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GF8CF]]党”，“[[!GF8CF]]”是“[[!GF8CF]]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会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原载1947年5月1日《知识与生活》第2期

〔鉴赏〕　中国人历来重视气节，对文人尤其如此。如文章开头指出的，“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

讲究“气节”的传统，在我国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其流风余韵至今仍然存在。毫无疑问，以天下为己任，谋求治国安邦，使自己成为济世之才，始终是士人的理想和抱负。曾参明确地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只是贪恋个人的荣华富贵，就不能算作是“士”了。孟子对“浩然之气”的描述说明了这一点：“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与“道”、“义”相配合的，一旦失去了“道义”，这股气就没有了。这里的“气”，类似通常讲的勇气，是指表现于实际行动中的精神力量。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上》)，这样大无畏的品性，是从这里引申开来的。

这种风习一直不绝如缕地流传下来。东汉末年的士人领袖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世说新语·德行》)，其他如范蕃、范滂亦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党锢列传》)。北宋范仲淹的名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拨动过多少天下士子的心弦。明代东林党人那副脍炙人口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激起过多少天下士子的豪情。

气节的本义是指志气和节操，后又有许多引申义，几乎一切美好的品德和行为都可以此来概括或纳入其中。譬如独立人格，大义凛然，迎难而上，不随波逐流，清廉勤政，犯颜直谏，忧道不忧贫，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敢于临危授命，舍生取义等。特别是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在敌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坚持正义、不怕牺牲的品质。在历史上，有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他们是讲气节的楷模。近现代的中国，更是涌现出无数的志士仁人。作者本人就被毛泽东视为讲气节的榜样。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又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里的“骨气”、“英雄气概”，说的都是气节。反之，像秦桧、汪精卫、周作人等，不能说他们没有学问，但他们不讲气节，没有人品，也就被人们所唾弃。

从语词发生学角度，作者结合历史变动的实际状况，考察了“气节”的涵义及其变化：“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气”每每偏重于积极的行动，而“节”往往带有不犯上作乱的消极性。作者以为，“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同时指出，在我国历史上，气节之“士”有在朝为官的忠烈之士，也有逃避到山林之中的隐逸之士。这些分析，都是很有见地的。

最早将“气”与“节”两字连用、组成一个新词的是司马迁。《史记·汲黯传》中说汲黯为人，“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我国古代把士、农、工、商统称为“四民”。“四民”中的“士”由于掌握着一定的知识，因努力程度、机遇、志趣、性格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士”的命运会与每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相呼应，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金榜题名、攀龙附凤享尽荣华富贵的;有隐居山林、清幽逍遥的;有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的;有历经坎坷最终才显达的;也有怀才不遇一生穷困潦倒不堪的。名称上有侠士、文士、寒士、隐士、名士、高士之分，但整体而言，“士”的精神在于讲气节。有些士虽身无官位，职位卑微或已遭贬谪，却仍然心忧庙堂和天下苍生;有些士少壮时放荡不羁，而暮年却大义凛然;有些士生平无奇，甚至乏善可陈，在社会动荡危亡时刻，能良心发现，挺身而出，或为民请命，力斗恶势力，或保家卫国，洒血疆场。

随着时代的变化，大约自五四运动以后，传统意义上的士渐渐演变而成为今天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工作，对他们行为的评判就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标准。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知识阶层“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这是从当时的现实出发的。说到知识阶层若想有所作为的话，认为必须走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不能固守传统的“气节”观念，而代之以“正义感”。

气节的某些合理因素，仍有被继承发扬的必要，不过应随着时代进步而重新作出解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气节，大抵是民族气节、革命气节，即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坚持正义和真理，在敌人面前不屈服的品质。一些恪守传统学术精神和富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也依然会赢得人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