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节选)
刘少奇
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如果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那末：
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有明确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所以他能够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他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另一方面，他对待人类的蟊贼①，能够坚决地进行斗争，能够为保卫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而和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②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③。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第三，他也可能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能够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去敏捷地观察问题，认识和改造现实。由于他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他没有任何个人的顾虑和私欲，因而不致蒙蔽和歪曲他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真理的理解。他实事求是，在革命实践中检验一切理论和是非。他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④，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⑤，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时他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他没有私人的目的和企图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问题上善于自处，没有必要卑躬屈节地去要求人家帮助。他也能够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爱护自己，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但是，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
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⑥、“舍生取义”⑦，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所谓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这是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道德”。这种“道德”观，从来都是唯心论的。把道德观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基础上，公开地宣称我们的道德是为着保障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战斗利益，这只有共产党人能够做到。
选自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少奇选集》上卷
〔注释〕 ①蟊贼：喻危害人民或国家的人。语出《诗·大雅·召旻》：“蟊贼内讧。” 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语出《孟子·滕文公下》：“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谓富贵、贫贱、威武等外在的压力，不能改变个人的志节。 ③日月之食：喻瑕不掩瑜，太阳、月亮暂时被黑影遮住了，但最终掩盖不了太阳、月亮的光辉。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④事无不可对人言：没有什么事情不可公开。语出《宋史·司马光传》：“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 ⑤慎独：儒家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指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语出《礼记·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⑥杀身成仁：成：成全;仁：仁爱，儒家道德的最高标准，指为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语出《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⑦舍生取义：为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怕牺牲生命。牺牲自己，获取正义。语出《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鉴赏〕 刘少奇(1898—1969)，字渭璜，湖南宁乡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本文原是刘少奇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为学员所作的演讲。其主题是教育共产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目的、方法和基本要求，是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党性锻炼和修养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比较全面、系统论述共产党员修养的专著，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党理论的一部重要文献。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这里选择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这一原则作些说明。
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和行为准则。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利益，同全人类解放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共产党员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就是服从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利益，服从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修养要坚持五个基本原则：“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有最大的革命勇敢”、“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最诚恳、坦白和愉快”、“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在实践中，共产党员要坚持做到“能够为保卫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而和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要不做“亏心事”，坚定地拥护真理，“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每个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归宿。
他将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境界相结合，在对传统道德修养所作的新诠释中，阐述了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认为共产党员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应该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一名句抒发了范仲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先的情操，这一先忧后乐的忧乐观，体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观。刘少奇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具有这样崇高的人生观。刘少奇强调了共产党员应该具有“慎独”这一传统美德。“慎独”出自儒家经典《中庸》之“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在无人觉察的闲居独处时，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行为，自觉遵循道德要求。按照刘少奇的理解，就是每个共产党员，要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不做任何坏事”，经得起别人的检查与批评。这样慎于自处，不违道义的要求，是要求共产党员在实践中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他还把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赋予“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气节”的崭新含义，即具备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刘少奇断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孔子倡导“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他们关注着同一个话题，当个体自然生存与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应当舍弃生命以维护理想中的道德原则。孔孟奠定了儒家生死观的格局，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同的社会势力对之有过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利用。在古代社会，“仁义”被诠释并规定为封建道德的基本规范，这种生死观便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而国民党军官佩戴“杀身成仁——蒋中正赠”的利剑，为蒋家王朝尽忠殉命，是儒家生死观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最为典型的例子。但历史上更多的是，正义人士、民族英雄与革命志士，把“成仁”、“取义”看作是为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而舍弃生命的正义行为。刘少奇把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与儒家的生死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里的“仁义”已完全跳出了其原来封建道德上的内容，而被赋予了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个人生命的大无畏精神。刘少奇强调共产主义的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道德是建筑在自我牺牲的悲剧上，而是排除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排除了为一己的私利而“沽名钓誉”，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了解和高度觉悟的基础上，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与为了人类解放和社会发展这一目的的自觉行为，成的是人类解放之至“仁”，取的是共产主义之大“义”。
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道德与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被融为一体。刘少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理，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到修养理论，使修养过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把传统的修养理论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对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主干——儒家伦理学说的有益成分进行批判性吸收，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地结合。他发扬传统文化中提倡刻苦的自我修养和自觉肩负历史使命感的精神，应用传统文化中积极进步意义的一面，全新诠释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些都为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范例。同时也给后人以启迪：新时期新形势下共产党人巩固执政，需要将儒家伦理道德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进行现代转换，在切实尊重党员权利、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权力约束等，这也是亟待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