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在真正进化的社会里，人人都应当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自然人人都应当有思想的自由。……这真正的思想自由，是不但每人自己能作充分的思想，并且要每人能将充分的思想发表出来，因为每人有了思想不能发表，则不特是事实上为不可能的事，而且他良心上要受无限的痛苦;况且他有一种的思想而不能公诸人群，岂不是一件社会的损失吗?至于因压制思想所产生的他种弊害，更不必说了!我们生在世上，小则离不了个人，大则离不了社会，所以为个人的自由发表起见，不能不有思想自由;为社会起见，更不能不有思想自由!

主张思想自由，已经被穆勒J.S.Mill在《自由论》^①一书里发挥得博大精微，淋漓尽致，也不必我再多说。现在我要论的就是西洋近代的思想自由，究竟怎样进化才到现在的地步呢?这实在是一个极重要而极有兴趣的问题。当仙子阿中国思想自由方才萌蘖^②的时候，一定得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岂可存而不论!

我近来从西洋思想史中的所得，觉得西洋思想自由之所以能到近代这样的发展，凡经过三个步趋：……第一个步趋就是人本时代。……思想进化的第二步趋，就是科学的时代。……思想进化的第三步趋，就是民治时代。

以上所说从“新生时代”至19世纪初叶，思想自由进化的三大步趋我们已明白了。到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与民治二种，相辅而行，同时发展在民治方面，则自1848年全欧大革命以后，劳动者一天盛似一天;女子参政权一天发达一天，宪法既一步一步的确定;选举权也一步一步的扩充。这种例子，在近代社会史上，也举不胜举。至于科学方面，恶更有大大的进步。从前Copernicus^③等发现天体的现象，把基督教已有的解释，虽然一律推翻，但是对于上帝造人的学说，尚无法否认。等到1859年Darwin的空前绝作物种由来Origin of Species^④出现，而进化论的学说，遂以确定。1871年他所著的人所从出Descent of Man^⑤一书出版，说明人是从低等动物变过来的，于是宗教里Adam， Eve^⑥的话，完全被他打倒。宗教的第一大敌就是进化论，宗教用了多少方法压制他，苦战六十年，终没有成功，而且进化论日益发达。一切政治、社会道德、宇宙论、人生观，没有不受他的影响。以后生物学、人类学由此而日益发明，神权一蹶不振，自不必说了!理性与权威竞争许多时期，至此方才胜利，正是民治与科学同时并进的功劳!

到现在世界的思想，可谓蓬蓬勃勃，自由发展极了!……这种极大的转变，也是由于19世纪以来的科学和民治经过了一次大大的改革，又促醒了一种新人生观，所以才能如此。从科学方面而论，自然从19世纪后版以来，思想界受进化论的支配了!但是进化论讲到Haeckel^⑦这班学者时候，虽已达极盛的时代，然而讲到世界的进化，不免落于太机械的弊病。等到新一元论领袖Ostwald^⑧出来，才大大的昌明了能力Energy的观念，知道宇宙事无限的能力构成的，以新的“能力说”Theory of Energy去代替旧的“宇宙机械说”Mechanicai theory of Pbysical Woeld，把静的世界诶，变成动的世界;把Mechanicai的世界，变成Energitic的世界。Ostwald是一位化学物理大家，所以最初不过以这个观念讲化学物理。其后流入生物学里，就大大的发现生物突变的原则;流到天文学里就成了新天文学;流到人类学里就成了新人类学……。这个Energy的观念，实在影响全世界的进化!从民治方面而论，则我们不能不说这次思想界的新变更，是同这次大战终了有绝大的关系，我方才说“一百句空话，不如一次实行”，所以这次大战也同法兰西大革命一样，对于思想自由是有绝大的贡献的。老实说，历来的思想界，都没有不受国家主义的一层障碍的;而以十九世纪极端国家主义的发展时代为尤甚。今“一世之雄”的德意志突然倒去，自然有光明的现象了!欧洲的大学者何以到现在才觉悟了来发精神独立宣言?何以到现在才联络了来发精神独立宣言?大家也就不难推想而知!这是大战后四项所以改变的第一种原因。凡是时代愈乱离的时候，思想愈发达。……所以百派争鸣极一时之盛。思想界的自由空气，莫过此时的。这是大战后思想所以改变的第二原因。有这两种原因，民治的主张，自然比从前更要彻底了!以上是科学与民治双方面影响现在思想的大关键。而其重要的，还在当今人类的人生观，又得一种大改变。我常说，西洋文明的进化，在“新生时代”已经从“神”的时期，进为“人”的时期了!物质本来是供人生利用的，但是到19世纪的时候，物质的科学极端的发达，而政治社会的科学的发展反及他不上;于是人生受物质文明的支配过了度，几乎变成机械一般。这次大战，也未始不是极端物质文明的结果。于是大家发生疑问道：“我们的人生，难道祗是供物质的支配，而去作的牺牲吗?”从这点上重新发生了一种人生的觉悟。加之现在科学上Energy的原理，改变了世界进化的观念;而新民治的急进，又将一切的碍障扫除，自然大家的人生观上受了一种大大的影响，而成了一种新人生观了!因为这个原因，所以20世纪可以高唱人道主义!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许多思想家叫现在做“新生时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从归纳得来的近代思想自由原理是：

首先改革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谋民治的发展。

……世上没有理性不与威权为敌，也没有威权不要压制理性。理性自身本来没有物质的势力，何以能敌威权住呢?说到此地，我们主张思想自由的惟一妙谛就是“牺牲”了!世界上别的牺牲姑且不论，但为真理而牺牲，为主张牺牲，是绝对值得的!……苟主张思想自由，则不能不以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感，作真理的牺牲。死固不足畏，但是不到死的时候，就应当：——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原载1919年12月版《新潮》第2卷第2号

〔注释〕　①穆勒J.S.Mill《自由论》：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著《论自由》提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是他为个人与社会权利划定的界限。为此1903年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　②萌蘖(méng　niè)：萌，生芽、发芽。蘖，树木砍去后又长出来的新芽。比喻事物的开端。　③Copernicus：哥白尼(1473—1543)， 40岁时提出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的“日心说”否定了在西方统治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沉重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体现科学对宗教迷信的斗争胜利。　④Originof Species：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在该书中，达尔文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使用自己在1830年代环球科学考察中积累的资料，以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天择)和人工选择(人择)的方式实现的。他的思想得到了科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可。　⑤Descent of Man：《人类的由来》，是达尔文的主要著作之一，主要对人工选择作了系统的叙述，并且提出了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　⑥Adam， Eve：亚当、夏娃。　⑦Haeckel：海克尔(1834—1919)，德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捍卫者和传播者。　⑧Ostwald：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德国物理化学家，提出了稀释定律，对电离理论和质量作用定律进行了验证。1891年左右开始形成他的“能量学”概念，认为能量是唯一真实的实在，物质并不是能量的负载者，而只是能量的表现形式。他随即将这一理论推广到了化学领域，主张物质和原子、分子的概念都是多余的，各种现象能够用能量及其转化来满意地加以解释，自此成为对原子假设持怀疑态度的思想代表。获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

〔鉴赏〕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1919年春，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应邀访华，在北大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演讲。罗家伦参与听讲，后来还担任了笔记等工作。受此影响，罗家伦的兴趣开始转向思想史和哲学领域，由此翻译了英国历史学家布瑞(1861—1927)的《思想自由史》，本文为翻译过程中的心得。文中以“思想自由”为对象，对西方思想作了历史性回顾，这样的探讨角度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中国近代时人引进“自由”一词最早见于1847—1848年出版的《英华字典》，但当时对“自由”的界定多近于“民主”之意，也就是说从政治角度来理解此概念。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专列“论自由”章，提出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从一些欧美等西方国家自由发达历史中，认为所争不外乎四端：“政治上之自由”、“宗教上之自由”、“民族上之自由”、“生计上之自由”，主要涉及平等、参政权、信仰、民族等问题。在这些探讨中很少涉及纯思想领域中的自由。而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在这方面有了突破。

罗家伦开门见山就提出：“在真正进化的社会里，人人都应当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自然人人都应当有思想的自由。”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认识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这一基础上，罗家伦回顾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认为第一阶段，以摆脱宗教教义束缚而认定个人价值为标志;第二阶段以打破对《圣经》的迷信而崇尚科学精神为标志;第三阶段则以政治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信条为标志。这样的解释把当时中国所实行的政治变革要求与“思想自由”之间的关系作了恰当的梳理。这些观点依托于布瑞，又有他自己的发挥。与其时的思想解放要求十分合拍。

罗家伦认为这种自由精神是近代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积累的最大成果，是在推翻帝制官僚政治过程中得以形成的。故要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就要继承这样的思想传统，做到“首先改革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谋民治的发展”。这是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主旨的重要诠释，是合乎时代要求的见解。

罗家伦在具体谈到如何实现思想自由的时候，考虑比较多的还是在思想方法上的科学化，而对实施方案却较少涉及。这从他在此文的附录中可以看出。他的附注中说：“我这篇文章做完的第二天，就去听杜威先生教育哲学第八次演讲，其中如‘科学方法’‘Energy’等几种重要观念，几乎完全相同。我这番主张在不期然之中。”(《罗家伦先生文存》1976)以当时尚在就读的大学生而言，出现这样的认识上的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在文章末尾提出了“苟主张思想自由，则不能不以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感情，作真理的牺牲”的主张。明确了为“思想自由”愿意因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决心。回顾他的一生，以后他曾多次留学欧美，并在其间担任过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校长等职，撰写《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等著作，确实可以说是以实际行动遵照了为思想自由而奋斗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