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铨

歌德^①浮士德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对于世界人生永远不满意的人。世界的进步，是无穷的，人生的意义，是要永远找寻的。天地间最没有希望的人，就是对人生世界认为满意无缺。因为人类只要满意，立刻就要停止活动。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呢?世界上先知先觉的职务，就是能够常常发现世界人生的缺点，时时刻刻都要努力去改良。他的努力，也许一时不能唤醒一般人，但是他决不灰心，不丧气。大家不爱听他的话，讨厌他，痛恨他，残害他，他也置之不理。他要的是进步，是真理，不是糊里糊涂鬼混的生活。假如他牺牲，他觉得牺牲是光荣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牺牲是伟大人物的光荣。因为要没有这一群永远不肯满意的人，历史就会停滞，人类也看不见光明。……

浮士德是永远不能满足的人、魔鬼虽然用尽方法，醇酒，女人，金钱，势力，走遍天下，尝尽人生，浮士德始终没有被他欺骗，安静懒卧床上，而魔鬼始终也没有成功。

第二：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不断努力奋斗的人。生活的意义，不在努力奋斗的结果，而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人生的意义，是不可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彻底明白了解的。但是人类的内心，都有明白了解的要求。根据这一种要求，不断的努力奋斗，人类的生活就有意义。人生最怕不活动，不工作。只要活动，工作，生活立刻就不觉无聊。悲观厌世的人，多属有闲阶级，吃完饭不作事，当然感觉生活干枯。真正提起精神，孜孜不倦，寻求真理的人，他们充满了生命，兴趣，希望，决不会有这种病态的呻吟。他们的奋斗努力，也许会走错方向，但本来是人类，自然免不了错误。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错误，乃是灰心。英国的卡奈尔受了歌德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不断宣传工作的意义，可以说得着了浮士德精神的三昧。

第三：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人。要作事，就得不怕事。自己先要有决心;那怕天崩地裂，我也要勇往前进。孟子^②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这一种人，一生也作不出任何精采的事业。浮士德要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理，他的野心是大的，他的工作很困难，同时他冒的危险也是不可想像。旁人的冒险，顶多损坏他的身体，浮士德的冒险甚至于要毁灭他的灵魂。他想，与其糊里糊涂地生，不如清清楚楚地死。歌德写浮士德最初内心烦闷的时候，决心要饮鸩^③自杀，还是教堂的歌声，引起他儿时的回忆，才打断了自杀的念头。他一心一意，只要求真理，死生祸福，早已置之度外。他同魔鬼订约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迟疑恐惧。

第四：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感情激烈的人。人类固然是有理性的动物，但是人生最精采的事业多半从感情得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到了紧要关头，能够牺牲一切不顾一切，战胜死的恐怕，全靠心中沸腾的热情。就是科学的研究，也要先有求真的冲动，然后能够推动一切。理智应当是感情的工具，没有真正感情的人，他也许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然而并不能使他努力实行，甚至于他还可以利用他的理智来掩护他的虚假，达到的私谋。浮士德的爱人格饶琴，问他为什么不进教堂礼拜，是不是他没有宗教，浮士德的答语是：感情是一切!这一句话，简直是狂飙时代的口号。因为德国的狂飙运动^④，主要的就是反对十八世纪初年的启蒙运动，唯智主义。浮士德是狂飙时代的产儿，所以也是感情主义的崇拜者。歌德本人，一生最富于感情，后来虽然极力回复到希腊的古典主义，但是歌德的人格个性，并没有多大变更。而且歌德的古典主义，和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最重要的分别，就是前者勉强抑制他的热烈的感触，他的作品，处处表现作者的灵魂，法国的古典主义的作品却往往只是作者笔尖上的花样。所以狂飙运动和感情主义，实在是全部浮士德的胚胎。浮士德之所以为浮士德，也就全靠他内心有激烈感情的冲动。

第五：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浪漫的人。浪漫两个字，在中国到处被人误解。一般人都以为在男女关系上随便一些，就是浪漫，这真是大错误大荒唐。浪漫主义运动，在西洋历史上，乃是一种新的人生观运动。浪漫主义者，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者。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无限的追求，因为人生的意义无穷，永远追求，永远不能达到，这就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德国最富于浪漫色彩的诗人罗发利斯，曾经写了一部小说，里面描写一朵青花，或隐或现，若远若近，书中的主人翁，不绝在寻求，始终没有得到。这一朵青花就是人生最高的理想。歌德的浮士德的态度，就是浪漫主义者的态度，——他有无穷的渴想，内心的悲哀，永远的追求，热烈的情感，不顾一切的勇气。

以上般般，可说是歌德浮士德主要的精神。

中国数千年以来，贤人哲士，都教我们乐天安命，知足不辱。退后一步自然宽!如果对于人生不满，认为是自寻烦恼。这一种不积极的精神，在从前闭关自守的农业社会，外无强邻，还有相当的价值。处在现今生存剧烈竞争的时代，不改变这种态度，前途只有暗淡不堪。奋斗努力，不顾一切，也不是中国的理想，却正是目前最需要的精神。感情方面，中国人素来就在重重压迫之下，不能发挥，浪漫主义者无限的追求，更可予我们静观的哲学以根本纠正。如果没有感情的冲动，没有无限的追求，中华民族怎样还可在这一个战国的时代，演出伟大光荣的一幕!

总起来说，浮士德的精神是动的，中国人的精神是静的，浮士德的精神是前进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保守的。假如中国人不采取这一个新的人生观，不改变从前满足，懒惰，懦弱，虚伪，安静的习惯，就把全盘的西洋物质建设，政治组织，军事训练搬过来，前途怕也属有限。况且缺乏这个内心的新精神，想要搬过西洋外表的一切，终究搬也不过来!

原载1940 年4月1日《战国策》第1期

〔注释〕　①歌德(1749—1832)：德国思想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对德国和世界文学有很大影响。　②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思想家，儒家主要代表之一。　③饮鸩：原指喝用鸩鸟羽毛泡制的毒酒，后泛指服用毒品。　④狂飙运动：德国18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文学运动。名称源自德国作家克林格的剧本《狂飙突进》。代表人物有歌德、席勒等。提倡个性解放和创作自由，批评封建文艺和虚伪的道德，歌颂自然、天才。文学史家也称这一时期为“天才时期”或“天才时代”。

〔鉴赏〕　浮士德是德国16世纪民间传说中一个极具神秘意味的人物。在歌德之前，尽管浮士德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不断演变，最后还是不能摆脱被魔鬼打入地狱的结局。到了歌德那里，一反前人的初衷，浮士德成为一个主动接受魔鬼挑战，不肯迷恋现世，不肯沉湎享乐，不肯向命运服输，自强不息，富于进取精神的斗士的形象。尽管他济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但感动了天使，他的生命被超度被拯救，引诱他堕落的魔鬼输了。

陈铨的《浮士德精神》，张扬的就是为歌德所赞颂的那种不回避内心冲突，抵抗满足、懈怠和堕落的诱惑，表现人性升华的精神。拯救浮士德的，其实就是寻求一种体现向上精神的人生观。毫无疑义，歌德创作《浮士德》的立意比他的前人高出一筹，他洞察人性弱点，表现人的内心挣扎，正气益强，最终赢得胜利。

平心而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魔鬼”。谁不向往五光十色的世界，谁不羡慕物质生活的舒适，谁不想在种种欲望(包括功名利禄)方面得到满足。浮士德和我们一样是个凡人，如古人所言“食色，性也”。但可贵的是，浮士德在现实生活的碰撞中，看到了自己精神的失落，灵魂的空虚;在追寻人生意义的过程中，悟得自己究竟要什么，从“小我”走向了“大我”，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陈铨将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归纳为五点：一是对世界人生的永不满足。能看到世界人生缺陷的人，心中时时有痛楚，就不会与生活握手言和。哪怕有醇酒、美女、金钱和权势，都不是根本的幸福所在。浮士德存心与魔鬼较劲，让魔鬼考验自己，给自己头上设置了假以它手的利刃，要求魔鬼“假如我安静懒在卧床上，/你立刻让我生命丧亡!假如你能够谄媚阿谀，/使我看着自己满心欢喜，/假如你能够用享乐欺骗，/那一天就是我最后一天!”二是锲而不舍地奋斗。人生本无意义，意义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发现的。他不愿做有闲阶级的一员，拒绝随波逐流，拒绝悲观厌世，拒绝病态呻吟，在充满了生命、情趣和希望的奋斗中，不怕挫折，不怕犯错误，因而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三是为求真理将死生祸福置之度外。浮士德知道自己所冒的危险不仅是肉体的，而且魔鬼企图攫取和毁灭的是他做人的灵魂，他已经想透了，决不和魔鬼妥协，与其糊里糊涂地生，不如明明白白地死。四是敢于表现自己的感情。没有情感，何以谈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与一些人的患得患失不同，浮士德把感情看作顺从理智的工具，看作追寻真理的动力。活就要活得奔放，活得精彩，在有价值的追求中敢做敢当。五是浪漫主义精神。通常，有些人会误解浪漫主义表现在男女关系上。实则不然，在西方，浪漫主义“乃是一种新的人生观运动。浪漫主义者，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者。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无限的追求”。文中提到德国有一位最富有浪漫色彩的诗人，在一部小说里描写到一朵青花，时隐时现，忽远忽近，主人公不懈地追寻，到后来还是没有得到。这朵青花极富象征意味，代表着人生的最高理想难以实现。也就是说，人是欣赏美的，美既是社会意义的，也是文化意义的，美的理想没有终极的边际，也许不能抵达，但是它始终像幽暗中的灯火，在前方昭示、召唤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人生的希望，就在于此。

文章的针对性很强，它的震撼力就体现在作者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度感应上。陈铨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又留学德国。作为一位接受过东西方文化熏陶的爱国知识分子，重在思考如何在世界民族生存竞争中激发自己民族的创造力。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他以浮士德精神为参照，揭示出国人在人性深处的病疴：“浮士德的精神是动的，中国人的精神是静的，浮士德的精神是前进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保守的。”国人的软弱，还表现在意志薄弱，做事缺少义无反顾、勇于牺牲的精神。再次，就是在情感上的自我压抑，被一种静观的哲学所拘囿。这样的精神状态岌岌可危，“假如中国人不采取这一个新的人生观，不改变从前满足，懒惰，懦弱，虚伪，安静的习惯，就把全盘的西洋物质建设，政治组织，军事训练搬过来，前途怕也属有限”。何况缺少内心的新精神，“想要搬过西洋外表的一切，终究搬也不过来!”这是对国人的当头棒喝。振兴民族精神，去掉国民中的劣根性，这是“战国策派”的宗旨所在。陈铨是以浮士德精神来说明这一宗旨的。

“战国策派”因《战国策》杂志而得名。1940年4月至1941年7月，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在昆明主办《战国策》半月刊。之后又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在这两个刊物上，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浮士德精神》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战争理解为国力的竞争，而国力的关键在民气。他们推崇德国狂飙运动，这个运动是思想解放的运动，是发展民族精神的运动。他们希望中国能吸取狂飙精神，其核心就是浮士德精神，陈铨力图借此培养我们的民族活力和进取精神，认为缺乏这样“一个新的人生观，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应付日前和今后紧张的国际局面”(《狂飙时代的歌德》，重庆《大公报》1942年7月1 日)。这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改造健全国民性的问题。陈铨希望这样的借鉴能改变几千年来传统文化所鼓吹的乐天知命、知足不辱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战国策派”在理论上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石的，但在唯心的论说中也有合理的因素。他们的文化思考更多的价值，在于对国民性的探索。当前国人的种种不文明陋习，尤其在国外旅游中暴露出来为人们所指责的诟病，表明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所研究的课题，至今依然是新鲜的、仍有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