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①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②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③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④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⑤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⑥，“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⑦(或是“天兵”^⑧)，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⑨，“七姬墓志”^⑩，甚而至于钱谦益^[[!B11]]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B12]]，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B13]]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B14]]的影响;不述而作^[[!B15]]，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可是社会不听^[[!B16]];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B17]]。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原载1918年8月《新青年》第5卷第2号

〔注释〕　①业儒：以儒为业，指崇奉孔孟学说，宋以后亦指提倡封建礼教的理学家。　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代道学家程颐所言。《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③重适：即再嫁。　④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元代皇帝谕旨用语，意“上天眷命”;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 意“上天”。　⑤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称号，意“聪明天纵”;“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称号，意“有寿”;“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称号，意“杰出”。　⑥斥革功名：科举时代，读书人应试取中称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审判处刑。　⑦逆兵：指叛乱的军队。　⑧天兵：古代统治者把自己的军队说成是秉承天意之兵，称“天兵”，此处借喻革命的军队。　⑨双烈合传：合叙两个烈女事迹的传记，常见于旧时府县志中。　⑩七姬墓志：元末张士诚女婿潘元绍，兵败于徐达，竟逼令七个妾自缢，合葬于苏州，明代张羽为此作《七姬权厝志》。　[[!B11]]钱谦益(1582—1664)：号牧斋，江苏常熟人，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清军占南京，他首先迎降，故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B12]]妇者服也：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白虎通》云：“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说文解字》中也提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　[[!B13]]说部：指古代小说、笔记、杂著一类书籍。 　[[!B14]]儒者柔也：语见《说文解字》卷八： “儒，柔也。”此处是说研究儒家学说的人，应以柔顺为准则。　[[!B15]]不述而作：《论语·述而》记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据朱熹注，述即传旧，作是创始的意思。说孔丘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传旧，自己并未有所创造。后来“述而不作”便成为古训，认为只应遵从传统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应该立异或有所创造。　[[!B16]]“其间虽有……可是社会不听”句：对室女守志殉死，明代归有光《贞女论》、清代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说不合理;俞正燮《贞女说》更表示反对：“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别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 室女：即未嫁的女子。　[[!B17]]无主名的虐待：指参与虐杀妇女的社会集合体。“无主名”是指不出某一个是主犯。

〔鉴赏〕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20世纪中国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以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作品包括杂文、小说、评论、译文等。

这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发表的一篇杂文。当时中国虽然推翻帝制，但是新的时代精神并未确立，复古思潮也甚嚣尘上，社会上又出现了“表彰节烈”的思潮。鲁迅对传统卫道士“表彰节烈”等言行，进行深刻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我之节烈观》)

鲁迅指出，节烈是有特定内涵的。守贞节是丈夫死后，妻子不再嫁，不私通，从一而终。烈妇是指已嫁或未嫁之女性，丈夫死了后跟着自尽;遇着强暴之时，女性设法自尽或反暴而被杀。鲁迅认定“表彰节烈”，是传统礼教和社会残害女性的工具。但在帝制推翻、共和呼声日益高涨之时，有人公然颂扬封建的节烈观，表彰这“日见精密苛酷”的“畸形道德”，足见卫道士势力之猖獗。鲁迅所说“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一语，是有现实依据的。1918年7月23日，北京《中华新报》发表朱尔迈写的《会葬烈妇记》，颂扬唐氏在丈夫死后九次自尽殉夫的节烈行为。另一件事也发生在同年，一个名叫陈宛珍的17岁女子，因未婚夫王菁士突然病死，便服药而死，距未婚夫之死不到3个小时。上海县知县据此呈报江苏省长，要求按北洋政府的《褒扬条例》给予褒扬。1914年3月，北洋政府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对女性有节烈行为而足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金质或银质奖章等奖励。给予褒扬的条件是：30岁以下寡妇不再嫁的;未婚女遇未婚夫已亡，不欲再嫁的;凡受侮辱的妇女，已嫁或未嫁之女以自杀殉夫或殉未婚夫的。沉渣泛起现象的背后，是有着强大的社会势力的。有文人学者，有地方官员，更有政府作为法理上的保障。

鲁迅通过节烈观的历史和现实的审视，寻找“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我之节烈观》)。他上溯历史，下探民国以来“表彰节烈”的思想逆流后指出，无论周代或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只是当宋王朝“人心日下，国将不国”之时，理学家才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谬论。从宋朝开始才用节烈观来束缚女性，并在明清两代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连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在学校教育中，有的女校在《修身》课上讲的，居然是《烈女传》。在校女生受到的教育仍然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鲁迅从传统文化角度指明，为维护皇权和夫权，儒家“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形成这种片面指责女性局面的成因，是儒家为封建社会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业儒”们宣扬的是“妇者服也”的观点，就是通常说的“三从”。“服事于人”就是要求女性依附男性，女性只有在对父、夫、子这么一个男性群体从属中，才能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就是上下尊卑、男尊女卑，并逐步内化为人的观念的一部分。节烈观所宣扬的是男尊女卑。封建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就是利用这些对被统治者进行精神控制，从两汉到明清，历代儒学提倡女性守节，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

“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鲁迅认为，女性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对女性的长期压制，导致了女性甘愿服从的奴性心理。在社会角色定位上，自己定位为弱者，自认就应该遵循三从四德，长期的精神枷锁禁锢着女性的自我意识，无法真正关心自我的人格。

鲁迅认为在社会动荡的时刻，男人往往祭出女祸论以逃避责任。男人“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并且把“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明、清以后，不仅颂扬寡妇守节，甚至出现以身殉夫的残酷事例。对妇女长期饱受虐待的境况，鲁迅寄予深深的同情和不平。断言提倡节烈，实质是男人自身无能和怯懦的表现，是男子掩饰自身无力承担而致社会动荡和国家衰亡的责任罢了。

鲁迅对节烈观进行了自问自答式的责难。“节烈难么?答道，很难”;“节烈苦么?答道，很苦”;“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他辩证地分析了节烈之苦难以及女性不愿节烈之后，断定节烈这事，“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因为提倡节烈无益于社会、国家和个体生命。

鲁迅在戳穿传统节烈观对人们的历史和现实的蒙蔽后，说了自己的三个“发愿”：“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前两个是去掉丑恶，后一个是树立理想。在鲁迅的心目中，人类社会决非单是男子造成的，女子也有它的作用。既然如此，男女就得平等，男子不能将不守贞操的事情，向女子提出特别的要求。单方面苛求女子守贞操，是毫无道理的。女性理应得到“正当的幸福”，就得把传统节烈观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毒瘤除去，让女子脱离传统节烈观的束缚，享受理所应有的“正当的幸福”。鲁迅在对陈旧观念的怀疑与否定中，激发出了自己美轮美奂的理想，即去掉丑恶的东西，让“正当的幸福”降临到众多的女性身上。这就是《我之节烈观》给予世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