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初民

任何民族，任何人类，到了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划开了群体的一致性，而有了各种社会层对立时，某一群人(或某一社会层)借着一种强制权力(后来便演进为公权力或政权)来统治另一群人的行为，就有了必要。这种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的行为，就是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不是徒然的，主要(或唯一)是要达到一种经济目的，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或者是经济上的优势者占有者，为要永久保持其优势和占有，需要政权的行使来统治、支配经济上之劣势者或不占有者，例如奴隶社会主人之对于奴隶，封建领主之对于农奴，资本社会之资本主之对于雇工。或者是经济上的劣势者或不占有者，为要消极的解脱其经济劣势和不占有地位;积极的创建一种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文化平等的社会，需要政权的行使来制服、平抑、甚至取消经济上的劣势者或占有者，如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苏维埃政权之对旧俄的资本家、地主、僧侣、贵族、王室等等。这次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主义反法西斯战争，其政治意义为“尊重各民族有权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其经济目的，则在“促进世界各国经济上之全面合作，以谋各国人民劳动标准之提高，经济之进步及社会之安全”，“使各国俱能在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以上所引俱见《大西洋宪章》^①)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不平衡状态，经济上的优势者和劣势者，占有者和不占有者，都需要政权的行使来完成各自的经济任务，达到各自的经济目的，政治便成为经济之集中表现，成为完成经济任务达到经济目的之一手段，政治是服从于经济的。但这一完成经济任务，达到经济目的政治手段，其本身亦有其任务与目的，即完成经济任务的政治任务，达到经济目的之政治目的。自从政治本身其任务需要完成，其目的需要达到以后，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只成为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之一手段，例如宗教、学术、思想等等之政治作用就是这样的。较具体而又强有力的一种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手段，莫如教育。试看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要求，产生了古代的、中世纪的奴隶政治、专制政治，便有古代的中世纪的奴隶教育、专制教育。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要求，产生了近代的民主政治(虽然是形式的，虚伪的，但有旧型的新型的不同)，便有近代的民主教育。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要求，产生了苏联的民主政治，便有苏联的最新型的民主教育。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为：自从政治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后，有了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教育是服从于政治的。

这里，我们主要的论点，是“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如前所附注，民主有旧型的，新型的，而苏联的民主政治还是最新型的民主政治，然则这里我们所论述的民主政治，是那一种型的民主政治呢?是否需要申论?由于民主政治之有旧型新型最新型的区别，民主教育当然也有这几种区别，然则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民主教育，又是那一种型的民主教育呢?是否需要申论?这可以说都有必要，我们可以大概的说：在今天旧型的民主(亦即资产所有者一阶级专政的民主)是过去了，而最新型的民主(亦即苏联工人大众的民主)还一时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今天民主的主潮是新型的民主(亦即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民主)，因此，我们这里所论述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也就是新型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

然则什么是新型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这仍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题目，没有篇幅让我们细加申论。根据我们前面提出的论纲：“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这里重要的不是什么是民主教育的问题，而是什么是民主政治的问题。

什么是民主政治呢?顾名思义的从其抽象概念来定义，可以说民主政治就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一切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民主政治又是一种制度，由这种制度所表现的形式来说，凡是民主制的国家，必然要有人民选举的国会及各级议会，必然要有由国会及各级议会所制定颁布的法律，而这种法律必然要为举国上下所共同遵守，所谓法律之前，万人平等，尤其是人民的权利义务，必然要明确规定于各种法律之中，尤其是宪法之中，如人民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乃至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人民有言论、思想、出版、集会、结社、迁徙、营业、信教、通信秘密之各种自由，乃至罢工、罢市、游行、示威之各种自由，这些都是民主政治之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就是民主政治之最明显的标帜。但是在旧型的民主政治中，这些在法律条文上虽有规定，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民未必都能享有，如在法律上规定出版的自由，而在实际上不给以出版的纸张及印刷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而在法西斯国家，则干脆剥夺人民一切自由与权利。所以民主政治有形式与实质之别，这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反法西斯的战争，因而所争取的是实质的民主——新型的民主，虽然民主的进路也不会就停止在一步上，也就是说历史的车轮，必然要由新型的民主，走向最新型的民主，但这是后话。

实际的民主与新型的民主，或者说新型的民主与旧型的民主，已经是在许多年月中，常常扰乱人们的脑筋，使它模糊、混乱。目前到了民主反法西斯战争决定胜利的时候，许多原来的法西斯份子，准法西斯份子，半法西斯份子，也想拿民主的外衣来包裹法西斯残骸，因而法西斯也喊出民主的口号来，也就是说“强盗也喊捉强盗”，这样，扰乱人们脑筋的，就不仅是形式的民主与实际民主的问题，还有一个民主与法西斯的问题。民主说得太多了，法西斯也听得太熟了，真诚拥护民主的人们，口里说“民主”“民主”，骨子里是法西斯的人们，口头上也在喊“民主”“民主”，一不当心，就“鱼目混珠”了，所以在说明什么是民主政治的时候，固然要把形式的民主与实质的民主，旧型的民主与新型的民主区别开来，尤其要把新型的民主，实质的民主，与法西斯的民主(法西斯假扮的民主，实质上是法西斯)区别开来。

民主与法西斯这两个概念，由于习焉不察，由于鱼目混珠，正在这个当儿扰乱了人们的脑筋，模糊了人们对于民主与法西斯之正确认识，在这里使得我们必需把民主小姐(借用陶行知先生的名词)与法西斯魔鬼(我自创的)的画像具象化，我以为凡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形式上，不是在法律条文上)，人民享有上述各种权利(选举、创制、复决、罢免诸权利)与上述各种自由(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的地方，亦即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地方，没有镇压人民的各种法令的地方，没有秘密警察的地方，没有集中营等等的地方，没有不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的地方，没有人身之不能获得确切保障的地方，才是民主小姐管领的地方，否则就是法西斯魔鬼统治的地方。民主小姐的可爱、可恋、可敬的美丽，与法西斯魔鬼的可恨、可恶、可杀的丑恶凶狠，是亮晶晶的纹理明晰的两座大理石塑像，决不是可以任意颠倒的抽象的概念，在这里是行动决定一切，是事实决定一切的问题，不是有否法西斯思想的问题。

什么是民主政治呢?请把民主小姐那座美丽的大理石塑像看看，这是实质的民主，不是形式的民主，这是新型的民主，不是旧型的民主，有了这种民主政治的地方，才有这种民主政治的教育。你感觉到今天的教育不民主，甚至愤慨今天的教育不民主吗?这是应该的，但这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这不能单从教育本身求得解决，这是由于政治不民主，教育是服从于政治的，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的一手段，你必需把整个政治生活改变，必需使整个生活民主化了，教育才能民主化。教育界的讲学自由，读书自由，阅报自由，选课自由，转学自由，推而及于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都发源于整个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

热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教育的人们，首先需热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政治!

原载1945年11月1日重庆《民主教育》创刊号。

又见1945年12月18日《文萃》第一年第十一期

〔注释〕　①大西洋宪章：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美、英迫切需要协调反法西斯的战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军舰上，举行大西洋会谈，签署并发表了名为《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宪章提出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和民主重建战后和平的目标，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打败德、日侵略者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鉴赏〕　邓初民(1889—1981)，字昌叔，又名邓希禹，湖北石首人，爱国民主人士、社会科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和社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著有《政治科学大纲》、《中国社会史教程》等。

邓初民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较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在思想上一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期把教学和著书立说与中国革命的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民主斗争。他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建立了新的政治学体系，成为“民主教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1941年开始，他在重庆就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问题，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呼吁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推动了国统区民主思想的宣传。本篇即是其中之一，着重阐述民主政治和民主教育的理论。

邓初民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现实论理学”(即唯物辩证法)为理论依据，从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政治的发展过程，去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政治现象。他把政治关系的运动法则，纳入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之上进行分析，而“这种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的行为，就是政治行为”。他认为，政治行为都是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的。无论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经济上的地位和利益，还是被统治阶级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和地位，都需要通过政权的行使来实现。

就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言，他主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认为离开了经济结构，便不能说明政治的变化和发展。也就是说，政治只是完成经济任务、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而要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则要依赖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诸如宗教、学术、思想等等。他认为意识形态中，“较具体而又强有力的一种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手段，莫如教育”。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适应其经济、政治发展要求，分别产生了“中世纪的奴隶教育、专制教育”、“近代的民主教育”和“苏联的最新型的民主教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进而他指出经济构造形成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制形成社会的第一上层建筑，其余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形成社会的第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因此，“自从政治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后，有了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教育是服从于政治的”。

他把民主大致分为三类：旧型的民主(资产所有者一阶级专政的民主)、新型的民主(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民主)和最新型的民主(苏联工人大众的民主)。认为由于最新型的民主“还一时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因此当时世界民主的主流是新型的民主。本篇讨论的，是新型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的关系。他认为既然“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那么首要的就是厘清民主政治的定义：“民主政治就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一切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和价值体系，表现在各种民选政治机构及其制定的法律上，其核心就是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自由，这“是民主政治之最明显的标帜”。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就是为了追求实质的民主——新型的民主，并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最终走向最新型的民主。

在邓初民看来，归根结底，教育的不民主源于政治的不民主，既然“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那就必须首先改变政治生活，教育才能民主化。教育的一切自由诸如讲学、读书、选课等，乃至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都发端于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所以，他热切冀望“热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教育的人们，首先需热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