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男女双方社会地位的不同变迁而造成婚变的故事,在我国爱情文学题材中是一大宗。从一定意义来说,这也是社会问题的反映。唐兴科举,打破了豪门士族对官场的垄断,使寒门庶族也可以通过科举攀登到统治者的行列中去。所谓“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便是当时读书人憧憬的目标。而“贫守志,富易妻”,又成了新的社会问题。这一方面是统治者想通过联姻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千方百计以自己的女儿去巴结新的权贵;另一方面是久居陋巷的寒士一当跻身统治者之中也急于抛弃糟糠之妻,以改换门庭,这样一来,下层妇女——即寒士的结发之妻,便成了两种作用力下的牺牲。随着科举取士的增多,这类“易妻”的悲剧更屡见不鲜,作为社会问题也愈加突出,因而也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谴责,并首先在最贴近下层人民的艺术形式——宋元话本和南戏(又称戏文)中表现了出来。就南戏而言,明人叶子奇《草木子》有云:“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明人徐渭《南词叙录》(第一部研究宋元南戏的专著)也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南宋光宗赵惇1190—1194年在位),永嘉人所作, 《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这里提到的最早的南戏剧目,赵贞女(五娘)的故事也好,王魁负桂英的故事也好,无一不是反映士子成名背弃原妻的内容的,而且以它们时演时新的艺术生命力,一直搬演到今天。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和欣赏王魁和桂英的形象。
        

一 王魁其人

        王魁其人,名字并不叫魁。宋代常在得中状元的人的姓氏之下加一魁字而连称之,王魁即王状元之谓。关于他的故事,早就见于宋人记载,但越传越神,已难辩其真假。以理推之,张师正《括异志》卷三《王廷评》条中的记载,似较接近人物的本来面目,大致意思是:
        王廷评,号俊民,莱州人士,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进士第一,是为状元,除徐州节度判官,第二年任南京考试官,不及开考,突然质问监试的官员:“门外举人喧噪诟我,何为不约束?”监试官大惊,忙到门外查看,竟连个人影也没有。但这位考官还是不依不饶地让去制止,如是者三四趟。过一会,他又惊慌失措地呼喊:“有人持檄逮我!”说着抄起桌上的小刀便往自己身上刺。幸亏左右人上前抢救及时,伤势不重,只好回到徐州任上延医治疗。十来天后,创口愈合,但精神恍惚有如精神病患者(当时称作“失心”或“心疾”)。王延评的家人听说嵩山道士梁宗朴能制鬼,忙请来做法以问究竟。据这位梁道士说:“符化去,当夜便梦一女子至,自称:‘为王(魁)所害,已诉于天。俾我取偿(允许我向他讨债),俟与签判(即指王魁)同去尔。’看来已无计可施,无术可救。”遂告辞而去。不久,王也故去。
        以上大约就是有关王魁原型的全部材料,最后虽有道士的胡言乱语,并埋下曾害一女的伏笔,但终究没有给王某定下什么罪名,所以还无从生出什么枝节来。但是, 《括异志》的编纂者张师正为了贯彻他那“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宗旨,总整在因果报应上做点文章,于是在记述故事之后,又捕捉到了两条“或闻”。其一是:
        王未及第时,家有一提水烧饭的婢女,王为其粗笨乖张不听使唤而积怒已久,一次竟乘其不备,将之推入井中。
        主奴纠纷,似乎不足为怪,也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倒是另外一个“又云”,迹近艳史,引得人们兴致大发,终成王魁故事之滥觞。其说是:
        王廷评早年在乡里,曾跟一娼妓过从甚密,并有日后登科娶之的私约。不料得中状元之后竟又联姻他姓。妓闻之,忿怒不已,以至自杀。因此,廷评才为女鬼困扰,壮年而终。
        与张师正的《括异志》成书年代大致相近的还有刘斧的笔记《摭遗》,其中有《王魁传》,大约就是沿着这个“又云”的传闻铺演开来的,而后世有关王魁负桂英的种种情节在此均已初具雏形。下面便略述其梗概。
        王魁京试不中,失意中回到山东莱州故里。友人相邀去北京深巷小宅(实即妓院),见一妇人艳美无比,为之斟酒,说道:“妾名桂英,酒又是天上之琼浆。先生今日既得桂英又饮琼浆,这正是来年得中高第的征兆。”说罢取下围在脖颈上的锦罗,请王魁留诗。王当即题七言绝句一首:“谢氏(当为桂英之姓氏,后来又有说姓王的,又有说姓敫的,但均引此诗,显嫌牴牾。故传奇《焚香记》安排桂英自姓敫,谢乃其养母即鸨儿的姓氏)筵中闻雅唱,何人戛玉在帘帏。一声透过秋空碧,几片行云不敢飞。”看来是极力夸赞桂英的歌喉。桂英当即向王魁表示:“只要先生读书上进,四时所需调费可全部由我供给。”从此,王魁与桂英朝夕相处。第二年,朝廷下诏求贤,桂英为之操办西去京师汴梁的盘缠用费,又亲自送到州北。王魁十分感动,路经海神庙,便在海神像前发誓:“我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之心,海神可雷殛我死。”待到京师,还托人传信,并附诗一首:“琢月磨云输我辈,都花占柳是男儿。前春(似应作今春)我若功成去,好养鸳鸯作一池。”情意绵绵,充满对未来美满爱情生活的憧憬。不久揭榜,王魁高中状元。按说他该马上修书向桂英报喜,不料地位一变,心思也变,马上考虑到:功名已到这一地步,竟以一娼妓为妇,岂不玷辱了自己的名声,何况家中严父也不会容得,趁早一刀两断了吧,遂不再与桂英通音信。而桂英一往情深,一封封信、一首首诗频频而至。“夫贵妇荣千古事,与群才貌各相宜。”郎才女貌,夫贵妻荣,在桂英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她从未小看过自己。“早晚归来幽阁内,须教张敞画新眉。”急切盼望情郎归来共享闺中之乐,雀跃之情洋溢纸上。“陌上笙歌锦绣乡,仙郎得意正疏狂。不知憔翠幽闺者,日觉春衣带系长。”大概是因为久不得到回音,想以自己的愁思来打动疏狂得意的情郎了。但是她绝不会想到,就在她“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时,斯人尊父之命,已与崔氏小姐结为秦晋之好;况且官运亨通,已除授徐州佥判。桂英听说王郎去徐州为官,尚自想当然:“徐州离此不远,王郎定当会派人来迎娶我。”当即派了仆从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徐州去联系。当其时,王魁正坐在堂上办公,听说桂英投书来,勃然大怒,连信也不看,便将送书人赶了出去。桂英闻之,悲恸欲绝,恨道:“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之。”于是挥刀自刎,一个痴情的女子,面对情郎的忘恩负义,除去死竟没有别的出路,刚烈固然刚烈,可怜亦堪可怜了。这时,王魁正在南郡试院,当夜,忽见一人从烛影下飘然而出,注目细观,竟是桂英!惊恐之馀,颤声问道:“汝固无恙乎?”只听桂英说道:“君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王魁连说:“我之罪也!为汝饭僧诵佛书多焚钱纸,舍我可乎?”桂英的回答直截了当:“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这时就见王魁拿起兵刃迳向自身刺去,其母在旁惊呼:“汝何悖乱如此?”抢上前去夺过兵刃。王魁呆站在那里自言自语:“日与冤会,逼迫以死。”其母以为他中了风魔,忙请来道士高守素设坛捉鬼,高道士夜游冥府,见到的是“魁与桂发相系而应”。人们劝戒高道士说:“你既已知真情,就不要再为他做什么法事了。”没过几天,王魁死去。
        以上所引《摭拾》的记述已与《括异志》颇多不同,甚至所说的“王魁”是否就是王廷评(俊民)也没有指明,令人怀疑是另一位王姓状元。只因后世周密《齐东野语》出,其中卷六有“王魁传”,力辨《摭拾》所述之虚,才坐实了此王魁即彼王俊民也。对于王魁负桂英之说,则完全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事“殊不经,且不见于传记杂说,疑无此事”。周密说他曹见初虞世收集的“养生必用方”,在戒人不可妄服一种名叫“金虎碧霞丹”的药物时,曾以王魁为例,说如下:
        状元王俊民,字康侯,为就 天府发解官,得狂疾,于贡院中 赏对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 有应之者,亦若康侯之奋怒也。 病甚,不省,觉,取书册中交股 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 出试院未久,疾势亦已平复。
        这只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科疾病。从幻听发展到自残,终于平复下来。念及与患者关系密切,不仅从上祖一代便有同乡之旧,二人之间又有同窗之谊,且同试于省场,有同年之好,所以说者(即初虞世)曾专程去探视,“康侯亦起居如故,但愔愔不乐”,于是多方开慰之,临去,这位康侯——即王魁还有诗相赠,可见已大愈。别后,听说有个医生诊其有痰,服之以“碧霞金虎丹”使吐之,又说他心脏有热,服以大量冷药。积久,毒性发作,元气大伤,饮食不思,终而虚脱至死。后其父曾延请道士“奏章达上请,及诉问鬼神幽暗中事”,以究其子患病的根由。
        道士作醮书符,传道冥中语 云:“五十年打杀谢吴刘不结案 事。”康侯丙子生,死才二十七 岁。五十年前,宿生邪?
        这就意味着王魁之死乃了结前世打杀三条人命一案。这又陷入因果报应的宿命邪说,纯属无稽了。
        通观《齐东野语》所录王俊民其人之行状,竟与《摭遗》所传王魁的故事风马牛而不相及,反到与《括异志》所记相近多多。如《齐东野语》记斯人生于“丙子”,即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死于“嘉祐八年(1063)”,死前两年“登科为第一”。这一记载正与《括异志》所记:嘉祐六年(1061)进士,状头及第“全相吻合,显系同一人无疑.而《摭遗》记的倒是捕风捉影的传闻,或者说是根据传闻生发附会出来的香艳谲诡的爱情传说,已经是艺术的再创作,与王魁其人的本来面目毫无关系了。
        

二 王魁负桂英故事的发展

        “痴心女子负心汉”,王魁负桂英的故事,至此已大致成型,至于王魁是怎样一个人物,这点并不重要;王魁已成为口头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附着于这一艺术形象的性格和情节,完全是艺术创造的需要,根本不必问其是否为生活中真实人物所具有。犹如盛传于宋元时代的“赵贞女”故事,男主人公竟是东汉名臣蔡邕。查遍史籍,绝无蔡氏婚姻纠纷的记载,而到了南宋之世,却出现了“满村争说蔡中郎”的热闹传说,甚至还要披之以“雷击蔡伯喈,马踩赵五娘”的恶谥。难道我们可以不尊重艺术对生活的再加工再创造的艺术真实,反倒要去责备它不符合历史人物的实际吗?
        王魁与桂英的故事,透过女子痴情男子负义这一题材,展示了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地位的妇女的悲剧命运。在当时的社会底层,妇女的类似遭际具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因而桂英的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典型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象通常所说的,共性并不能替代个性。桂英形象的典型意义并不由自她是处在被凌辱地位的妓女,也不由自她遇到了薄情郎,甚至为薄情郎的背信弃义而自戕,而是她那义不受辱,以死相报,直至变作厉鬼也要逼令薄情郎就范的刚烈性格。这一有别于类似形象的作为,才是这一形象的闪光点,也才是桂英与王魁故事的警人之处。虽然,人鬼变化不免陷入善恶有报的宿命窠臼,但其中反映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却又十分鲜明,它给受害者以安慰,给负义者以惩戒。在封建社会,在政权不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的条件下,故事的铺演者希冀借助舆论的道义力量予造恶者以谴责,反映的乃是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操,这又岂是一句宿命论的指斥所能一古脑否定得了呢?
        “鬼报”的情节既为这一故事所独有,“鬼报”的行为既为桂英这一形象发展的极致,所以此后的各种艺术形式都在这一点上极尽渲染之能。收录在罗烨《醉翁谈录》(辛集卷二)的一篇《王魁负约桂英死报》,就是如此。
        《王魁负约桂英死报》比之前述《摭遗》好像照模子放尺,基本情节大同小异,只是更详尽完整,无疑是说话艺人据以铺演成的一篇话本。尽管如此,它绝不是单纯的模拟周详,而是爱憎更加鲜明,体现在人物形象上也更为丰满了。突出反映在“海王庙设誓”和“桂英死报”这两环节上。
        在《摭遗》里,仅一句:“将至州北(桂英送别王魁之地),望海神庙誓曰:‘吾与桂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这完全出自王魁的主动——固是受了桂英竭诚相待的感动。但桂英这方面毫无反应,就显得有些无动于衷了,似不近情理。而在《王魁负约桂英死报》一文中却编织得很有层次,请读:
        临行,两下不忍分手,桂英 垂泪道:“我与你偶尔相逢,情 爱所牵,一时难舍。若此一别, 妾身如断梗飞蓬,虚舟飘瓦,不 知你功名成否为何?又不知你心 中如何?此处有个海神庙。其神最灵,何不同到庙中,焚香设誓, 各不负心,生同衾,死同穴,终 始不二,不知你意如何?”王魁 欣然同至庙中,焚香拜毕,王魁 跪在神案前设誓道:“魁与桂英, 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 之。”(一如《摭遗》)桂英也立誓 道:“念桂英今与王魁结为夫妇, 死生患难,誓不改节,若渝此盟, 求沉苦海。”
        这是桂英心曲的流露,也是桂英作为艺术形象的第一次塑造,性格的第一次展示。前此,在时人记事中,在文人笔记中,桂英还只是传说中的人物,甚至不妨说,只作为善恶有报的概念化人物而存在,所以她是苍白的,构不成什么艺术形象。在这里,通过说话艺人之口却已付之以血肉之躯,使之成了可以理解得了触摸得到的人物形象了。桂英与王魁虽有一年相处,并倾心相待,为其读书求进提供了一切物质方便,这是两心相印处。但一旦得中,地位悬殊,能否保持这种关系,对桂英来说却是没有把握的事。命运无主,孤立无援,时刻担心着可能被遗弃,这种心态促使她去乞求神灵的保佑。所以,由她提出到海神庙立誓要合情合理得多,是在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下,处在她那社会地位,必然产生的一种思路。真实,可信,当然也很可怜,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仅此一端,已开始站立起来。试看,明人创作的搬演王魁桂英故事的传奇剧本《焚香记》,虽然别生出许多枝节,唯独对这一人物性格的典型细节,几乎不作增删,可见这完全是塑造艺术形象的需要了。请看该剧第九出《离间》中桂英的这段道白:
        (旦)官人,我与你偶尔夫 妻,相逢萍水,异乡骨肉,形影 相依。从此别后,妾身如断梗飞 蓬,虚舟飘瓦。不知你功名成否 何如?苦又不知你中心之事何 发?此处有个海神祠,其神最称 灵应,我欲与你明早同到祠中焚 鱼设誓,多不负心,虽当颠沛流 离,九死无二,不知官人意下如 何?
        将之与话本中桂英所言对照,形同照录,说明其揣模心态十分切体,才能为后人重新塑造桂英形象的依据,全盘继承了下来。
        说话艺人在着意刻画桂英形象的同时,对王魁的心态变化也注意到了层次。当然,这一组相对应的形象是朝着相反而又相成的方向发展的。一方面反映桂英那遭背叛,被遗弃的命运,以期引起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揭露王魁的背信弃义行径,以期引起人们的愤懑和谴责。这种鲜明的倾向当然不是直接道出,而是通过展示形象的行动和心理,让其自然流露出来的。比如桂英在得到王魁高中的喜报之后,欣喜之至,忙寄诗祝贺,“魁见之竟不在念”,这是情变的开始。后来桂英又频繁寄信,抒发怀念之情,不料却促使情变的进一步深化,“魁见连次寄书至,竟生厌常之心,自忖道:‘我今身既贵显,岂可将烟花下贱为妻?料想五花官诰他也没法受用;倘亲友闻知,岂不玷辱?我今只绝他便了!’竟不答回书。”这就又进了一层。所谓“一阔脸就变”,社会地位的变迁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时的王魁已不再顾念桂英含辛茹苦助其攻读的恩德,考虑的只是烟花妓女配不上自己这新科状元,从而走上了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道路。当着王魁新官上任,催着要与崔相国之女完婚,正自志得意满之际,桂英恨王魁之薄情,愤而自刎了。听了这一消息,王魁非但不震惊、不羞愧,更无忏悔之心,反而“暗喜”,想的是:“这妇人到也达时务,恐我去摆布他,故先自尽了。也好也好,如今拔去眼中钉了。”至此,王魁那以怨报德的狠毒之心已暴露无遗,也意味着这一忘恩负义的薄情郎形象的最终完成。既然王魁的罪恶行径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那么,桂英死报也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伸张正义的行为,否则天理难容。我们说,这一对形象的塑造及其性格的发展起着相辅而又相成的作用,概缘于此。
        话本《王魁负约桂英死报》在着力使王魁与桂英的形象变得完整,着力把生活的真实提高到艺术的真实的再创作过程中,始终贯穿了惩恶扬善的鲜明倾向,从而突出了同情痴情女子鞭笞负心郎君的主题,是可贵的。此外,它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在桂英向王魁索命之后,道士神游冥府,在判官面前替王魁求情而遭到驳斥一节,为名本所无,写来也十分精彩。那是在马守素道士设坛逐鬼驱邪的时候……
        随即俯伏在坛,瞑目闭气, 神游而去。直至莱阳地方,只见 一所庙宇,庄严灿烂,山门上匾 额大书“海神庙”三字。守素走 进庙中,步至东廊下,却有两个 人将头发互相结着,有几个奇形 怪状的人看守在那里,分明是解 审犯人一般。又听得两个结发的 在那里千负心万薄幸的诉说骂 詈,乃是妇人声音。守素正欲问 时,殿上走出一个圆眼胡髯,绿 袍银带的官儿,向守素施礼道: “法师,可曾见那两个么?这就 是你今日为他设醮的斋主王魁 与敫氏桂英。他两个仇恨深阔, 非道力可解的,法师休管他罢。” 守素道:“虽然如此,求判长在 大王前方便一声,也须看他是状 元及第、阳世为官的情面。”
        不料,这位马道士为阳世的状元求情,非但没被接受,反而招来判官对阳世昏暗的冷嘲热讽,嘻笑怒骂。
        那判官呼呼的笑道:“咳,可 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原来只晓 得阳间的势力套子。富贵人只顾 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 堆积这一生的冤孽帐。到俺这里 来,俺又不与他算个明白,则怕 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债的多 了,他纵官居极品,富此陶朱, 也偿不清哩!况俺大王心如镜, 耳如铁,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 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料王魁今日这负义忘恩的罪自 然要结了,你也不必替他修醮 了,请回罢!”
        一番话,真是痛快淋漓。对薄情的王魁来说,当然是罪有应得的判词;对窳败的官场来说,又不啻义正辞严的檄文,从而把王魁与桂英故事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新的高度。什么死后的复仇、冥间的审判,以至判官的断语,连说话人也知道全系子虚乌有,情节的编织、语言的铺叙,只不过是说话人的爱憎倾向的流露、惩恶扬善理想的寄托罢了。总之,到了话本《王魁负约桂英死报》的出现,王魁与桂英作为艺术形象算是定型了,甚至其故事的间架结构也不再有什么变动,却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从《括异志》记载状元王俊民死于心疾的一条笔记,到《摭遗》捕风捉影成一椿生前负义招致鬼报的故事,直到话本的完成,大致都在两宋之间。时间似不长,故事却已编织得很完整,人物形象塑造得也很鲜明,这一艺术现象的出现,正是这类婚变现象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反映,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心,更不能不引起创作者的关注,所以才以王状元之死为由头,附会以枝节,编成故事,以警世人。而一当成为艺术的典型,更与人物的原型脱离了关系。王魁分明已经成为爱情婚姻上的忘恩负义者的反面典型而家喻户晓,而流传至今,而“骂名不朽”(话本结束语)。三 悲剧反成喜剧的《焚香记》
        伴随笔记、话本的出现,王魁的故事也成了戏剧舞台上搬演的热门题材。据《武林旧事》,宋官本杂剧有《王魁三乡题》;据《草木子》和《南词叙录》,南宋光宗时戏文有《王魁》;《南词叙录》在开列《宋元旧篇》中有《王魁负桂英》一题,并注曰:“王魁名俊民,以状元及第。(戏文《王魁负桂英》)亦里俗妄作也。”《南词叙录》还著录有宋元无名氏《王俊民休书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七三亦有著录);《录鬼薄》著录有元人尚仲贤的杂剧《王魁负桂英》(《永乐大典》卷二○七五四亦有著录)。同一题材在戏曲舞台上以不同的表演形式如此频繁出现,在我国戏曲史上实属罕见。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在文人笔记中就有替王魁辨诬呜不平之作(如《齐东野语·王魁传》)一样,戏剧舞台上也并非都将王魁视作反面人物,据《南词叙录》,戏文有《桂英诬王魁》;据《录鬼簿续编》和《太和正音谱》,杂剧有明人杨文奎的《王魁不负心》。尽管这些剧本无存,已无从洞悉它的内容全貌,但其总的倾向是为王魁其人翻案,当属无疑。于是乎在戏剧舞台上,同样搬演王魁与桂英的故事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思想倾向:一种是倾向桂英,同情她的遭际,赞赏她的复仇精神;一种则是倾向王魁,为他辨诬、翻案,把他对桂英忘恩负义推得一干二净,其结局或是归罪于桂英的“诬王魁”,或是王魁“不负心”而导致大团圆,不论哪一种结局,这后一种倾向较之前一种倾向,其意义就差之远甚了。
        两种倾向本来是完全对立,形同水火的。那末,有没有可能将之调合在一起,那就是既保留桂英坚贞不渝、义不受辱的刚烈性格,又不损害王魁的正人君子的形象,最终使二人团圆,以平此婚变的悲剧呢?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事实是它竟在舞台上诞生了。明人王玉峰编撰的传奇剧本《焚香记》就是这样一个怪胎。
        《焚香记》的作者王玉峰,生平事迹不详。晚明剧坛格律派大师沈璟在他那部著名的巨制《重订南九宫词谱》中提到过《焚香记》一剧,那是在该书卷十八引了《王魁》剧的佚曲[商调熙州三台]之后,注云:“归传奇,非今本《焚香记》。”既称“今本”,其完稿或演书当在《南九宫谱》成书之前。沈璟大略生于嘉靖末年,死于万历末年(1555?—1615?),是晚明时期剧坛上与汤显祖(1550—1617)齐名而观点又对立的人物。王玉峰也就是这一期间人了。晚明剧坛与那腐败的政权一样流向末路,完全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看那一篇篇曲品文字,津津乐道于用韵、协律、字面、唱法,于戏的结构、内容,宾白倒全不在意。一个剧本不管它的内容如何荒诞,结构又如何散漫,只要有一两句戏甚至一两支曲韵律谨严或词藻华丽,就可以倍受推崇,轰动一时。纵观王玉峰创作的《焚香记》,其思想、艺术上的成就也只能归入这股声势浩大的形式主义逆流之中,算不得大开大合的大手笔,它之所以没有随那么多的形式主义剧作流失,只是因为王魁故事名声太大了,而又没有别人染指这一题材的缘故吧。世传《新刻玉茗堂批评焚香记》,其中有佚名的《焚香记总评》,可谓对该剧的见诸文字的最早的批评,劈头评语就是:“此传大略近于《荆钗》,而小景布置间仿《琵琶》、《香囊》诸种。”又是近似,又是模仿,其独到之处也就很有限了。不仅于此,批评者对其关目的设置、情节的编造也毫不掩饰他的不满,写道:“金 换书,及登程,及招婿,及传报王魁凶信,颇类常套,而星相占祷之事亦多,——然此等波澜又氍毹上不可少者。”虽有无可奈何的开脱,但毕竟不同于充斥於明清传奇批评文字中的那种不着边际的吹捧,毕竟道出了几句中肯的言语,已是难得。那末,《焚香记》可取之处又在哪里呢?《总评》指出:“作者精神命脉全在桂英冥诉几折,摹写得九死一生光景,宛转激烈,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乎!”(以上引文,以及以下所引剧中曲白,俱见中华书局1989年版点校本《焚香记》)虽然倍加赞赏,却也只限于冥诉,即剧中《陈情》、《明冤》两出而已。在此,我们之所以引述前人的批评文字,目的固然在于证明前面对该剧评价之不虚,其实也为的是后面评价的方便,即可避虚就实——对其“常套”,一带而过;对其“命脉”,细加品评。读者勿谓言之不预也。
        虽说王魁与桂英的故事尽人皆知,而《焚香记》的剧情却大异于传说,所以不得不先叙剧情梗概。全剧共四十出,下面的述说也大致依其关目顺序。
        济宁王魁,椿萱早丧,弱冠 未结姻亲。赴礼闱不第,羞涩寓 莱城。偶配桂英敫氏,新婚后, 神庙深盟,试神京,鳌头独占, 金垒起奸心。为夺婚不遂,将家 书套写,致桂英自缢亡身。幸神 明折证,再得还魂。王魁徐州破 贼,闻家难,两下虚惊。种谔统 兵,莱阳解宼,重会续前盟。
        这是第一出副末开场所陈述的全剧之“统略”,于王魁桂英故事里平空添了金垒和种谔这两个人物,前者挑拨其间,制造了遗弃的假案,以致桂英自缢身亡,是悲剧的罪魁祸首,有此一人,则将王魁负义的铁案翻了个彻底;后者与王魁文武搭档,驱贼治邪,是扫平婚姻坎坷的先锋主将,有此一人,王魁桂英的团圆变成了现实。这样就完成了一句定场诗中所推出的全剧的四个人物形象:“辞婚守义王俊民。捐生持节敫桂英。施奸取祸金日富。全恩救患种将军。”
        首先出场的是王魁。他本济宁人士,出身名家,父母已故,尚无家室。只因科举不第,无颜回归故里,寄寓莱阳。有相士胡乱道,断其下科必中,且日后功名赫赫,贵不可言;眼下该有姻亲之喜,恰见一烟花女子有夫人之命,愿当作伐。王魁欣然从命。(以上二出《相决》)桂英敫姓,亦出身名家(为“门当户对”伏线,以免辱没了状元郎)。为葬父母而卖身,沦落为娼。娼家谢氏,终日相逼,桂英抵死不从(又为日后所嫁状元郎保持了贞节),只能“盈盈交泪掩双眸”,镇口以泪洗面。(三出《闺叹》)王魁约胡相士造访谢家。(四出《访姻》)谢家主人谢惠德,其实就是妓院中的龟儿,倒是个仁义之人,不愿强迫桂英接客,只求择一佳婿,自己亦终身有托,所以一见王魁一表人才,已自首肯。而谢妈妈,即鸨儿,见王魁出手阔绰,也便应允。问到桂英,回答是:“若教桂英朝欢暮乐,送旧迎新,必不相从;若求户对门当,齐眉举案,这个只凭公公妈妈做主。”竟也一说即成。当即拜了天地。(五出《允谐》)豪富金垒迷恋桂英美,想通过使钱给谢妈,将桂英从王魁手中夺走。(六出《设谋》)又值大比之年,王魁与几位朋友相约,一起上京赶考。(七出《赴试》)
        接连七句都是过场戏,众多人物,匆匆来去,似乎只在交代情节,全无戏可做,就以定情一场戏来说(即第五出《允谐》),在原传说中,桂英的见地、王魁的才情都有很鲜明的表现,这里却只剩下了一个要嫁一个要娶,不拍而合了。而且将王魁写成是挥金如土,一掷百金的阔佬,因而也就没有桂英的含辛茹苦,为王魁备办饮食衣物等有助于塑造桂英形象的情节,而王魁的应举,也只是床头金尽,为鸨儿所逐的嫖客行径了。急于交代情节而不注重刻写人物,便是开局之大病。
        第八出以后始稍有可观。鸨儿厌贫求富,在收受了钱财之后,逼令桂英改节,撇了穷酸王魁,嫁给财主金垒。直到这时敫桂英才开始吐露对王魁的恋情:“奴家若负了王俊民呵,教他哭穷途,何处归?”所以坚决抵制了鸨儿的无理要求,明确地回答:“常言道,嫁鸡毕竟逐鸡飞。今日里若还苦逼分鸳侣,宁死在黄泉做怨鬼!”(八 《逼嫁》)这时,王魁告知桂英:“目今黄榜招贤,我欲上京取应,一则成我终身事业,二来免受妈妈之气。”桂英却不以为然,说:“官人说那里话。昨日又被妈妈逼打一场,要我改志从人,奴家以死自誓。如今官人在家,尚然如此;若不在家,教我怎生分理?却不堕他奸计?”设身处地,颇近情理。但王魁也另有一番人情世故,他说:“娘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为我如今贪贱,他敢欺凌你。纵使我常在家,只似这等模样,到底也捱他不过。倘此行侥倖中选,他那时焉敢欺负你?你之所见乃一时之情,我乃是远大之计。”在全剧中这也算是最为本色的宾白了。这时又有鸨儿乘机挖掇王魁离家赶考,桂英只得相从,但因担心命运有如“断梗飞蓬,虚舟飘瓦”,遂要求到海神祠焚香设誓,王魁则概然应允。(九出《离间》)于是引出下一出的《盟誓》。
        以上四出,桂英的刚烈性格方显出端倪,上引的王魁书桂英的一段对白,揣摩人情,最为本色,在全剧中也不多见。佚名在出后的“总评”中曰:“曲白色色欲真,妙手也!词坛有此,称化工矣。”虽有点言过其实,但总还有可称道之处。至于焚香设誓,虽系重要的关目、伏线,也不过起着与下文相呼应的作用罢了。“总评”说它:“如此真咒,不可得矣。”既如此,已无艺术性可言。
        随后就是谢家老小为王魁送行,其中着重表现桂英那依依惜别的情怀,特别是剪青丝以相赠一节,写得楚楚动人,乃成功之笔。试看[五更转]一曲。
        我剪下发,肠俱断。(白:奴 家闻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今 日为君轻毁伤,千丝万丝搅得奴 乱:(白:这头发与官人呵,)才结 三年,一朝拆散。念乌云髻,白 首情,与你分一半。”(白:奴家有 白头之时,若这发呵,)相看到老, 到老颜不变:(白:看奴此发,似 奴此心。但不知君心似奴家否?苦! 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怎能 够剪却君心,试看果如君面?
        以剪下的青丝寄希望于白头偕老,又以之比喻心之不变,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也煞费妇女的心思,而道出这样贴切的寓意的,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却不多见。(十二出《饯别》)转眼已是深秋,桂英赶制寒衣,为的是要王魁“念奴着肉想,贴体情”,却又担心别有新人,“道奴人旧衣新也不当心”。忐忑不安之情状,如闻似见。(十四出《立志》)于是才有卜占命运之想,光是自己算,随后又主算命先生算,于是把什么红颜薄命呵、起死回生呵,先离后合呵,这类所谓的命运安排实则是全剧关目的安排先行预报出来。这样一来,反倒把桂英那因心绪仿徨,吉凶未卜而产生的求签问卜以求上苍保佑的心曲完全淡化了。(十六出《卜筮》)而王魁倒是一帆风顺。先是搭伴上路(十三出《登程》),按着便是科场高中,赶赴琼林宴了。(十五出《看榜》)偏巧又被韩琦丞相看中,拟招为女婿,指派官媒去说合。(十七出《议亲》)此时王魁已受命徐州佥判,正打算“一壁厢饮限难违,疾当赴任;一壁厢差人去取浑家,以慰久别之思”,突然见官媒来议亲,即严辞拒绝之。(十八出《辞婚》)不料,韩丞相获知其已有妻而辞婚之后,恬不为怪,反“甚爱他才华德度”起来(十九出《羡德》),进而为其上任饯行(二十一出《荣饯》)。王魁于走马上任之前修书给桂英,请其直抵徐州任上。并托一熟悉路途的卖登科录人前往送信。(二十出《托寄》)自己则兴冲冲上任去了。(二十三出《赴任》)财主金垒得到此信,从送信人手中骗过信来,改写成为王魁已入赘韩府,听凭桂英改嫁的休书,企图以此骗得桂英改嫁。(二十二出《谗书》)正自为王魁立节守志的桂英,见了休书,犹如五雷轰顶,当即昏死过去。一当醒来,决意到海神祠去投诉,“他欺人也索神不祐。王魁!你恶狠狠蛇心佛口,我便到黄泉,也须把你这歹魂儿勾,定与我倒断了前番咒!”(二十四出《构祸》)
        这样一来,便把戏剧的冲突推向了高潮,而第二十六出《陈情》也无疑是全剧写得最为成功的一句。请听她在海神面前由诉自己遭遇的[滚绣球]一曲:
        他困功名阻归,寄莱阳淹 滞,与奴家呵,水萍逢遂谐匹配。 从结发,几年间似水如鱼。我将 心儿没尽藏的倾,意儿也满载的 痴。谁想他暗藏着拖刀之计,一 谜价口是心非:铁铮铮道:生同 欢笑死同悲,到如今富且易交, 贵可易妻。海神爷,你道他薄倖 何如!
        声泪俱下,悲愤交加,真个是痴情女对薄情郎的痛快淋漓的控诉。随后的一支[叨叨令]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根由天知和地知,(白:他 赴科场时,与奴家临别呵,)一同价 在神前焚香誓:负盟的恰也在刀 剑成粉齑。他惨模糊将心瞒昧, 一旦的幸登选魁,就气昂昂忘了 貂裘敝;别恋着红妆翠眉,笑吟 吟满将糟糠弃。大王爷,他心儿 兀的不狠杀人也么哥!大王爷, 你赤紧的勾拿那厮,只索与咱两 个明明白白的对。
        在神灵前揭露薄情郎的违约背誓,是多么的义正辞严;想见其喜纳新人、狠弃糟糠的张狂之态,又怎不咬牙切齿。几支曲子一声呵成,全系白描;模拟声口,绘声绘色;字字句句,直出胸臆,不堆砌辞藻语言自美,不矫柔造作,神态愈真,这种本色派的表现手法,才更具沁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句戏成功地完成了敫桂英这一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痴心女子形象的塑造,是剧情发展的高潮,也体现出作者创作的才华。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在成功地塑造桂英那刚烈形象时,正埋藏着最大的败笔,严重地影响着形象的感染力。基于要为王魁做翻案文章,塑造“辞婚守义”的全新王魁形象的意图,剧中表现王魁对桂英也是一往情深,一当高中,首先想到的便是接取桂英“以慰久别之思”。至于桂英接到休书,悲恸欲绝,那完全是中了金垒的掉包之计,怨不得王魁的。而桂英偏要怨、要恨、要求海神出面惩戒这无徒。这强烈的悲愤感情竟发泄到一场误会上,随着剧情的进展已洞悉全过程的观众,从这悲剧中所受到的震撼不要大打折扣吗?而作者对桂英的感情做如此捉弄,不也过于残酷了吗?这就明显地露出了造作的痕迹。我们所说的成功之处尚且留下如此的破绽,至于后面的情节全是编织荒诞不经的故事,更无足观了。
        先是海神托梦,告诉桂英:对于王魁的负心,因阴阳间隔,难以处分,“直待你阳寿终时,到我殿下,才与你明白折证”。为此,桂英只得用罗帕自绞而死。这时又有谢公来寻,发现心窝尚热,遂置之于神祠后殿待医。于是桂英阴魂再告到海神案前,海神即差鬼兵去摄取王魁魂灵。(二十七出《明冤》)王魁久不见桂英回信,正思再写信相催,桂英已领鬼兵来摄魂。(二十八出《折证》)当头对案,又有海神的秉公而断,真相自然大白。结果罚了金垒,着王、敫二人还阳。(二十九出《辨非》)桂英还魂,并告谢家公公妈妈,休书乃金垒伪造,一家人始恍然大悟。(三十出《回生》)
        早在第十一出就平空插入《藩篱》的一段戏,说贼将张元攻掠徐州,丞相韩琦特派种谔将军去镇守。第二十五出又插入种谔设宴为新上任的徐州佥判王魁接风。到这时,贼将张元真个驱兵进犯徐州了。(二十五出《驱敌》)王魁还魂之后,明白了真相,忙修书派家人亲送给桂英。偏偏这时为抵御强敌,城门紧闭,信又因此耽搁。王魁与种谔,一个文韬一个武略,联合议定御敌之策。(三十二出《传笺》)种谔领兵杀得贼寇狼狈逃窜。(三十三出《灭寇》)徐州城外有一小卒,受了金垒的钱钞,编造了王魁死于乱军的谎言,报与桂英。桂英有感于“如今我得重生,你反归泉世”,“难道我偷生做了负义人,忍教你做无妻鬼”,决心以死报之。谢家人等百般劝导而后止。(三十四出《虚报》)贼将张元听说徐州一战出奇制胜的谋略出自王魁遂率领兵杀向莱阳,灭其家小以出气。(三十五出《雪恨》)得知这一情报,王魁说明原委,种谔乃决定亲自提兵赶去莱阳,并答应接取王魁眷来徐。(三十六出《军情》)兵到贼退,种谔命王魁家人进城迎取桂英。(三十七出《收兵》)桂英见了王魁手书,喜出望外,与谢公一家即刻起程。(三十八出《往任》)种谔军马先行,正好碰上四处流窜的金垒,拿下就打了一百军棍,金气绝身亡。而桂英一行则有二百亲兵护送,平安向徐州进发。(三十九出《途中》)最后则是《会合》,即大团圆,在喜庆中反复渲染的是“冥冥之中,鬼神难昧”,“恶有恶报,则辰正到”,在剧末的收场诗中还写着:“贵贱穷通天自裁,莫施奸计巧安排。谁言善恶无昭报,祸福皆因积上来。”充斥了因果宿命的说教。反过来看,全剧大部分关目不也都是为图解这一说教而设置的吗?所以,一个个人物形象才显得那样的苍白,成为概念的化身;一支支曲牌只是概念的演绎,毫无性格特色,也就不足动人了。
        《焚香记》希图将一个婚变的悲剧改变为大团圆式的喜剧,却因人物缺乏典型性,又片面强调误会、巧合和命运安排而失去了生活的依据,终成一部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四 王魁负桂英的故事至今上演不衰

        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王魁是失约负义之男,敫桂英是义不受辱之女,这已经成为群众的口碑,经过无数代人的口耳相传,定了案的,用文艺学概念说已经成为一个艺术典型,具有着一定的社会意义、艺术价值,是不能随意更改的。传奇剧本《焚香记》试图改动,并没有成功,它之得以流传,并不因为它那荒唐关目的编排,倒是在它能保留和丰富足以反映敫桂英那义不受辱的刚烈性格的几句戏,如《陈情》、《明冤》、《折证》,至今在昆曲舞台上仍以《阳告》、《阴告》、《活捉》的折子戏名目演出。对于王魁《辞婚》这样的戏,却早已被忘得干干净净。
        在花部声腔剧种中,据《焚香记》改编的剧目比比皆是,不过这种改编基本上是将传奇剧本翻的案又翻了回去,把王魁永远钉在忘恩负义的耻辱柱上,永世谴责唾骂。而之于敫桂英义不受辱的刚烈性格,更予以提炼升华。地方剧种中的《情探》是这样,《打神》、《骂庙》、《活捉》更是如此。那已经不是安于命运的摆布,更不是匍匐在神灵脚下乞求庇佑,而是指责其何以只接受焚香设誓,却对违背誓言的行径无动于衷,最后,完全将神灵视作泥塑木雕,打之骂之犹嫌不足。这里根本不存在对神灵的崇拜,又哪有一点宿命的影子。凡此说明,王魁和敫桂英的形象,在劳动人民手中恢复了其本来面目。痴心女倍受同情,负心汉痛遭鞭笞,这才是生活的真蒂。这也是我们从王魁桂英形象的演变中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