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①。这窝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负担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生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②。我当时觉着，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③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④”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现一些什么。这对于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A?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作于1935年5月22日

原载1937年《逸经》35—37期

〔注释〕　①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把鸟捉住放到树上去做窝，喻强迫某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②“一九三〇年初……无可忍受的地步”句：指1930年瞿秋白被撤销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后被派回国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等事。1934年初，他到达江西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同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他被左倾中央领导安排留在江西“坚持斗争”。次年2月被国民党军队俘虏，6月在福建长汀就义。　③之华：即杨之华(1901—1973)，中国妇女活动家，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又名杏花、文君、杜宁，出生在浙江萧山坎山镇三岔路一个绅士门第。五四运动前，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④异己：指志趣、见解与己不同，亦指与己见不同的敌对的人。

〔鉴赏〕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狱中写的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遗作，如何理解此文有诸多的争议。文章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部分。这里选取“告别”进行分析。

1935年5月，在即将“绝灭的前夜”，对未来命运作了清醒研判后，瞿秋白认为需要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最后的最坦白的”自白，作出许多方面的“告别”。　

首先，是政治“表演”的告别。他把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最终归结为一出“滑稽剧”。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瞿秋白借用“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的俗语，将自己比作被迫做窝的老鸦，蕴含了明显的隐喻意味。对于自己政治生活的评判，认为只是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在不经意中担任了“政治领袖”。在他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弃文从政、投身革命，为救国救民奉献自己，毋庸讳言，这是美好的政治追求。但瞿秋白对自己这样一介书生，曾经的政治“表演”，进行了深刻的解剖，认为这是明显的角色不合适。“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其次，是与“亲爱的同志”告别。他认为自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同志，需要告别。因为“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虽然对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但是对于何谓共产主义以及怎样达到却感到迷惘，陷入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纪律之间的矛盾。对此他不能调和且无从解释，并对当时党内的复杂斗争感到茫然、疲惫和无奈，最终只能选择极度的自责。哪怕自己已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哪怕在这种时刻，“再来说起这些”也似乎已经是“多余”。瞿秋白要向被同志们误解成了“共产主义的烈士”或“模范党员”的自己告别，要向最后几年的消极、敷衍和违心的盲从自己告别，这样才是不欺骗历史和其他“同志”，也不会遗患于心地纯洁的青年人。他真切地表示：“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他希望为自己曾经追求、而同志们仍在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留下一份精神上的嘱咐：“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可见，瞿秋白自省不配“同志”的称谓，是极度地苛责自身，但又希冀真正的同志，能够从骨子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念。

再次，是告别自己的“假面具”。在深刻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中，他庆幸自己能够丢掉假面具，“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把自己的双重人格全盘托出来了。双重人格是指一个人同时或先后扮演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瞿秋白对自己一直扮演双重人格感到很是纠结。故而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总是力图寻求精神的依托。“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然而，不想做“先锋”，却“装腔作势、慷慨激昂”地成了“政治领袖”;几次试图“找着某种依傍”，但屡屡被抛弃，最终以带病之躯被组织安排留在江西“坚持斗争”。直面死亡之时，他总结自己以前的一些政治领导工作，只是“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

最后，是告别自己的生命。他不是没有留恋，如“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如“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还希望能再读一读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茅盾、曹雪芹这些中外作家的名著，但他还是选择了面对死亡，并表示“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

总之，瞿秋白在告别一切中，坦白了他自己的过失，经历了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并且无论是告别什么，他都想给后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在无产阶级战士勇猛、正直、执著斗争和文人的天真、浪漫之裹挟中，他自比一块软绵绵的“世界第一”好吃的豆腐，任由历史的揉捏。他又隐喻自己是不会做窝的“老鸦”，被形势左右了若干年之后，在生命最后时刻，叩问关于革命、人生及价值的终极意义之所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在革命事业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战士的真诚的内心世界。他坦率地向世人敞开了自己挚真的心灵，也为后人理解瞿秋白的精神世界留下了难有一致答案的历史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