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

一个新名词在文化界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在事实上文化界一定有了什么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名词的出现，不过是反映这种要求罢了。对于新启蒙运动的名词本身，目前虽有人觉得需要斟酌，但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反映着一定的事实内容，这一点却谁也不能抹煞。一两年来，文化界上所发生的一种自己批判和反省的新现象，正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开端，不过为了要使现象更向积极的方面发展下去，把它作为一个运动而推动起来，使全国更多的人都能共同来做，所以才有人特别有意识地把它提出来，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把这运动就叫做新启蒙运动，但这新运动的存在，以及它的推动的必要，却也是谁都不能抹煞的。

为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呢?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最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也就是反对那种使大众愚蒙的，只当做少数特殊人物的饰装品和御用品的旧文化。独断、迷信、吃人的不合理的教条，充满了这整个的旧文化的内容。为要对抗这种旧文化，在积极方面，就不能不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总之，要从黑暗的中古时代的睡梦中把民众唤醒，使他们能够自觉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这就是新文化的意义，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意义。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启蒙运动呢?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所要做的事完成。五四文化运动所提出来的任务：反对迷信愚蒙，建立科学的民主的思想等，都在极不彻底的状态之下停滞着了。新的文化完全说不上建立，所有的只是片段零碎的成绩，并且也只是保存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传统文化屡次地死灰复燃，它的根仍然支配在民众的文化生活里。因此，同样的文化上的任务仍然遗留到现在，同样需要现在的文化运动来完成它，这就是为什么在旧启蒙运动之外还要再来一个新启蒙运动。

但正因为这样，新启蒙运动和旧启蒙运动就有不同的地方。虽然有同样的任务和要求，但因为旧启蒙运动不能够把它完成，而新启蒙运动却必须要把它完成，这里就不论在方法上和性质上，都要有很大的分别了。

第一，旧启蒙运动没有努力在广泛的民众中去建立新文化。当然，五四文化也未尝不是一种反贵族的民众的文化，但它的广泛性很有限制，特别因为人民生活还深深地在封建支配之下被压抑着的缘故，更没有办法普遍了。譬如白话文学的提倡，它建立了一种新的发表思想的工具，把文言文字的贵族性打破，这自然是划时代的进步。但谁又能否认，白话文现在仍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不是还没有读书的幸福吗?在五四时代，已经有人做过更普遍的新文字的尝试，但这只限于个别的或特殊的行动，没有成为普遍的运动，文字仍停留在方块字里。新启蒙运动虽然不能马上打倒方块字，但它要努力获得一种新的工具，使新文化的普遍性达到最大限度，却是无疑义的。

第二，旧启蒙运动没有把它的作用实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这使得它没有稳固的基础。文化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同时它也要在政治经济上起反作用，才能够完成自己。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有同样的社会基础，但它没有像欧美的启蒙运动那样在政治经济上实现了自己的成果。民主思想既然没有实现为民主政治，而科学精神也没有能够把封建的经济生活加以改造，社会的生产主要地还是停止在自然的手工业的阶段，除了少数不振的民族大工业和外资的工业以外，新启蒙在这一点也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人指出它应该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民生改善等配合着了。

第三，就因为旧启蒙运动没有在政治经济方面获得稳固基础的缘故，所以它没有建立起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它所留下的只是零零碎碎的成绩(如国故整理之类)和各式各样的外来文化的介绍。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接受旧启蒙运动的这些成果，给它来一个新的综合。这一个综合是可能的。因为它有新的基础，那就是全民族的自觉。目前各派文化人对于思想文化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就是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开端。

总之，新启蒙运动是目前中国文化界的新活动的总名称。它的完成恐怕是需要相当时间的，目前只做到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更重要的是实践。在范围上，这运动也应该是最广泛的。决不要误会，以为它只是提出这问题的少数人所玩的把戏。新启蒙运动问题的讨论，以及新启蒙学会的组织，都不过是为要把这已经发生的新的文化活动加以更正确更有意识的促进罢了。它的完成，是需要全国一切有文化良心的人们的共同努力的。

原载1937年《国民周刊》第8期

〔鉴赏〕　新启蒙运动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1936年下半年，一批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以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胡绳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高举起继承五四启蒙精神的旗帜，在北京、上海等地发动了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他们围绕民主、科学和团结抗战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尽管不久之后发生的“七七事变”，打断了它的发展进程，但它在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

引发这场运动的动因，是五四运动过去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其任务和使命远未完成。五四运动虽对封建专制主义、家族制度和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文学革命和提倡白话文方面也作过许多努力，但基础是不稳固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广大民众还处在它的统治和禁锢之下。旧的思想文化不断出来作祟，上演着一场场闹剧，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泛起的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成为这场新启蒙运动产生的直接缘由。

这篇文章表明了艾思奇对新启蒙运动的一些基本看法。首先简要地分析了新启蒙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客观条件，指出一个新名词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顺应了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需要，是对一定的客观事实的反映。

接着说明，之所以被称为新启蒙运动，是相对于五四运动而言的，它们在本质上有着共同的地方。无前者无以溯其源，无后者无以扬其波。新启蒙运动的必然出现，是因为五四运动的启蒙任务完成得不彻底。譬如在反对迷信愚蒙、建立科学的民主的思想等方面，稍事做了一些工作之后就在极不彻底的状态下停滞了。新文化的建设更是说不上，仅取得一些片段零碎的成绩，并且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这使得旧的思想文化屡次死灰复燃，支配着民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必须依靠大家的继续努力，再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经以上简明分析后，文章着重阐明了新启蒙运动和旧启蒙运动在方法上和性质上的三点不同。第一，旧启蒙运动脱离了广大民众，没有真正深入到民众之中去建立新文化。尽管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是一种反贵族的民众的文化，主张建设国民文学，但它只靠少数知识分子在努力，其广泛性很有限制。胡适、陈独秀等在提出“文学革命”的同时，发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号召;《新青年》从1918年起改成白话文刊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鲁迅也努力尝试白话文写作，发表了《狂人日记》和许多犀利的杂文，但也只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

在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度里，在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国度里，上述的号召与努力，能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新启蒙运动要纠正这种偏向，面向广大民众，使广大民众享有读书识字的权利，掌握“一种新的发表思想的工具”，“使新文化的普遍性达到最大限度”。换句话说，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必须让广大民众掌握新思想新文化，只有这样，启蒙运动才能成功。没有民众的参与，任何启蒙运动和新文化的建设都是空谈。

第二，“旧启蒙运动没有把它的作用实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这使得它没有稳固的基础”。这是艾思奇看到和强调的新旧启蒙运动之间的另一点区别。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说明，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文化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是紧密联系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五四运动的发生，虽和欧美国家的启蒙运动有着同样的社会基础，却没有取得像欧美国家那样政治经济上的成果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在倡导民主思想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实现民主政治;在倡导科学精神的同时，必须对封建的经济生活加以很好的改造，这是新启蒙运动应该坚持的努力方向。

第三，因为旧启蒙运动脱离了广大民众，只靠着少数人的孤军奋战，所以它取得的成绩只能是零碎的和片段的，肤浅的和不彻底的。如整理国故和各式各样外来文化的介绍，并“没有建立起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艾思奇断言：“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接受旧启蒙运动的这些成果，给它来一个新的综合。”在继承五四运动成绩和吸取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地把它推广开来和做得更好。这一个综合是可能的，因为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基础，那就是全民族的文化自觉。艾思奇认为，当时各派文化人对于思想文化所发表的意见，就是这样一个综合的开端。

艾思奇最后指出：新启蒙运动刚开了个头，它的完成需要相当的时间。搞好新启蒙运动，不仅是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更重要的是明确指导思想，是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和广大民众的参与，依靠全国一切有文化良心的人们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