里“仍专一经，以为根本”。

此一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样体现在考试与录取中。康有为主张在乡试与会试中，四书五经依然要考，但“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在殿试中，“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通晓外国事务的，只要考试及格，都能在乡试与会试中录取，没有名额限制，这是一。在殿试中，有创造发明且能应用于实际的，可以进入国家的核心部门中任官，这是二。这二条是对传统科举制的重大改革。在清代，孔孟的经书、程朱的注疏，是培养科举大军的基本教材。士人们学到的，只是一些陈旧的政治与伦理方面的知识。有关国计民生的自然科学知识，防御外敌的军事谋略，治国的经世济邦之学……圣贤都是不讲不为的，“代圣贤立言”也就不讲不为了。如顾炎武所说：“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将不成将。”(《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

“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于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上清帝第二书》)这一结论同康有为早年醉心于西学相关。早年他有《诸天讲》这一自然科学著作面世，书中说，自己最敬仰的是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天体力学。另一早期著作《康子内外篇》明言：“人道之异于禽兽者，全在智。”这同儒家一贯主张的人比禽兽可贵在于有道德的主张，是大相径庭的，却与西方文化强调的人的本性在求知，人与禽兽根本区别就是理性，非常合拍。康有为的“智”，就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而非政治与伦理。理性是同人的认识能力相关的，是以获取知识、求得真理为目的的，亦即“穷理劝学”。“劝学”的内容是艺学，“穷理”不在于背诵一些经书与注疏中的道理，而是以创造性与实用性为宗旨的艺学之理。在近代中国，开民智是一个重大问题。严复以“开民智”为“今日要政”的“三端”中的一端，到20世纪初，则有章太炎“革命开民智”的主张。要之，康有为的“才智之民多则国强”，实为先声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