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有吊诗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童子、“胡儿”都能吟唱《琵琶行》和《长恨歌》可见它们传播之广。以《琵琶行》来说,它几乎一诞生便广泛流传,并对以后的诗歌,小说和戏曲创作产生过深远影响,在日本也曾将它搬上舞台。并且,还由此引发出一个有趣的爱情故事……
        

同是天涯沦落人

        《琵琶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白居易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因上书言事,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州司马。江州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个闲职。在被贬的第二年,他写下了《琵琶行》。
        《琵琶行》叙述琵琶女成为商人妇的故事。寒江夜月,枫叶荻花的萧瑟秋天,诗人在浔阳江边的一条船上为朋友饯行,正当主、客感到无音乐助兴,心中因离别而感悲凄的时候,忽然听到江面上传来悠扬的琵琶声,原来是邻舟一位女子在弹奏,于是请她出来演奏一曲。她的演奏使作者和周围船上的人大为惊叹和感动。在偏僻的江州为何会有这么出色的琵琶手呢?听了她的自述才知她本是长安歌伎,曾师事穆、曹二位著名的琵琶师,她不但技压群芳,而且容貌出众,长安城中的贵族富豪子弟都慕名前来欣赏她的色艺。每当弹完一曲,客人们竟相赠送的锦缎丝绸多得不计其数,那珍贵的饰物因击节而打碎,华丽的衣服因嬉闹而被酒沾污。时间就在这种豪华放纵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逝,琵琶女的青春一去不返,渐渐地门庭冷落,终因人老珠黄而结束了歌妓的生涯。她嫁给了一个商人,而商人只知营利,经常在外,前月又去浮梁(今江西省景德镇市)贩茶,至今未归。她独守空船,回想以往京城的生活,她只能暗中流泪。听了商人妇的演奏和自述,白居易对她非常同情,也引发了自己因被贬而起的悲哀,他不禁感慨系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请她再弹一曲,听到那高昂急促的琵琶声,白居易感动得眼泪涟涟,连青衫都湿透了。
        白居易精心刻画了一位下层妇女的形象,她有出类拨萃的演奏技巧,诗中写道: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 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拈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作者从不同角度把演奏者的神情、动作,音调的高低强弱,节奏的缓急,有声无声的变化,演奏的环境,感人的效果等揉合在一起,作了多层次的细腻描写,配合精妙绝伦的比喻,将抽象的旋律转化为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那转瞬即逝的乐音也成了永久的存在。千年之后,人们读这诗,似还感到那音乐的奇妙,不禁为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和诗歌作者的杰出才华鼓掌喝彩。历来《琵琶行》的读者,也大抵会对那位身怀绝技的女性寄予同情,她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她在京城的生活虽然豪华,但只能作为“五陵年少”的玩物。作歌伎必须具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年青漂亮,一是技艺精湛,而前者尤为重要。一个人的技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臻于炉火纯青的境地,但容貌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老。当琵琶女色艺双绝时,那班王孙公子趋之若鹜,一旦年老色衰,即使技艺已达化境,她也不能再续昔日的繁华之梦。此时摆在她面前的只有所谓“从良”的一条路,而从良必得有人付出一笔可观的赎身费,能付这笔费用的不少是商人,于是琵琶女便“嫁作商人妇”了。“商人妇”极有可能不是正妻,而是外室,商人经常在外,往来各地,也许不止一位外室。商人重利而不重情,所以她只能以空船、江月、琵琶为伴,过着孤寂凄凉的生活,每当寂寞难耐时,便抚弄琵琶,以驱遣心中的愁闷。“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她对现状的不满和悲伤,但这种状况她无法改变,“少年事”也早已如逝去的流水,一去不复回了。
        诗人自己是《琵琶行》中的另一重要人物。诗的开篇描写送客情景即已表露诗人的凄凉心境,这种心境固然与离别有关,但同他的被贬处境也难以分解。白居易前期胸怀大志,直言敢谏,一心希望肃清弊政,不料招来被贬江州的横祸,他的好友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下了“垂死病中惊坐起”的诗句,那么作者谪居浔阳的心绪如何,就不难想见了。这非罪远谪的抑郁心境是与琵琶共鸣的感情基础。正因诗人政治上受到打击,心中有无限事,才能从琵琶声中听出演奏者的“沦落”心态。《贞观政要.礼乐》记叙了唐太宗谈音乐的话,他说:“欢者闻之则悦,哀者闻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他分析了听者的感情因素在欣赏过程中的作用,有一定道理。白居易正属“哀者闻之则悲”一类。商人妇亦是哀者,她将哀苦倾诉于琵琶弦上,那饱含感情的乐音便引发了作者心弦的强烈共振。及至听了商人妇的自述,对她更加同情。他倾倒于商人妇的高超技艺,又尊重她的人格。一个士大夫阶级的人能同情并尊重一位不幸的下层妇女,自是不错,但如果仅此而已,那么白居易的思想就不出一般作者的水平,可贵的是他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将昔日的长安娼女与他这个被贬的政府官员相提并论,又像对知己一样,向她倾吐了自已的坎坷遭际和内心的苦闷。这样,他成了她的知音,这也是他能写出这一撼人心魄的不朽诗篇的重要原因。诗中还写商人妇听了白的自述后,即“感我此言良久立”,对白的同情也油然而生。这个时候,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已经成为徒然的存在。人的思想感情融合无间,而琵琶音乐则成了连通感情的纽带。诗中咏人咏己,殆不可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既专为此长安故倡长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元白诗笺证稿Ⅱ第二章)
        关于本诗的主旨,宋洪迈曾有一段论述,《容斋五笔》卷七说:“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而作,予窃疑之”,“乐天之意,直欲撼写天涯沦落亡恨尔”。他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意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一故事不管是虚构还是写实,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指出作者在于抒发自己的天涯沧落之恨,确是一语中的。主旨决定了诗的性质,它不会是爱情故事,诗的感情确实极为浓烈,这浓情渗透在叙事和描写之中,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感情发展到最高潮,这是为音乐所感,为商人妇的凄凉景况所感,更有自己的身世之感。作者和商人妇都极富感情,通过音乐和自述,成为知音、知己,然而商人妇的演奏不是“琵琶弦上说相思”,白居易的“为君翻作《琵琶行》”也不是如以前和“长安伎人”间的“曾将诗句结风流”,两人之间仅相互同情而已,如《唐宋诗醇》卷二二所说:“《琵琶行》满腔迁谪之意,有同病相怜之意焉。”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故事性质起变化

        白居易与商人妇之间本无儿女私情,但后来却有人用一根红线将二人牵合在一起,演出了一段姻缘。从现有材料看,《琵琶行》故事性质的演变大约起于宋朝,宋人传奇小说集《绿窗新话》有《白公听商妇琵琶》一篇,只是抄录《琵琶行》的序和诗而略有删节,最后以唐段安节《琵琶录》中有关琵琶的一段话结尾,没有其他变化。在同是宋人传奇故事的《苏小卿》中则露出了变化的契机,故事写双渐见到邻船的苏小卿时,便唱歌挑逗她,歌的前几句说:“乐天当日浔阳渚,舟中曾遇商人妇。座间因感琵琶声,与托微言写深诉。因念‘佳人难再得’,故言‘何必曾相识’。”小说作者虽只是提及《琵琶行》的故事,却作了极大的改变,说白乐天将商人妇当作难再得的佳人了,即是说已钟情于她。元以后的戏剧则大演而特演这一爱情故事了。
        

司马情泪湿青衫

        将《琵琶行》改编为戏曲作品的,宋元间有阙名的《琵琶亭》,现仅存残曲二支。元代马致远有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泪》,简称《青衫泪》(有《元曲选》本,中华书局出版)写白乐天与歌伎裴兴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该剧剧情也受宋人小说双渐苏小卿故事影响,与《琵琶行》相较,情节有很大的变化。
        唐时长安歌伎裴兴奴色艺俱全,聪明过人,尤擅琵琶。一日吏部侍郎白乐天与学士贾岛、孟浩然来到裴家,兴奴与白一见钟情。二人一起生活才半年光景即发生突变,唐宪宗以做诗文误政事为由,贬白为江州司马。二人临别时海誓山盟。别后兴奴拒绝接客,这样过了半年,引起裴母的极大不满。这时茶客刘一郎带着三千引细茶,慕名前来找裴兴奴求欢,兴奴仍坚决不从。裴母贪财,遂与刘定计,写下一封假信,谎称白乐天已病死江州。兴奴信以为真,悲伤不已,裴母趁机逼她嫁给茶商。兴奴无奈,在祭奠白乐天之后,随刘一郎离开了京城,裴母则得到刘的五百两银子。白乐天贬江州一年后,他的挚友元稹奉旨南来采访民风,经过江州,白乐天在船上置酒相待。适逢裴兴奴随茶船也来到江州,刘一郎每日只知与他的狐群狗党饮酒作乐,兴奴则独守空船,面对秋江明月,想起昔日情人白乐天,她夜不能寐,只好借琵琶一吐愁怀。白乐天听出这琵琶声好似兴奴所弹,元稹叫人请她过来,于是情人重逢,互诉衷肠,白写下《琵琶行》一诗送她。趁着夜阑人静,二人开船而去。元稹回京后面奏宪宗,说白乐天非罪远谪,于是宪宗将白乐天宣唤回朝,官复原职,又亲自断案:裴兴奴准归白乐天,裴母被杖六十,刘一郎流放远方。
        原诗中的琵琶女本无性名,剧中则叫裴兴奴,这一命名是受《琵琶行序》的启发。《序》说:“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段安节《东府杂录》“琵琶”条载:“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孙曹纲,皆袭所艺。次有裴兴双,与纲同时,……兴奴长于拢拈……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从琵琶女到裴兴奴,人物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琵琶女在长安“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成为商人妇后,虽有不满,却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裴兴奴则不同,她母亲说她“一来性儿好自在,二来有些拣择人”,她不喜欢热闹豪华,不随便应酬,特别是对自己的职业和地位,她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她希望改变现状,“几时将缠头红锦,换一对插鬓金钗”,希望有一个婚姻归宿。因为有见识,所以她的择婿标准重人不重财,她对爱钱如命的母亲还冷嘲热讽,说她“银堆里舍命,钱眼里安身”。由于能摆脱金钱的诱惑,所以兴奴一心追求她理想中的爱情。白乐天等人初到裴家,在兴奴眼中不过是几个“酸寒秀才”,但却偏偏与白一见钟情,她之所以爱白,是“爱他走笔题诗,出口成章”,爱他人品高,才华富”,完全没有金钱的因素。剧中的白乐天不同于五陵年少,他不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初去裴家还不好意思进门,又囊中羞涩,不但不能“争缠头”,无力作出“一曲红绡不知数”的赏赐,而且拿不出银子作洒钱,的确酸寒。可是兴奴觉得白乐天尊重自己,“是几个英俊才,偏他还咱一拜,怎做的内心儿不敬色”,这是产生感情的良好前提。终于二人“相伴颇洽”,感情无间。不料政治上的风云变幻造成劳燕分飞,遭此突然打击,二人爱情面临严峻考验,一曲〔仙吕.端正好〕唱出了兴奴在送别时的复杂心理:
        有意送君行,无计留君住,怕的 是君别后有梦无书。一尊酒尽青山暮,我愠翠袖泪如珠,你带落日践长途。情惨切,意踌躇,你则身去心休去。
        这支曲子颇有情韵,它描写了兴奴被迫分离时的痛苦,无计留君的惆怅,怕情人此去便杳如黄鹤的忧虑,也表达了希望情人用情专一的要求,实际上又是对她一往情深的表现。曲中所写青山暮色、落日长途的景色,更增别离的悲凉。由于二人的结合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所以白乐天被贬,裴兴奴仍对他矢志不移, “誓托终身”,“此别之后妾身再不留人,专等相公早些回来”,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态度,白乐天则以“决不相负”来报答她的深情。
        分别后裴兴奴的性格进一步发展,她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再也不是可以任人攀折的临歧柳了,她“也不梳妆,也不留人,只在房里静坐。”对待刘一郎的纠缠,她既不屈服,又晓之以理。在《琵琶行》中,只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三句虚写茶商,剧中茶商则有名有姓,江西浮梁人氏。其人自命风流,他的上场侍说:“都道江西人,不是风流客。小子独风流,江西最出色。”十足见其恶劣伧俗。他一见兴奴便以三千引细茶,五十两银子相引诱,遭到了兴奴的严拒,叫他“过一边去”,骂他“不知高低”,但又为对方着想,劝他不要掉入老虔婆的陷人坑,断送了家产,枉受熬煎。这里又表现了她的侍人的善良之心。兴奴的善良之心,却换来了虔婆和茶商的奸计,她误信情人身死,无奈,只好嫁给茶商。第二折中写兴奴离家前唱的几支曲子颇能传达她的复杂心情,现以二曲为例:
        〔叨叨令〕我这两日上西楼盼望 三十遍,空存得故人书不见离人面。听的行雁来也我立尽吹萧院,闻得声马嘶也目断垂杨线。相公呵,你原来死了也么哥,你原来死了也么哥,从今后越思量越想的冤魂儿现。
        〔二煞〕少不的听那惊回客 梦黄昏犬,聒碎人心落日蝉,止不过临万顷苍波,落几双白鹭,对千里青山,闻两岸啼猿。愁的是三秋雁客,一夏蚊雷,二月芦烟。不见他青灯黄卷,却索共渔火对愁眠。
        〔叨叨令〕写兴奴整日地盼望情人消息,听雁来则盼书信,闻马嘶则盼人回,望眼欲穿的结果却是死讯,所盼与所得绝然相反,由一心希望到突然绝望,这精神上的致命一击使她“痛煞”、“闪煞”。〔二煞〕写兴奴想象今后客居他乡,飘泊不定的生活。作者极力铺排,将她的悲愁渲染得淋漓尽致,其凄苦之情全用景语写出,化用前人诗句而恰到好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致远杂剧的语言风格,即本色与清丽的结合。
        裴兴奴虽嫁给了刘一郎,但旧情难忘,刘一郎的浪荡更使她思念白乐天。浔阳江头的重逢又点燃了她的希望之火,对幸福生活、理想爱情的追求,使她主动、大胆地和白私奔,离开了“村沙势样”的刘一郎,得以和心爱者永相厮守,从而一扫年来的苦闷悲伤,显得特别轻快,第三折〔水仙子〕、〔太清引〕摹写了这种心情:
        〔水仙子〕再不见洞庭秋月 浸玻璃,再不见鸦噪渔村落照低,再不听晚钟烟寺催鸥起,再不愁平沙落雁悲,再不怕江天幕雪霏霏,再不爱山市晴岚翠,再不被湘潇暮雨催,再不盼远浦帆归。
        〔太清歌〕莫不是片帆饱得 西风力,怎能够谢安携出东山妓。此行不为鲈鱼脍,成就了佳期,无个人知。那厮正茶船上和衣儿睡,黑娄娄地鼻息如雷。比及杨柳岸秋风唤起,人已过画桥西。
        〔水仙子〕以排比手法铺叙一连串暮时景色,每句一景,这些景色黯淡凄冷,正是半年来漂泊、寂寞生活的写照,可是每句前面加上“再不×”后,情调即逆转,那种结束寂寞的漂流生活的喜悦之情便跃然纸上了。〔太清引〕写兴奴摆脱了刘一郎,同白乐天私奔,情调轻松愉快,对刘一郎的揶揄也是这种情绪的表现,最后—句“人已过画桥西”,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图,活现出此时人物内心的幸福感受。
        《青衫泪》在《琵琶行》的基础上虚构了更多情节,扩大了抒写范围,马致远笔下的女主角形象个性比较鲜明,在元人杂剧所塑造的众多妓女形象中是有特色的一个,相形之下,白乐天的形象则显得较为苍白。从情节安排看,第四折只是前几折内容的重复,皇帝断案赐婚结尾亦落常套。
        

再洒情泪为伊人

        明代作家顾大典又在杂剧《青衫泪》的基础上写出了传奇《青衫记》(有《六十种曲》本,中华书局版),仍是演白乐天与裴兴奴的爱情故事,不出才子佳人的路数。白“丰标俊雅,才调风流,乃当今才子”;裴兴奴“姿容独步,才技无双”,所以一个“我爱你风情月调”,一个“我爱你歌唇舞腰”。与《青衫泪》一样,二人姻缘中虽有分离的波折,可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明吕天成《曲品》评此剧为“元、白好题目,点缀大概亦了了”。顾作与马作的主要不同处一是关目安排,一是人物设计。《青衫记》内容较复杂,在裴、白爱情故事中穿插了元、白应试对策、河朔兵变、兴奴避乱、白抗疏忤旨等等,它所描写的社会内容更为广阔,开篇通过白乐天、元稹之口,道出了中唐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内则无直臣,言路不开,“满朝钳口,百僚结舌”;外则藩镇割据,拥兵作乱,“虎臣矫矫,化为蛇蝎”;此外还有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剧本在这一背景中展开情节,白乐天的宦海浮沉,以及与裴兴奴的悲欢离合,都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在策试中他主张“皇威当振,讲武修它,二者皆明训,推毂还须任虎臣”,因对策称旨,被赐进士及第,授左拾遗兼中书舍人。于是乘兴郊游,得遇妓者裴兴奴;两情谐合。河朔兵变后,白抗疏言兵,并请罢宦官监军,结果忏旨,被贬为江州司马。去江州前,他赶往城郊与兴奴话别,不料兴奴已为避乱兵而匆忙他去,因此二人失却联系。作者让人物活动在社会剧烈变动的大舞台上,置身于政治漩涡中,这是该剧上半部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头绪过多,不够紧凑,是其缺点。《青衫泪》写白乐天遭贬是因为做诗文误了政事,那显然是肤浅的,该剧也没有反映中唐社会的诸多矛盾,戏剧冲突主要表现在爱情纠葛上,《青衫记》也描写了这种纠葛。如何解决白、裴与刘一郎之间的矛盾呢?《青衫泪》却比《青衫记》处理得好,前者以裴、白私奔来完成团圆,后者却以刘一郎酒醉掉入江中淹死来消除破镜重圆的障碍,这种处理方式既太偶然,又削弱了兴奴敢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在关系人物命运的转折关头,如何构思戏剧冲突,往往能看出作者技巧及思想的高低。在两个剧本中,兴奴之嫁给刘一郎同是出于被迫,但在《青衫泪》中是因为被骗,以为白乐天已死,希望破灭而迫不得已;在《青衫记》中则仅仅是因为母亲强逼,这种处理方式是简单的,直线式的,缺乏戏剧性,裴兴奴显得太容易屈服,请看《茶客娶兴》出中的〔山坡羊〕:
        急煎煎雨僝云僽,怨寥寥粉 消红瘦,虚飘飘如家浪浮鸥,眼巴巴盼不到的文鸳耦。泪暗流,孤身不自由,红颜薄命,薄命从来有,谁似今朝落人机彀。含羞,又抱琵琶过别舟;难留,又是冤家不聚头。
        这段曲文是兴奴随茶客走前所唱。她只知自叹自怨,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归之于“命”,远不如《青衫泪》第二折所写。当然这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与时代思想和作者的认识有关,一般说元代礼教观念有所削弱和淡化,可以公然由戏中的皇帝口中说出“便私奔这也何妨”(《青衫泪》),裴兴奴也可将娘亲作为老虔婆而大骂特骂。而照传奇颇重宣传忠孝节义,道学气浓,顾大典就写了传奇《风教编》,吕天成《曲品》说它“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也。”显然是为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而作。而私奔、违逆母命之类不合封建教条,于是顾大典把《青衫泪》中兴奴诅咒亲娘的话几乎全不采用,她成了一个孝顺的女儿,听从母亲的意愿嫁给刘一郎,同时又写她一直拒绝与刘同床,以保持她贞节,都显得勉强。又改刘一郎为落水死去,以避免私奔,这些正是作者封建道德观念的反映。
        《青衫记》以青衫作为贯串全剧的线索,剧情依质衫——赎衫——还衫——寄衫——湿衫这一线索发展,虽有牵强之处,但脉络清晰。剧中兵变是造成白、裴分离的关键。关于兵变的情节,有第九出《河朔兵变》、第十二出《河朔交兵》,此外,第十三出《赎衫避兵》虚写兵变,第二十四出《娶兴人至》中,裴母说“如今干戈宁静,即日回到长安去了”,一句话便将兵变结果交代过去,既照应了前面,又不使情节再生枝蔓。最后写白乐天蒙召回京,仍是以皆大欢喜作结。
        《青衫记》人物众多,但其中没有《青衫泪》中出现的贾岛和孟浩然。孟是盛唐人,白、贾是中唐人。王骥德《曲律.杂论》指出,元曲家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点随心所欲,信于拈来,而不问年代先后。所以孟浩然可以与他死后才出生的人成为好友。照戏剧家则不同,对待历史要比元曲家认真(当然不排斥虚构),所以顾大典要删去孟、贾,增加刘禹锡,又加强了元稹的戏,历史上元、白、刘三人便是好友。戏中还增加了小蛮和樊素这两个人物,她们本就是白居易的姬妾,唐孟《本事诗.事感》说:“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剧中的樊、蛮很富同情心,热情收留了逃难而来的裴兴奴,得知裴是白的情人后,把裴当作一家人看待,还想带她一道去江州,因裴母坚决反对才作罢。后又将裴的遭遇告诉白,并拿出首饰作赎金,催白接裴,一片善良心肠。作者塑造的小蛮、樊素,表现了古代妇女的某些美德,但最后一出套用《三妇艳》的形式,描绘一夫多妻的和乐融融与《青衫泪》相此,却是一个倒退。男主角白乐天是作者大力歌颂的人物,他关心国事,第二出(高阳台〕中的“藩镇纵横,朝纲解纽,正澄清揽辔时节”,鲜明地表明了他反对藩镇割据的态度。他忠君,在当时这种思想含有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他忠于职守,身为谏官,看到“朝延多故”,“深州窘卒谁安定,下博饥民势若倾”,就希望“早宜区处,拯济生灵”。为此他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向丹阙抒忠耿”。这时的白乐天是一个性格耿直,充满生气的形象。被贬之后,他在江州过着自由自在的悠闲生活,永日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他只是因为无亲人而感到寂寞,于是先遣人接来小蛮、樊素,后又派人迎娶兴奴,听琵琶、诉别情而泪雨滂沱,青衫尽湿。总之、在后半部剧中,白乐天当年的朝气几乎荡然无存。最为奇特的是,刘一郎淹死后,刘禹锡、元稹要兴奴随白回衙,白竟说:“兴奴已作商人妇,恐怕使不得。”经刘、元开脱才解除顾虑。后半部的白乐天未免太气短了些。由于作者对白乐天的江州生活作了恬然自安的描写,所以剧中最后虽有“天涯沦落不胜情”的话,但天涯沦落之恨却也大大削弱了。
        

又是天涯沧落情

        因为《青衫泪》和《青衫记》(以下简称两《青衫》)对《琵琶行》的主题改变过大,从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清人江春说:“旧人撰有《青衫记》院本,命意遣词,俱伤雅道。”(《四弦秋序》)于是他的朋友蒋士铨(1725—1785)据《琵琶行》撰《四弦秋》(有《藏园九种曲》本)杂剧,“用洗前陋”。梁廷楠也说:《四弦秋》因《青衫记》之陋,特创新编。”(《曲话》卷三)。蒋士铨不仅是清代有名的戏剧家,而且是名诗人、史学家,清杨恩寿在《词馀丛话》中称蒋的《藏园九种曲》、“具史官才、学、识之长”。因为是史家,所以他写剧本极重史实,改编则忠于原著。《四弦秋自序》即表现了这种态度,他说:“乃剪划诗中本义,分篇列目,更杂引《唐书》元和九年、十年时政,及《香山年谱自序》,排组成章。
        《西弦秋》分《茶别》、《改官》、《秋梦》、《送客》四折,写长安名妓花退江因年老色衰嫁给浔阳茶商吴名世(谐无名氏之音),吴重利贪财,经常外出贩茶,将花退红一人留在江州,与孤舟、琵琶为伴。赞善大夫白居易因作诗指责时弊,触怒了权贵,执政借口他在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中先谏官上疏,将他贬为江州司马。一天晚上,白在浔阳江头送客,听到琵琶声,请演奏者花退红过船相见,听了她的湛演奏和不幸身世的诉说,引起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因而沮湿青衫。第二天他根据此事写作《琵琶行》。
        由《琵琶行》到两《青衫》,到《四弦秋》,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两《青衫》改变了《琵琶行》的主旨,《四弦秋》又改变了两《青衫》的主旨,重新奏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主题。剧中的花退红已是半老佳人,嫁给茶商吴名世后,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花重情,希望夫妻恩爱,厮守过活;吴重利,是个“多财婿,寡情爷”,他搁不下“铜山金穴”,虽经花退红一再婉劝,但当另一茶客乌子虚一来相邀,便说“买卖事大,顾你不得”,拨腿而去,一去便音信杳然。嫁了这么一个不知感情为何物的“莽汉”,她深感孤独、惆怅,在影单形孓的飘零生涯中,不由回忆起京都生活。在第三折中作者别开生面,采取插叙的手法,用梦幻的形式来追述昔日的繁华,与现实对比,形成极强的反差,更见今日的凄苦。入梦前她唱了一曲〔小桃红〕:
        曾记得“一江春水向东流”, 忽忽的伤春也。我去来江边,怎比他“闺中少妇不知愁”。才眼底,又心头,捱不过夜潮生,暮帆收雁声来趁着虫声逗也。靠牙樯数遍更筹,难道是我教他、教他去觅封侯?
        曲文写得情景交融,滔滔江水,夜潮暮帆,雁声更声,无不含情,她的忧愁就如不尽的江水,又如夜潮之汹涌澎湃,那凄凉的雁声虫声正与她的心声相应,已是夜阑人静,只有更声陪伴着这位不眠之人。作者借用古人诗词,绘出诗情画意,正用反用,点化无迹。
        再请看入梦后唱的〔黑麻令〕:
        抛撇下青楼翠楼,便飘零江 州处州,诉不尽新愁旧愁。做了个半老佳人,厮守定芦洲荻洲。浑不是花柔柳柔,结果在鱼舟钓舟。剩当时一面琵琶,断送了红妆白头。
        这真是伤心人语!作者巧妙地用前后句景语作今昔对比,表现花退红对其一生不幸的倾诉,对晚景的悲凉感叹。曲中叠字双声,繁音促节”进一步加强了表现力,从中看出作者作为诗人的才华。花退红虽然感情生活是那么不如意,可是她仍然一心系在吴名世身上,梦醒后便想到“不知他那几担新茶可曾卖去否”,这实是盼望丈夫赶快能把新茶卖完,早日返家,这也是花氏对夫妻团聚生活的盼望。但这种盼望竟成了一种奢望,第四出自诉身世后,她痛苦地唱道: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他一 去浮梁不见来,守空船难耐,欢娱梦,好伤怀。把四弦收,一声裂帛。曲终时,低鬟重拜,料西舫东船不解,只一片江心月白。
        前人说此曲妙处如“弹丸脱手,神妙独到,斯为化工。”作者熔铸《琵琶行》的诗句入曲,恰到好处地写出她孤舟独守的寂寞、悲苦心境。作者为商人妇取名花退红就有概括她一生由盛而衰的寓意,并突出她现实处境的悲哀。
        蒋士铨《四弦秋》中还依据史实揭示了白居易被贬的远因近因,远因是“论事殿中,天子变色”,此外,作讽喻诗又得罪了权贵,一旦有事,他们便乘机参劾;近因是越职言事。而这些正表现了白居易的忠鲠,为国为民的赤诚。即使被贬江州之后,他仍关心国事,他分析时局,关心朝政,正所谓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吧,这也是与两《青衫》不同之处。作者还着重描写了白居易被贬的抑郁心绪,当花退江的琵琶与自诉,引起了他强烈的天涯沦落之感时,他唱道:
        瘦婵娟,啼痕暗揩,钝男儿, 泪珠似筛,同一样天涯愁惫。流落恨,怎丢开;迁谪恨,上心来。(〔南园林好〕)
        同样的“天涯愁惫”使花、白二人都泪落涟涟,将花之流落恨与白之迁谪恨连绾一起,极写白居易心情的沉痛,也突出了原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主题。
        〔尾声〕则进一步推而广之:
        看江山不改人相代,叹儿女 收场一样哀。(明日下官将一事谱作《琵琶行》一首,使他日播于乐府,教那普天下)不得意的人儿泪同洒。
        《琵琶行》中的盛衰之感,沦落之恨,只限于琵琶女与作者二人而已,充其量不过还有送客时的座中之人,而蒋士铨却扩大到“普天下不得意的人儿”,这自然包括不得意的作者自己。他在《琵琶亭别唐蜗寄使君》诗中说:“青衫我亦多情者,不向东流落泪痕。”不落乃是想强忍泪水,人到伤心处,恐怕想忍也忍不住。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进士,入仕途,二十九年(1764)辞官南归,三十七年(1772)作《四弦秋》,正是他不得意的时候,因而借剧中人物之口而发感慨。在《改官》出中,白居易的好友给事中薛存诚说,朝中权贵排斥白居易不遗余力,“方今有道之士尚且如此,难怪六朝扰扰时,贤人把臂入林也。”就在这一出中又有“才高官不利,贬谪去讧州”的话,看来这不只是写古事也关到现实。《茶别》中茶商不顾花退红而去后,艄婆劝花说:“娘子,不但夫妻,大凡世上的交际都是如此,再不要去白殷勤,假亲热。”这恐拍也是作者的感慨之言。所以张景宗序《四弦秋》说:“借酒浇重重块垒,君其然乎!”不过作者能将自己的感慨有机地溶化在剧情之中,不使剧中人物仅仅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
        剧中有两条线索,花退红嫁作商人妇和白居易被贬。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各不相干,最后在浔阳江头重合。作者有意将二人遭遇一幕一幕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看出他们身分以及具体遭遇虽有不同,但盛衰变化,不幸命运又多么相似,从而水到渠成地引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主题。就像《琵琶行》一样,花、白二人萍水相逢,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超出相互同情的范围,与两《青衫》大异其趣,却对原诗的主题更予突出。前人称赏《四弦秋》,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文词优美,另一方面则是由“沦落”不得意而引起了共鸣。作者的朋友江春说的“殆人人如司马春衫矣”,就道出了个中原因。所以《四弦秋》在流传中惟有《送客》出“传唱更”(杨恩寿《词馀丛话》)。但江春所说“太傅之诗与太史之词,皆千秋绝调,合而为一,其尤足以感人也。”则称誉过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