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梁鸿传》记载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写梁鸿和孟光志同道合,结为连理,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这是一篇较好的人物传记。作者善于选写典型事例,善于对比烘托,善写人物对话,具体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故事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梁鸿,字伯鸾,东汉初年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他的父亲梁让,王莽当政时曾做过城门校尉,后寓居北地(今宁州)而卒,落得个“卷席而葬”的可悲结局。梁鸿幼年遭逢乱世,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父亲死后的凄凉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直影响到他今后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实践。
        东汉初年,社会虽渐趋稳定,但无法根本克服的种种矛盾仍在潜滋暗涨。豪强称霸,皇戚宦官争权,仕途坎坷污浊。梁鸿年青时“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能,而不为章句”。他安贫乐道,无意仕进,学完后却在上林苑中放牧猪群,当起“猪倌”来。一次,不慎失火,把别人的房舍烧了。他没有逃避罪责,而是主动去寻访受害主人,问明损失,把自己养的猪全部拿去赔偿。主人嫌少,他又别无它财,只好以身抵债,朝夕不懈地替主人帮工。他的行为受到邻家耆老的称赞。主人受到舆论的谴责,也才改变了态度,把猪全部退还他。他没有接受,悄然离去,回到乡里。这看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但以小见大,表现了梁鸿高尚的德行和节操。梁鸿因此在乡里名声大振,一些有势力的人家,都想把女儿许配给他。但他视富贵荣华如粪土,都一一拒绝了。
        扶风平陵还住着一户姓孟的人家,膝下一女,名孟光,字德曜。孟光身强力壮,能高举石臼,只是长相不好,又胖又黑.年已三十,前来说媒的人也不少,父母也为她找好了人家,她却不愿出嫁。焦心的父母问她原因,她说:“我要嫁就要嫁一个象梁伯鸾那样高尚的人。”梁鸿得知后,欣喜异常,主动前往下聘,孟光自然乐意。她不需要豪华的嫁妆,只请求父母制作布衣、麻鞋,以及绩麻纺织等各种劳动工具。可出人意料的是,她刚入门时却穿着绫罗绸缎,涂脂抹粉。梁鸿一见,很是不快,一连七天不理她。这是什么原故?下面一段对话道出了个中究竟,表明了他们共同的心迹:
        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 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赛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
        原来是孟光乔妆试新郎,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误会。这一情节的曲折,虽然波动不大,但更见得他们间心心相印了。
        孟光不慕富贵,梁鸿不以貌取人,虽一贫一丑,但精神充实。由于有共同的志趣和追求,因而能互相敬重,互相帮助,过着自得其乐的美满生活。过了不久,孟光见梁鸿迟迟没有行动,便问道:“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然?无乃欲低头就之乎?”梁鸿回答说:“诺!”于是一起进入霸陵山中隐居,“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其乐融融。
        梁鸿“东出关,过京师”时写下了《五噫之歌》。“肃宗闻而诽之,求鸿不得”,于是梁鸿只得隐姓埋名,改姓运期,名耀,字侯光,同妻子一道迁居于齐鲁之间。不久,又—起到吴地定居。在吴地,梁鸿到大户皋伯通家作佣工,舂米,孟光则在家做饭。每当梁鸿劳动归来,孟光早已准备好了饭食,“举案齐眉,以示敬爱”。案,古时有脚的托盘。孟光给丈夫送饭时,总是把端饭的盘子举得高高的,表示对他的尊敬和热爱。两夫妇就这样和睦相处,直至梁鸿因病去世,孟光办理好后事,才离开吴地回到扶风。
        古代闪光的爱情故事大多是同反封建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孟光与梁鸿没有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约,而是自己作主,自由选择对象,自由结合。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纯真的爱情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结合是有共同的思想作为基础的,因而也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实现白头偕老的美好愿望。由霸陵山中到齐鲁之间,再到桑地,一再迁徙,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从以耕织为业到为人佣工,生活的困难也愈来愈大。但是,他们没有低头屈就,而是始终不渝,相依为命。这一故事深含着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映了在封建桎梏下的广大青年男女的意愿和追求。
        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是粪土富贵,劳动为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二是为了“隐居避患”,洁身自好。前者体现了劳动本色,反映了广大百姓的共同愿望,无可非议。至于“隐居避患”,虽不无可议之处,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也应不以为非。梁鸿“仰慕前世高士”,曾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写了颂词。四皓即“商山四皓”,指秦末隐于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的四位八十余岁的高士——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同处乱世,同是为了远身免祸,因以为范。他还多次作诗明志,如过京师时写下的有名的《五噫之歌》: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 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肃宗闻而非之”,差点惹了大祸。后来沈德潜《古诗源》易“非之”为“悲之”,似乎是说肃宗想起用梁鸿。即或果真如此,则更进一步表现了梁鸿决不低头屈就的高尚节操,到吴地前,又曾作诗畅抒愤世疾俗的情怀。诗的末尾写道:

        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
        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

        口嚣嚣兮余讪,嗟恇恇兮谁留?从隐居前,孟光“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然?无乃欲低头就之乎?”的问话,足见夫妇二人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后汉书》虽无明确交代,但从他们的隐姓埋名、一再迁徙,可见他们在当时处境艰难,隐居的行动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而在当时,他们也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必须看到的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不是他们“隐居避患”的思想和行动,而是他们具有劳动本色的忠贞爱情被传为佳话,“举案齐眉”也成了人们习用的成语、典故。皇甫谧《高士传》和《太平御览》卷五○二,都节录了这一爱情故事。元曲中借用“举案齐眉”这一典故的唱词屡见不鲜,如:
        王实甫《西厢记》:“若不是酒席间子母每当回避,有心待与他举案齐眉。”
        于伯渊套曲〔仙吕.点绛唇〕〔六么序么〕:“孟光合配梁鸿,怎教他齐眉举案劳尊重。”
        童童学士套曲〔双调.新水令〕《念远》〔甜水令〕:“案举齐眉,带绾同心,钗留结发,那曾有一点亵狎。”
        后世以孟光梁鸿事作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多见,元杂剧中有无名氏《孟光女举案齐眉》一本传世。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云:
        《今乐考证》著录。脉望馆钞校 本,《元曲选》本。《录鬼簿续编》失载名氏目有《孟光举案》一本,题目作《义烈士梁鸿作歌》,正名作《贤达妇孟光举案》。疑即此剧。《也是园书目》著录此剧正名。《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曲海总目提要》并作简名《举案齐眉》。《曲录》据《元曲选》本别作《孟德耀举案齐眉》。钞校本题目作《梁伯鸾攀蟾折桂》。
        《元曲选》本题目作《梁伯鸾甘贫守志》。从以上题目、正名中“义烈士”、“贤达妇”、“攀蟾折桂”等词语的运用已可以看出,杂剧所演与《后汉书.梁鸿传》的记载多不相侔了。比较来看,杂剧确乎黯然失色了。
        杂剧的故事梗概就很不相同。除保留了孟光乔妆试新郎、梁鸿依皋伯通作佣工等少数情节以外,整个故事基本上是作者杜撰。第一折演孟光廉内择亲。先交代了故事原委:孟从叔,汴梁扶沟县人氏,曾为府尹,年迈居家。其妻王氏,生一女名孟光,字德耀。从叔勇与同堂故友梁公弼指腹成亲。公弼夫妻早逝,其子梁鸿“学成满腹文章,争奈身贫如洗,沿门题笔为生”。从叔想悔了这门亲事,又怕人说“忘却前言”,于是设谋请来巨富财主张小员外、官员家舍人马良甫和穷秀才梁鸿,前厅摆宴,让孟光廉内择亲,三中选一。接着写孟光不听梅香的劝阻,不顾父母的训斥和非难,坚决表示“孩儿只嫁那穷秀才”。结果从叔屈服,决定招梁鸿过门攻书,另打主意。第二折演梁鸿入赘情事。过门七日,夫妻却不曾晤面,孟光主动前往探望,梁鸿气愤恼怒,原来是因为孟光依然小姐装束。于是,孟光“重整顿布袄荆钗,收拾起娇红腻粉”,一个道“这才是梁鸿之匹”,一个说“到今日更亲”。孟从叔认为孟光私会梁鸿“无礼”,又见她“这般打扮”,大骂“小贱人”。孟光据理力争,从叔气急败坏,将二人赶出家门,但又另生心计,与嬷嬷秘授机宜,暗中资助。第三折演依皋伯通为佣工情事。梁鸿舂米,孟光“甘受这糟糠气息”,与梁鸿“举案齐眉”。张小员外和马吉甫前来纠缠、调戏,孟光“穷则穷不曾折了志气”,轰走两个泼徒。结果,嬷嬷按从叔之意,资助盘缠,梁鸿进京应考。第四折演梁鸿高中状元情事。梁鸿一举状元及第,除授扶沟县县令,夫贵妻荣。惩治张、马二泼徒,消了怨气。嬷嬷道出真情,梁鸿认丈人丈母。天子下诏,称“梁鸿本世家子弟,能守志不厌清贫,妻孟光尤为贤达,举案处相敬如宾。……可超升本处府尹,更赐予黄金百斤。其妻父能曲成令德,亦堪称耆旧之臣,并着令题名史册”。以一家荣耀作关目收场。
        从上面的剧情介绍可以看出,杂剧的主题已经失去了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而代之以封建思想的说教,变成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传声筒。情节比传记自然更复杂,也有曲折,有波澜。但这起伏迭宕的情节不是围绕着表现孟梁纯真的爱情这一中心来展开的,而是紧紧扣住金榜题名、皇恩浩荡、夫贵妻荣、光宗耀祖这一主线来设计安排的,梁孟的结合则仅仅是一条副线。人物有所增加,描绘自然比传记更为具体。但无论是主要人物的塑造还是次要人物的勾勒,都是服从于表现主题的需要的。
        次要人物有孟氏夫妇和嬷嬷、梅香等。孟氏夫妇在传记中只有“父母问其故”一句,形象不清楚。杂剧里的孟从叔和王氏则是作为孟光和梁鸿的对立面出现的,一上场就表现出一副势力眼。后来的屈从孟光,招赘梁鸿,赶走小夫妻,也是另有打算,即所谓“木不钻不透,人不激不发”,为的是逼梁鸿攻书应考。孟从叔先说“待他得志后,方显老夫心”,次说“眼观旌捷旗,耳听好消息”,最后“牵羊担酒,与孩儿庆喜”,其想的做的,都离不了“功名”二字。老夫妇与小夫妻在剧中并没有形成尖锐的矛盾斗争,最后又顺利地言归于好,这是因为两代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追逐功名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两位奴仆是传记中没有的。嬷嬷唯命是从,来往奔走,为的是要“老相公放心”。梅香嫌贫爱富,说梁鸿“穷的怕人”,要小姐“拣那富贵的招一个,又为人,又受用”,在她身上看不出丝毫“红娘”的影子。孟氏夫妇是封建思想的化身,奴仆身上也浸透了封建思想,都显得苍白无力。到是两个陪衬人物——张小员外和马良甫,还刻划得比较生动。这是两个不学无术的酒囊饭袋,在孟光眼里,不过“都是些小人儒”,“荫庇骄奢泼赖徒”,“豹子峨冠士大夫”。后来找孟光“歪厮缠”、“胡厮��”,结果“斗孟光不得便宜,空惹他傍人一笑”。最后厚着脸皮去接新官梁鸿,落得个“每人杖一百,枷号一个月,打退儒户,永为农夫”的下场。这是一对漫画化的人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暴露性。
        至于主要人物梁鸿与孟光的塑造,虽保留了传记中的某些情节,但由于思想基础迥然不同,所呈现出来的面目已不是昔日的梁鸿孟光,完全是另外的两个人了。梁鸿虽也曾“题笔为生”,舂米度日,但他没有昔日梁鸿的劳动本色和无意仕进的思想,而是一心要进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其上场诗云:“三十男儿未济时,腹中晓尽万言诗。一朝着遂风雷志,敢折蟾宫第一枝。”他要孟光改妆,也是本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事贫贱”的信条的。在皋伯通家,有了盘缠就立即上京,并信心十足地说:“昔作五噫歌,今成万言策。谁知涤器人,即是题桥客。”考中后,其上场诗云:“去日曾携一束书,归来玉带挂金鱼。文章未必能如此,多是家门积庆余。”衣锦还乡,志得意满,难以言状。可见,今日的梁鸿已经成了另一类封建士人的典型代表了。孟光虽也不顾“在家从父”的训条,自择姻亲,对梁鸿也是“举案齐眉”,但支配她的行动的思想变了,一点微弱的闪光也最终熄灭了。她之所以选配梁鸿,主要是因为她坚信“这须是五百年前天对付”,“穷则穷不辱我姻缘簿”;坚信“天不负诗书”,“皇天既与他十分才,也注还他一分禄,包的个上青云平步取”;坚信“当今天子重贤臣,大开着海也似的贤门”。因此,他认为悔亲是“坏风俗”,指责其父“富时节将亲偏许,贫时节把亲偏阻,可不道君子断如初”,“枉了你清廉名目”。她之所以“高高的举案齐眉”,乃是因为“夫唱妇随”,“虽不曾夫贵妻荣,我只知是男尊女卑”。等到“桃花浪暖蛰龙飞,平地一声雷”的时候,她也有“则怕不稳如荆钗布袄”的隐忧,但想到“这象简乌纱出圣朝,若是没福的也难消”,也就心安理得了。可见,今日的孟光已成了封建社会中贤妻良母的典型代表了。
        从《后汉书.梁鸿传》到元杂剧《举案齐眉》,所产生的质的变化,自然不是偶然的。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封建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其对文学领域的渗透自然是无孔不入的。但人民是会有选择的,永远留在人民心中的孟光和梁鸿,将必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