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出路
陈序经
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着手;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给它寻找一条出路。关于中国文化底主张，大约可分作三派：(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
对复古派的批评
复古是中国人数千年以来的传统思想。在思想繁盛的春秋战国，除法家外，都是趋向于复古的。他们以为自五帝已至三王五霸，一代不如一代，便说上古是黄金的时代。复古是最好的办法。所谓“固有”的文化观念，只在中西文化接触前有之;迨接触一经发生，马上便成功了一种新局势、新要求，也便没有所谓固有文化的存在。结果，能适应的，便可生存;不能适应的，便归淘汰。即在事实上，也是不对。历史上的记载，都是一代比一代进步。恐怕还有人以为复古，是复返古时的道德。其实道德只不过是全部文化中的一部分，常常要受文化的各方面所影响。每一时代，每一地方都有其道德;所以道德这种东西，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社会进化，而人类的道德也便跟着改变;所以今日中国的道德，也未必沦落。从整个历史来看，还是进步，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趋势看来，委实不能容许我们去复古。为什么我们偏要复古?复古不但是去做古人的奴隶，简直是要去再过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生活!我们忘记了这三百年来，我们太落后了!我们太不长进了;落后唯有直追，不当踌躇退后;不长进唯有对着现代世界的文化迎头赶上，不当开倒车的去复古!
对折衷派的批评
关于这派的意见，约有下列数种：
(一) 道和器。这种主张是以“西洋之器，调和中国之道。”其实每一种器，必有一种道而来。设若中国之“道”，是要靠西洋之“器”来保护才能够存在，试问还有什么存在之价值?从科学之道，原则，和信仰，而得到物质之器;中国无此“道”，安能得此“器”?
(二) 体和用。这种主张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所著的《劝学篇》便是主张先以中国的学问为体，才去看看西洋有什么所长，然后拿过来应用，此种论调，本来已成为过去的陈迹，体和用是不能够调换;因为无论那一种机体，都同时有他的功能;体和用是没办法分得开的。
(三) 物质和精神。这种思想，是以为中国的是精神的文化，西洋的是物质的文化。所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外都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为的是物质文化所表现之处，便是精神文化所寄存之处。视察其精神文化，同时也可懂得其物质的文化。它们的关系正如一个人的肉体和他的灵魂的关系，两者处处都是互相为用，而不可以分开的;纵能分开，也不能使我国非物质的精神生活，和西洋的物质文化相溶。
(四) 科学的方法。还有些人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文化的特质，把我国固有的文化全盘托出，然后看那种特质是好，那种不好，而决定取舍的方针。但试问这样便能把东西文化调和了吗?主张此说的人们，可算是个好理想家，只惜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吧了。
关于彻底全盘西化的理由
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向澈底西化的途径。照主张澈底全盘西化的人们的见解，以为目下我们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事实上，都已采用西洋的方法，这就是不只在思想上，并且在实行上，都已趋于完全采纳西洋的文化。他们的主张，有下面的两个理由：
(一) 从文化的发展上看来，西洋近代的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它的思想，也的确比中国的思想为高。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至于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更不及西洋人的讲究。就是梁任公先生在他的《清代学术史》里，也要承认非用西洋的方法，便不能把国学来复活。真的，死的国家，也需要赖西洋方法的注射，才得保其生存!
(二) 从理论方面说来，西洋文化，是现代的一种趋势。今日中国一切政治，社会，教育，经济，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无一而非渐趋于西洋化。西洋文化是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成为现代化，和世界化。日本的本身已自西化。澳洲也成为英国文化扩张的区域。对着现代世界文化，虽欲不加以接受，亦会被迫着去接受;因为文化的趋势是不能逆倒的。美洲的黑人和白人交处，自动的去接纳西洋文化，便得以继续繁衍。在1865年得了解放，以后更日进无已，可是该地土人，不肯接受，便日渐归于淘汰。我们若以为帝国主义是西洋文化的产物，我们若想打倒可恶的帝国主义，决不能以王道来打倒它，却反过来要用帝国主义去打帝国主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际上，非此便无法为中国的文化找到一条出路。
可是有些人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亡，民族也必随之而亡。此说是不真确的!文化是由人类所创造;过去的文化，只是前人努力得来的结果。现代和将来的文化，还要今日的我们善继善承的不歇地去发展与创造。(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以满足其生活努力的结果和工作。)文化的本身，是整个人类所共有共享的东西，而不是任何一国家，任何一民族的专有或专利品;所以文化亡，并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试看东邻的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尽量的采纳西化，结果便一跃而跻于富强之域，他们不但种族因之而兴盛，他们的祖宗所遗下的文化也因之而光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有些人以为我们若不去发展中国的文化，便恐怕将来在历史上没有了位置。我则以为这是未免过于忧虑。因为中国文化，老早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份。
原载1934年1月15、 16日广州《民国日报》
〔鉴赏〕 陈序经，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幼年随父前往新加坡求学，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6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获博士学位，随后回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3年12月29日，他在中山大学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公开提出“全盘西化”论，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论争之肇始。在此演讲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充实和修改，形成《中国文化之出路》一书。书中，陈序经对当时中西文化问题上的三个派别，即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主张折衷办法的，作了深入介绍和比较研究。在批判复古派和折衷派的基础上，陈序经给中国文化开出的药方就是全盘西化。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主张，主要来源于他的一套文化学理论，即“文化圈”论、“文化层累”论和文化的“一致与和谐”论。文化圈论就是文化整体理论。陈序经认为，文化作为人类为生活努力的结果和工具，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文化的本身，是整个人类所共有共享的东西，而不是任何一国家，任何一民族的专有或专利品”。对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否定，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文化层累论就是文化进化论。在列举了孔德、摩尔根等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化分期理论后，陈序经认为，不论是否赞成文化层累的划分，“我们总要承认文化有高低之分，它演进的程序是由低而高，其演进的原则是由纷乱浑漠而变为明确的特殊的形态，由简单而变复杂，由少数不法和漫散的结合而变为多数部分和明确的结合”。文化的一致与和谐论，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接触后发展趋势，即认为两种高低不同的文化接触以后，其结果必然是低者被高者代替。在陈序经看来，东西文化一低一高，它们既已接触，从发展趋势来看，东方文化必然逐渐成为陈迹，西方文化必然逐渐伸张为共有。
在陈序经看来，复古派的错误主要在于看不到文化的演进性。以为“一代不如一代”，“上古是黄金的时代。复古是最好的办法”，实际上视文化为永远不变的。折衷派则不理解文化的整体性，以为文化像一间旧屋子，随便可以部分地拆毁，看看哪几块砖石，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以“西洋之器，调和中国之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是精神的文化，西洋的是物质的文化”等，就是折衷派的具体主张。复古“是去做古人的奴隶”，折衷派“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全盘接受西化。全盘西化的理由，陈序经认为有两条：一是近代西洋文化是近代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这种趋势是不能逆转的。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各方面均不如近代西洋文化先进，因此，假使中国要做现代化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采纳而且必须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陈序经考察了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接触的历史，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当时的中国不仅态度上，而且事实上已是趋向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了。
相比胡适，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观要更加彻底。在胡适看来，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主张乃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和手段罢了，其结果自会出现一种折衷的倾向，而不会真正达到全盘西化的结果。陈序经承认文化有惰性，但正因为文化有惰性，所以主张要“全盘”的西化，否则，无法消除文化的惰性。当胡适后来建议将“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时”，陈序经对胡适的这一改动十分不满也就可以理解了。正因为二人在西化思想上的不同见解，所以陈序经并不将胡适视为全盘西化的同路人，而把其归为折衷阵营，认为其思想实乃“折衷派中一支流”。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以后，“向西方学习”就成为中国人的时代主题。“全盘西化”思想无疑是这一时代主题的极端表达，它是不甘落后的中国人，力图迎头赶上成功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纪探寻。在陈序经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力主全盘西化的背后，看到的是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有偏激之处。他在倡导全力学习西方的同时，片面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只是时代差异。既然西方文化是现代的、合于时宜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就应该而且能够脱胎换骨地“全盘西化”。只看到文化的时代性，完全否认文化民族性的片面主张，是纯粹理想主义的，是一点也没有实行可能性的。尽管如此，作为中西文化问题上的一个派别的主要代表，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在今天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实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仍然是需要不懈探索的时代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