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

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一样的生活，以致他们在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竟是那样的简单和淳朴。的确，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在世界上生活了如此长久的民族，中国人至今在许多方面保持了如此原始的淳朴之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而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一些浅薄的出洋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任何发展，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旧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的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与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是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物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我承认单就中国人的智识生活而言，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为的限制。今天的中国人仍然过着孩童的、心灵的生活。就此而言，中华民族这一古老的民族，在其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目前仍然呈现出如此的原始和淳朴之相。但有一点诸位务必牢记，这个淳朴的民族，虽然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虽然在许多方面尚显幼稚，但他却有着一种思想和理性的力量，使得中国人成功地解决了社会生活、政府以及文明中许多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我敢冒昧断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欧洲民族，都未能取得像中国人这样辉煌的成就，他们不仅将亚洲大陆上的大部分人口置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维持了它的和平。

实际上，我在此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出于原初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修·阿诺德^①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徒诗人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其实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像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同时具有为中世纪基督徒或其他任何原始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言之，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成熟民族，一个有着成年人理性智慧的民族，他们至今仍然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青春常驻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既拥有成年人的智慧而又童心未泯。因此中国人的精神乃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族类不朽的精神。那么，这种使民族不朽、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还记得在篇首我曾说过：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文尔雅。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一言以蔽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因此，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现在诸位或许会问：中国人是从何处、又是怎样到了这种使民族永远年轻、让心灵与理智得以和谐的秘密的呢?答案只能从他们的文明中去寻找。诸位不可指望我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做一个关于中国文明的报告。然而，我还是试着告诉诸位一些涉及目前论题的有关中国文明的一些情况。

首先，我要告诉诸位，中国文明与现代欧洲文明有着根本的不同。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②先生在比较欧洲与东方艺术时曾说过：“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而且每幅杰作几乎都有着让人无法忍受的、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印记。”正如贝伦森先生对欧洲的艺术评论一样，我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在这种为瓜分利益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战争中，一方面是科学与艺术的对垒，另一方面则是宗教与哲学的对立。事实上，这一可怕的战场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之中——存在于心灵与理智之间，造成了永恒的冲突和混乱。然而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过去的两千四百年里，是没有这种冲突或混乱的。中国文明与欧洲现代文明的根本区别也就在于此。

换句话说，在现代欧洲，人们拥有一种满足心灵而不是头脑需求的宗教，有一种满足头脑需要而忽视心灵渴望的哲学。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诚然，在中国即使是一般大众也并不认真对待宗教，我指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对中国人而言，佛寺道观以及佛教、道教的仪式，其消遣娱乐的功能要远远超过于教化功能。可以说，他们触及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不是其道德感或宗教感。事实上，对于它们，中国人更多地是诉诸想象力，而不是诉诸心灵或灵魂。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没有宗教，还不如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感觉到宗教的必要，更为确切。

中国人，即使是一般大众也没有宗教需要感，这个如此奇特的现象应该做如何解释呢?对此，伦敦大学的汉学家道格拉斯^③先生在其儒学研究中曾有过如下论述：“已有四十多代的中国人完全服从于一个人的格言，孔子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其教化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天性。中国人是蒙古人种，其黏液质头脑不善思辨穷理，这就会自然排斥对经验范围之外的事物进行探究。由于来生的观念尚未觉醒，那些简明易懂、注重世俗实际生活的道德规范，像孔子所阐述的那样一些东西，已全然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

这位博学的英国教授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他们已经受教于儒学，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宗教，是由于蒙古人种的黏液质头脑及不善思辨所造成的，这就完全错了。宗教最初并非产生于思辨，宗教是一种情感、情绪之物，是与人的灵魂息息相关的某种东西。甚至非洲的野蛮人在刚一脱离纯粹动物般的生活，他身上的那种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刚刚觉醒之时，就立刻有了对宗教的需要感。因此，虽然蒙古人种的头脑或许是黏液质的和不善思辨的，但必须承认，作为蒙古人种的中国人与非洲野人相比，毕竟是属于更高层次的一种类型，他们也有灵魂。而有灵魂，就会感到宗教需要，除非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宗教。

实质上，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整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综合体的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我认为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能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

原载1914年英文报纸《中国评论》，1915年以《中国人的精神》结集出版。

〔注释〕　①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　②勃纳德·贝伦森：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③道格拉斯：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著有《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中国的社会》等。

〔鉴赏〕　辜鸿铭是现代儒学的思想先驱。早年，其祖辈由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了丰厚的财产和声望。13岁时他随义父布朗到英国留学。14岁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莱比锡大学录取。他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大利等国十余年，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留学生涯，成就了精通中西文化的辜鸿铭弘扬中国文化的雄心和伟业。他这部阐扬儒家文化的道德精神价值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要比同类著作《欧游心影录》和《东西文化及哲学》早四年。在五四运动时期，儒学遭受无情批判之际，辜鸿铭却试图证明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人的精神源泉，并认定儒学不仅是中国人的价值基础，而且还能够拯救西方没落的文明。

对于文明价值的研究，是辜鸿铭思考的起点。辜鸿铭指出：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在具体研究中国文明之价值时，辜鸿铭用比较各种文明的方法，彰显了中国文明的特征和中国人的性格。他提出：中国人集深沉、博大与纯朴于一身;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并且拥有一种非凡的，与中国人一致的“灵敏”。

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的形成都是来自于儒家的传统，尤其是孔子的学说。中国文明的本质和价值在于儒学这一“良民宗教”，比之于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整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综合体的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我认为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辜鸿铭这种以儒家文化代宗教的说法，在以后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中经常可以听到。

辜鸿铭指出，中国人“良民宗教”的精华，就是孔子开创的儒学的“义和礼”，孔子的“礼”乃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在希伯莱文明中欧洲人获得了“义”的知识，但是没有获得“礼”的知识;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礼”的知识，但是却没有兼及“义”;而在中国文明中，其教化是“义”、“礼”并重的。辜鸿铭指出，欧洲人以犹太教的《圣经》为蓝本，建立了他们现代的欧洲文明。《圣经》教导欧洲人要热爱正义，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要行得正。而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子为拯救中华民族而设计的文明蓝图，虽然也这样教导我们中国人，但他还补充了一句：“要识礼。”也正是如此，辜鸿铭断言，对于欧洲人民，特别是那些正处于战争灾难之中的欧洲人来说，不仅仅要制止这场战争而且还要挽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良民宗教”将是一种使其受益无穷的新宗教。不仅如此，欧洲人会发现这种新宗教就在中国。

那么，为什么儒学不是宗教但却能够代替宗教呢?辜鸿铭将其原因归结于儒学中“存在像宗教那样能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在孔子的时代，“人们的心灵与头脑曾发生过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使中国人对一切文明感到了厌倦，在极度痛苦中产生了对文明的不满，他们试图灭绝一切文明，老子和庄子就是如此。但是，同样看到了社会的苦难和文明的衰弱，孔子“自认只能抢救出一些图纸。这些被抢救出来的东西现在被保存在中国古老的经书——即著名的四书五经中”。在辜鸿铭看来，孔子对于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抢救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不仅如此，孔子还按照这一蓝图做了新的综合和阐发，从此，“中国人有了国家观念”。孔子全部的哲学思想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君子之道”。辜鸿铭认为，这个“君子之道”同宗教一样，要求人服从自己真正的本性。孔子教导人们，君子之道、人的廉耻感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也是所有社会的合理的、永久绝对的基础。因而，孔子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他给了人们一个社会宗教或称为国教”。

辜鸿铭在儒学日益式微之际，以精通西学之背景，竭力张扬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深刻体现了他的新传统主义者的保守心态。辜鸿铭的这些封建保守思想，不仅背离了当今中国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而且与孔子儒学之本义相去甚远。诚如陈独秀所论，辜鸿铭著书的目的，是站在传统的名教纲常的固有立场上，对欧洲人无君臣礼教的伦理观念加以非难。但无论如何，辜鸿铭的保守主义思想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尤其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中国文化道德价值的研究，对中西方不同精神生活的揭示，特别是对儒学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思想的深刻阐述等，开了现代新儒家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