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僧院道观之中,戒律森严,俨然是禁绝人欲之处所。事实上“清净堂中”从来不曾清净过,僧尼道姑们总不免要思凡,只要他们是人而不是神,压抑了的情感总会寻找机会奔迸而出。
        当着左派王学的杰出代表王艮、李贽等进步的思想家猛烈冲击一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时,在文艺创作领域也不断出现描写寺观道院中恋情故事的戏曲小说作品,这类作品与汤显祖的《牡丹亭》等作品一样,也旨在对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压迫,以情对理,是对人性的呼唤,是冲决罗网的呐喊。如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嬉笑怒骂,意在言外。第一折净扮僧人一上场就是笑骂:“想俺佛祖修行住世,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留头垂髻,并不落发,哄俺弟子剃做光头不好看相。佛公佛母,辈辈相传,生长佛子。哄俺弟子都做光棍,一世没个老婆,怎生度日。寻思起来,是好不平的事也呵。”接下来的[混江龙]曲更是直泼不掩:
        都一般成人长大,俺也是爷 生娘养好根芽。又不是不通人性,止不过自幼出家。一会你把不住春心垂玉筋,一会你盼不成配偶咬银牙……
        然而,在这类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还要数陈妙常与潘必正的恋爱故事。

        一、“词挑”与“词拒”

        我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作品,常常将悲欢离合故事或缠绵的爱情故事附丽于历史上实有的著名人物,上至帝王将相,显官贵爵,下至文人墨客、名媛淑女,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汉元帝、唐明皇自不必说,司马相如、蔡伯喈、李益、王十朋等等,自为人们所熟知。南宋著名词人张孝祥,也在其列。陈妙常和潘必正的恋爱故事,最早见于记载,与这位赫赫有名的张孝祥有些瓜葛。孝祥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属安徽和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第一,孝宗朝曾任中书舍人、显谟阁直学士,又任建康(今南京)留守,因支持张浚北伐被免职。后知荆南兼湖北路安抚使,乾道三年(1167)起知潭州(今长沙),致仕归芜湖,乾道五年(1169)卒葬建康。著有《于湖居士集》和《于湖词》。
        陈、潘于女贞观中相恋故事,最早见于《古今女史》,张思岩(宗橚)《词林纪事》卷十九载陈妙常[太平时]词一首,词曰:
        清净堂中不卷(一作“掩”)帘,景 悠然。闲花野草漫连天,莫狂言。独坐洞房谁是伴,一炉烟。闲来窗下理琴弦,小神仙。
        张宗橚引《古会女史》一则,乃陈妙常词之本事:
        宋女贞观尼陈妙常,年二十 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词载《名嫒玑囊》。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即俗传《玉簪记》是也。
        称引毕,张宗橚加按语云:“此词见《初蓉集》。考于湖并无调女贞观尼词,岂自毁其少作,不欲流播耶?又按《玉簪记》中,有于湖调女贞观尼词,恐不足据。”
        张于湖留守建康时期,究竟有无与女尼之间一段风流韵事?不得而知,也不必去坐实。然查《于湖词》,其中确有一首[减字木兰花],题作《赠尼师》:
        吹箫泣月,往事悠悠休更说。拍 碎琉璃,始觉从前万事非。清斋净戒,休作断肠垂泪债。识破嚣尘,作个逍遥物外人。
        或许因了这首词,知于湖与尼师有些来往,遂敷衍出了《古今女史》中之一则轶事吧。不过这首[减字木兰花]看不出“调”意,而《古今女史》上却说“以词调之”,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陈妙常的[太平时]词,中含“拒”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尤其是“莫狂言”三字,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有“调”方可言“拒”,故以陈词之义,而言张词为“调之”。陈妙常词又见于《词苑丛谈》、《渔玑漫抄》和《碧声吟馆词麈》,而《古今女史》的一则关于张于湖词调陈妙常以及陈、潘结成眷属的记载,则又见于冯梦龙的《情史类略》卷十二、焦循《剧说》卷二、李调元《剧话》卷下以及姚燮《今乐考证》卷五,文字出入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古会女史》这则轶事中,张于湖是主要的人物,而潘法成则是附带提到,关于潘法成与陈妙常之间的恋情也语焉不详。到了后来的小说中,潘法成就成了女贞观观主,由男而变女了;与陈妙常相恋的书生则为法成的侄儿潘必正。于是张于湖渐渐变成了次要人物,他初以词挑陈妙常,不过是一时之兴,最终又赖他玉成一对有情人。
        描写陈、潘于女贞观中相恋的小说作品主要有万历二十五年(1597)金陵万卷楼刊印的的《国色天香》卷十中的《张于湖传》、金陵书肆所刻《燕居笔记》卷九中的《张于湖宿女贞观》、万历间福建书商余象斗所编《万锦情林》卷一中的《张于湖记》。此外冯梦龙增编、余公仁批补的《燕居笔记》卷七有《张于湖宿女贞观记》。实际上,以上四者当同本于《古今女史》,只是文字上略有出入罢了。胡士莹鉴于《张于湖宿女贞观》话本不易看到,在他的《话本小说概论》中据《燕居笔记》全文抄录,并推断说“其中诗词和答及判牍的风格,极似明人,当为明弘治嘉靖间的作品”。
        话本小说《张于湖宿女贞观》较《古今女史》中的片断记载,故事情节丰富得多,描写也细腻得多。小说开始写张于湖遵父命上京应举,荣登虎榜,除授江西临江县尹。三年任满,升越州通判。未及一年,又改开金陵建康府尹。他带领伴仆王安,买舟江行,来到扬子江边。于湖有意避开来迎接的公人,同王安来到通江桥畔,一路游赏。时在八月,天气炎热,于湖命王安寻个清静寺观,沐浴解凉。待王安寻到后,引于湖入观,观主潘法成出来相见。于湖化名作王通甫,隐去自己的府尹身分。小说中的张于湖,可以说是风流狂放,甚至有几分轻薄。如描写于湖与四十八岁的法成相见时,小说作者写道:
        于湖将眼觑,见观主头带星冠, 身披鹤袍,人物清标,丰姿伶俐。于湖暗暗喝采道,不知来到女贞观,遇此观主,半老佳人,恁般风韵。调《西江月》一阙,单道观主妙处:
        半旧鞋儿着稳,重糊纸扇多风, 隔年煮酒味偏浓,雨过夭桃色重。有距公鸡快斗,尾长山雉枭雄。烧残银烛焰头红,半老佳人可供。
        胡士莹所说诗词和答“极似明人”,于此可见端倪。
        及待陈妙常出场,小说中这样描写道:
        帘栊响处,只见一人俄然而来, 头戴七星冠,身披紫霞服,皂丝绦,红朱履,约有二十余岁,颜色如三十三天天上玉女降凡间,精神如八十一洞洞中仙子下瑶池。生得丰姿伶俐,冠乎天成。于湖一见,荡却三魂,散了七魄。
        这陈妙常乃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十三岁于此观出家,如今十年过去,已是二十三岁。于湖倾心于妙常的姿容,月下吟咏,潜踪听琴,粉壁题诗,又以[临江山]小词一阕投递妙常,歇拍曰:“有心归洛浦,无计到巫山。”这可真的含有明显的“调”、或叫“挑”意了。妙常看罢,既好笑又气恼,遂写[杨柳枝]一阕作答,中有“道心坚似絮沾泥,不狂飞”句,婉拒之意甚明。不意于湖仍不肯罢休,又作[杨柳枝]一阕,进一步挑之。于是,就引出了妙常那首[太平时]“清净堂前不卷帘”来。小说强调了“挑”和“拒”,这里的于湖之挑,不用《于湖词》中的[减字木兰花],无论[临江仙]还是[杨柳枝],挑动之意非常突出,这大约是话本小说作者的创造了。
        于湖遭拒之后,自悔性子忒急,若有所失,便辞别归船,往城中上任理事去了。陈妙常静下心来之后,也懊悔不己,觉得那官人举止不俗,“看他诗中语句,从此惹起凡心,常有思念之意”。且也后悔自心性急,落得两心惆怅。
        且说观主潘法成有个侄儿潘必正,进京赴考,头场考过,忽然患病,未能终场。这一天必正来到女贞观拜望姑姑,准备小住数日。必正早晚在观中,与妙常相见,弹琴闲话,吟咏答和,互相遂生爱慕之情。一次必正偶到妙常处,在一本《通鉴》中发现妙常写的[西江月]一阕,因其中有“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句,知妙常并非道骨仙家,也写一首[西江月],意在情挑。歇拍一句“暂许彩鸾同跨”,惹得妙常一时恼怒,要与必正同去见观主论理,必正只得从袖中取出妙常[西江月]原词,并热烈地向妙常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妙常回嗔作喜,两人终于在女贞观中私下里结合了。
        妙常怀孕,二人私情又为法成识破,法成问必正,是否愿娶妙常,必正回答得斩钉截铁,法成无奈,欲经府尹判断。原来府尹张于湖与潘必正是故友,便托言潘、陈二人曾指腹为亲,只因兵火隔离,未得完姻。如此顺理成亲,于湖判令妙常还俗,与必正成亲。这个结局与冯惟敏杂剧《僧尼共犯》的结局有相通之处。《僧尼共犯》中的和尚明进与尼姑惠朗私会,被捉送官府,官府令他们还俗结为夫妇。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冲决窒息人欲,禁锢人性的理学罗网的强烈愿望和美好理想,显然与当时思想领域的斗争有密切关系。

        二、道观中的青春觉醒

        如果说话本小说《张于湖宿女贞观》是在《古今女史》一则轶事基础上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从而变得丰富、生动起来,但它还没有完全脱掉文人艳遇、捏合成婚的窠臼,立意并不深刻,格调也不高。如写张于湖见了法成及妙常后的轻狂之举,一直到他与故友潘必正邂逅叙谈时,还未曾忘记女贞观中“有一好物在彼”,将妙常视为:“好物”这与《莺莺传》中的“惩尤物”、“窒乱阶”如出一辙,完全是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低级趣味。小说的结尾处,说“于湖举必正贤良方正,授苏州府吴江县尹,官至礼部侍部。妙常生一男一女,夫妻昼锦荣归,尽天年而终”。这样一来,便削弱了作品反对封建礼教与冲决理学樊篱的锋芒,与一般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没有多少差异了。从矛盾冲突方面来考察,小说通篇缺少波折,主人公的恋爱并无多大的风险,“姑阻”一线故事,冲突也谈不正激烈,法成供状中还百般的为潘、陈回护,参予了“捏作指腹为亲”,说什么“有原割衫襟合同为照”,“辐辏姻缘,俱在青春之际,如乐昌破镜重圆,似文君当垆之愿”。妙常怀孕后,必正竟欲“入城赎一贴坠胎药吃了便下”,而妙常只是怕“出丑”,要“寻个死路”。一个不负责任,一个心胸狭隘。所有这些,在阙名的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中,处理得是相当好的。对照而观,杂剧作品理应得到我们的特殊重视。
        杂剧《女贞观》,收在赵琦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中,有《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和《孤本元明杂剧》本。这本杂剧四折一楔子,为旦本,陈妙常为当然的主角。它的“题目正名”是:
        俏书生暗结鸳鸯伴歹姑娘分破鸾凰段
        陈妙常巧遇好姻缘 张于湖误入女贞观
        杂剧突出了“歹姑娘”法成的阻挠,使陈、潘爱情显得艰难而曲折。同时,杂剧更突出了陈妙常青春的觉醒,被扭曲了的人性的复归。因此,与小说相较,杂剧作品的立意显得深刻得多,格调也自然就高得多。
        陈妙常本是建康府升平桥下陈头巾的女儿,十岁时因家贫被父母送进通江桥女贞观中出家。妙常在萧森惨淡的观中度过了十三个年头,与她作伴的只有瑶琴一付,清灯一盏,而一轮孤月,则是她的知音。
        这一年的中秋节,长沙太守张于湖考满赴京,途经金陵,泊舟通津桥下,一时雅兴,闲步女贞观中。于湖偶遇妙常月下弹琴,为其冰雪之姿所倾倒,便赋得[临江仙]词一阕,令门公王安送与妙常。妙常见词中有“有心归洛浦,无计梦襄王”之句,明知是情挑,便回一首[杨柳枝]词作答,婉言相拒。于湖见妙常词清新可读,又酬答自如,见出无限聪明,禁不住又写一词相递,结果又遭到妙常的峻拒,中有“莫胡言”之句,显然妙常有几分嗔怒了。于湖只得于怅怅中告辞了。
        杂剧中于湖进了观中就听到妙常弹琴,并无小说中对“半老佳人”法成“暗暗喝采”,见了妙常又“荡却三魂,散了七魄”的轻佻之举。他只是接近凉棚从远处看妙常弹琴。他来观中也非为“借浴堂洗澡”,而是游赏,于是变浪荡才子为风雅之士,一洗小说中的那种低格调的情趣。他的词挑,也是对妙常“冰雪之姿”、“仙风道骨”的钦羡和爱慕,受拒之后,便悄然而去,只是关照门公,叫妙常记住“清净堂前不卷帘”七个字,这又与后边的断词相照应。且这里于湖也不曾化名什么王通甫。
        第二天,妙常还念及那“词挑”的书生,回想他词的才调“聪明特达”,自恨一时使性,没同他一晤面。于湖“词挑”,毕竟有如石投深潭,激起妙常心中无限情思。杂剧作者用一套曲子,细致描写了妙常的心理情态,曲词写得含蕴而深沉,于流畅洁净中透露出一种率真和天趣:
        [正宫端正好]本是个冰雪女贞堂,错认做风月天台洞,又不曾约佳期在月下桑中。它将那情词数阙相讥讽,引的我一点芳心动。
        [滚绣球]昨夜个理瑶琴曲 未终, ��龙涎香正融,则听的画楼间有人吟咏。我只索按冰弦急唤门公,它说道咱家俗眷中。音信通,它将那一缄书往来传送,奖芳姿任意过从。花笺潋滟书金缕,又不曾彩袖殷勤捧玉钟,有什么情浓。
        [倘秀才]昨夜个愁没乱更 长漏永,今日个神恍惚心劳意冗。几时得山屐相逢满径踪,空留下千古恨。遥望一江风,都做了连天的浪涌。
        [滚绣球]想当初守清规习 祖风,炼真第养正宗。咱去那有用用中行用,向无功功里施功。疏散的体态慵,折倒的鬓发蓬。炼真元固求铅录,望长生啖柏餐松。往常时身无彩凤双飞翼,今日个心有灵犀一点通,憔悴了娇容。
        [倘秀才]都只为不识面清 词一封,倒惹的凝望眼相思万种,仙境那能得再逢。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到做了色即是空。
        如此细腻真切的心理刻画,用意在为后面陈、潘相恋以作张本。妙常只见于湖之词,未睹于湖其人,这种情思可以说是一种久萌在心,不过因了于湖之词一发迸发出来罢了。
        潘必正因染病误了科场,到女贞观探望姑姑,他自道:“俺那姑姑,是个有纲纪的人。”正是这“有纲纪”的姑姑,成了他与妙常相爱恋的障碍。当必正与妙常相见、弹琴之后,法成令二人兄妹相称;这时陈妙常有一段似自言自语又似说与女童道清的内心独白,颇值得引起注意:
        好是怪哉也!事有可疑:前 日平白地走将一个过路官人,临晚与我吟诗作赋,两回三次,引的心中百没是处的,悔当初不曾见它一面。昨日又是个师父的侄儿,请我出来与它拜为兄妹,我见它眉清目秀,动静语默,是个非常的人。莫不有些跷蹊。道清,我今年喜事动了,我还俗了,嫁了这秀才罢。正是无心理经忏,有意害相思。
        这段文字十分泼辣,却又颇合乎情理,将于湖词挑与必正来观联系起来,从而引动情思,见出杂剧作者的匠心。独运和文心缜密。必正见了妙常之后,也暗暗含情,他到妙常处探访,二人酬韵和诗,彼此眼底留意,心上相属。妙常心中思忖:“这个秀才深有眷恋之心,我一定嫁了他罢。”妙常凭着感觉,预见到“也是我凄凉小运终,多管是风流大限通”(第二折[呆骨朵])。必正一曲[凤求凰]惹得妙常“一夜春心无奈”,遂写下一首[西江月]:
        松舍清灯闪闪,云堂钟鼓沉 沉。黄昏独自展孤衾,未睡先愁不稳。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液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甚。
        在杂剧中,陈妙常是主动的,也是执着的。作者反复强调和突出的便是她青春的觉醒。她的按捺不住的春心荡羡,是不自由主的。二十三岁的少女,若不是幽禁于道观之中,在古代早已该出嫁了。因此,道规的束缚是表面的,更深层的束缚乃是有理相隔,妙常所受到的重压可以说是双重的。法成原本“是个有纲纪的人”,又是一个五十余年宋道修真、格守清规戒律的道姑,她成为陈、潘爱情的阻力和对立面是必然的。
        陈、潘私下结合之后,半载过去。当妙常发觉自己身怀六甲时,不胜惶恐。但她十分冷静,敢做敢为,又有主见。她劝必正暂避一时,“上京应举去,等我慢慢处置”。这与话本小说中妙常怕“出丑”,要“寻个死路”的慌张无措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必正的态度也谨慎负责,他百般宽慰妙常:“倘若姑娘知觉,小生在此,终有骨肉之情,不肯凌辱。”必正“放心不下”,叮嘱妙常“宽心保重,调护贵体”。这与话本小说中必正主张坠胎的态度也是判然有异的。两相较读,文野之分,高下之别,就十分显豁了。
        杂剧中的“歹姑娘”法成形象,也较话本小说丰富生动得多,第三折中法成逼向妙常,十分凶狠,她甚至令道宁剥下妙常内衣,着王安用绳子捆绑妙常,口口声声要“打死你个小贱人”。从写法上看,这折戏颇似《西厢记》中的《拷红》。且看法成与妙常的一段对话:
        (卜云)你这贱人,他只一 夜不来,就有许多话说。你是个修行办道的人,守清贫才好,你一夜也守不的。你出什么家,你当初只嫁人也罢了。(旦云)情是人间何物?欲心一动,禁持不住。我有做的一篇词,诉与师父听:“寂寂云堂斗帐闲,炉香消尽热沉烟,烘却布衾图睡暧,转生寒。霏霏细雨穿窗湿,飒飒秋风透枕珊。此际道心禁不得,故思凡。”(卜云)你父母十岁上舍你出家修行,今有二十三岁了,这里许多人出家,偏你禁不的,故思凡?
        法成紧紧逼迫,既不肯成就姻缘,又不放妙常与必正奔走他乡,直欲将二人送到建康府当官问罪,以保观中撇清干净。妙常在心里骂法成“你个歹姑娘心性恶”;必正也苦苦求情,以为“经官动府,玷辱山门,有辱姑娘清规”,不如成全二人成其夫妇。法成执意将二人用绳子缚了送去建康府发落。
        建康府尹张于湖问明原因之后,认为若论罪,法成也逃脱不了,“人非草木,触目动情”,观主也落得个“主家不正”之名。张于湖断成一段姻缘,出资令必正赴考,令法成“领二人回去,收拾了起身”。并感慨说:“天下喜事,无过夫妇团圆。”这个结局比起话本小说的“夫妇昼锦荣归”来,自然是有意义得多,它与《西厢记》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呼唤是一脉相承的。杂剧中张于湖与潘必正并非故交,“捏合作指腹为亲”的情节也不为杂剧作者所取,这样一来,张于湖形象尽管用墨不多,却很突出。
        从杂剧《女贞观》通体结构布局来着,它严谨而紧凑,几无浮文费辞。详处不惜重彩浓墨,略处常是一带而过,如第二折写妙常春心难遣,极为生动细腻,且富于层次感,将一个道观中的怀春少女的微妙心理,重重展示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第三折写妙常与法成论理,也堪称精采之笔。妙常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幸福,在法成步步相逼面前,是那样坚贞不屈,针锋相对。她彻底抛弃了那虚幻的“腾云驾雾、服气冲霄”,憧憬着夫妻相谐, “每日价把婴儿搂抱”的美满生活;她不去乞求法成,宁肯由着那“吃斋人笑里暗藏刀”的观主处罚。她觉得“我如今夫妇双修”,“煞强如将心猿意马拴牢”,这是一种幸福感。有了这种幸福感,她就能坦然对待面前发生的一切变故。
        总之,青春觉醒的主施律一奏响,又反复回旋,全剧就活泼泼地充满了生机,人物形象也就跟着活跃起来。杂剧《女贞观》的意义正在于此。

        三、曲折多磨的玉簪姻缘

        明万历年间,高濂根据话本小说《张于湖传》,又部分吸取了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创作了传奇《玉簪记》,使得陈妙常与潘必正的恋爱故事流传更广、影响更大。
        《玉簪记》传奇三十三出,写北宋末年京师开封府尹潘夙与同僚陈老先生相契,二人指腹为亲,并以玉簪鸳坠为聘物。潘家生子,取名必正,陈家生女,唤作娇莲。后潘夙辞职归河南和州故里,陈家也远迁潭州,从此相隔迢迢,音疏信杳,姻亲之事便搁置下来,必正一心读书。十六年以后,潘必正遵从父命,带着仆人进安,赴京应试去了。
        再说陈家迁居潭州不久,陈老先生就过世了,陈母钱氏拉扯女儿娇莲长大,不时想起与潘家的亲事。时值金兵南侵,钱氏携女儿在院公扶持下逃难,不想于兵慌马乱之中,母女仓惶间失散。钱氏投到河南潘家,娇莲则被张二娘引荐,投入女贞观中暂时栖身。观主替娇莲取了个法名,叫妙常。
        《玉簪记》传奇不取杂剧《女贞观》潘、陈素不相识一节,反而沿着话本小说“捏作指腹为亲”的说法,进一步将“指腹为亲”坐实了,这不能不说是剧作家思想上的局限所致。从这个局部上看,《玉簪记》反不如杂剧《女贞观》更富于积极意义。王季思先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在《玉簪记》第二出《命试》的眉批中写道:“安排指腹结姻,是为潘、陈最后结合张目。但也以此证明他们一段私情的合法,反映了作者反对封建礼教的软弱性。”的确,这样一来,作品的反封建礼教锋芒锐减了。特别是高濂一改妙常家世为“宦家之女”,潘、陈两家为通好世家,门当户对,这不能不说是处理上的一个大倒退。我们知道,在小说和杂剧中,妙常都是自幼就出家的,杂剧中更点明她是陈头巾的女儿,出身是低微的。《玉簪记》中的妙常不仅是出身宦门,与潘必正先有婚约,而且投身女贞观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向空门暂时投寄”,因此,一切都是误会性的,她的还俗嫁人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了。基于这样的立意和构思,潘、陈爱情的种种阻力便都显得无力、牵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误会,一旦误会解除,则皆大欢喜,高濂在第一出“标目”中,以[沁园春]词调提纲全剧,所谓“荣归处,夫妻子母,重喜会蒹葭”。不必讳言,《玉簪记》主意并不高。
        那末,何以《玉簪记》明清以来影响颇大,其中的一些折子更是久演不衰呢?这是因为,明中叶以后,传奇盛行,而杂剧则相对衰微,同时,传奇戏排场日趋闹热、复杂,敷演也细腻生动,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细加考究,我们不难看出,《玉簪记》尽管有不足之处,却又有着许多的长处。长期以来,戏曲中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常常是文士书生、香闺千金,故事的场所也往往离不开相府花园。《玉簪记》毕竟有令人耳目一新处,它的种种独特之处自然会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兴趣,遂使它在《西厢记》、《牡丹亭》之外,又开拓了爱情戏的题材范围。
        关于高濂生平事迹的材料很少,但从他平时讲究养生之道,精于古书古画的收藏和鉴赏等侧面来看,他无疑是个生活优裕的文人,思想上有局限性,进步的社会思潮对他影响不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除了作家主观思想的原因之外,《玉簪记》的局限性还有客观上的原因,那就是传奇创作的一些惯例使然,高濂未能超越、也很难超越它们。生旦团圆、文武场穿插(如第三出“南侵”)、考试应对(如第九出“会友”、第二十七出“擢第”)等等,所有这些,连汤显祖那样的大家也不能免俗,我们自然也就无法苛求于高濂了。
        《玉簪记》中张于湖形象比较模糊,也显得累赘,他在剧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了。第六出“假宿”,承袭了小说中于湖到观中是为了洗澡乘凉的情节,显然不如杂剧的处理那样得体。同小说一样,于湖见到观主法成,一副轻薄相:
        (外背云)王安,这观主半 老佳人,琼枝玉立,好一似雨过樱桃,隔年老酒,意味自佳。
        这里妙常是不请自来的,“穿萝径,进鹤轩”,妙常听得有客至,“把秋波偷转屏后边”。然后“敛衽且相见”。作为女贞观的小师父,她有联络十方施主的义务,故此处如此安排似无可非议,且写出她青春妙龄时的一种微妙心态,为后文的萌情觉醒作了必要的预示。
        《玉簪记》写张于湖的“词挑”,自有其特色。传奇长于穿插,排场亦较杂剧活泼灵动。《假宿》出只写了于湖与妙常见面,眼底留意,到第十出《手谈》才铺开写“词挑”。中间穿入三出戏,《依亲》、《谭经》、《会友》。其中《谭经》一出,正面描写了寺观中清苦、淡泊的生活,为妙常的青春觉醒作反衬。妙常的心曲隐衷以“背躬”形式出之,显得生动传神,真实而有趣:
        (作背科)暗想心中恩爱,月 下姻缘,不知曾了相思绩。身如黄叶舞,逐流波,老在流年意若何!
        正是这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深沉感叹,才有了借诸琴音排遣之举,遂引出张于湖月夜听琴、粉壁题诗,安排映带,合情入理、丝丝入扣。《手谈》中写于湖之挑,从关目排场来看,较杂剧、小说都更富于变化,极饶特色。首先是于湖以言语挑动,继而以围棋挑之,最后才是以情词相调,这就更有层次感,既写出了于湖的工于心计,又刻画出妙常的灵慧机巧。三挫于湖,层层波折,情趣叠出,较之一味以词相调,生动活泼得多。附带说到,这里妙常小词[太平时]的念法也别出心载,中间一句“独坐洞房谁是伴”由于湖插念,如此,有问有答,场面活跃,适于演出。
        潘必正下第羞归,投观见姑母,得遇妙常,妙常见必正嚣宇不凡,对其下第表示了深切同情。在第十四出《幽情》之中,必正为妙常丽姿仙态所动容,便造访试探。必正以“蜂衙蝶阵,闹嚷嚷也都只为着伤春”暗挑,妙常却以“免劳魂,巫山路远,空费梦中心”明拒,看来必正和于湖一样,与妙常初次接触亦来免受挫。妙常含蓄矜持一面,于此可见。不过,一拒并非峻拒,不是少女不含情,只因未到情深处。直到第十六出《寄弄》(后世演出称作《琴挑》)中,必正以琴曲挑之,又第二次受挫。必正弹一曲《雉朝飞》,妙常答一曲《广寒游》。必正又以言语相挑:“露冷霜凝,衾儿枕儿谁共温?”妙常嗔怒,声言要对观主说起,必正连忙跪求宽怒,妙常扶他起来,暗自在心中道:“
        你是个天生后生,曾占风流 性。无情有情,只看你笑脸儿来相问。我也心里聪明,脸儿假狠,口儿里装着硬。待要应承,这羞惭,怎应他那一声。我见了他假惺惺,别了他常挂心,我看这些花阴月影,凄凄冷冷,照他孤零,照奴孤零。”
        这支曲子生动入微地揭示了妙常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情态,虽明显有模仿《西厢记》中《赖简》等折艺术手法的痕迹,然人物身分以及戏剧情境毕竟有所不同,故自有其独到之处,说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亦不为过誉。”《寄弄》一出不仅写得极有情致,且极富动作性,这说明作者很熟悉舞台,既注重剧本的文学性,也注重其演出性,这是《玉簪记》之一大长处。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详点说:“妙常发怒背立,在必正向她跪谢时又扶他起来,在他下阶时又嘱他仔细行走,到他回身借灯时又赶关门。这些关目十分细致地表现了妙常内心的波澜起伏,是前此传奇中少见的。”说起来妙常对必正前后亦有“三挫”,但这与对待于湖颇不相同。如果说妙常对于湖之轻薄是警惕在心,那末她对必正最初报以同情和怜爱,继而则是“假狠”和“装硬”,及至二人互明心曲,爱情的火焰便炽烈地燃烧起来,高濂写出了人物心理的层次、节奏,使得戏分外抓人,这就是《琴挑》等折子戏屡演不哀,至今尚能活跃在舞台上的原因。
        《琴挑》的直接后果便是《耽思》和《词媾》。与张生一样,必正一旦窥见了妙常心思,一念如痴,竟害起相思病来;妙常也陷入“猛可的身如火热,直恁的睡不宁贴”的煎熬之中。必正病愈初起,打起精神,走出碧去楼,悄悄来到妙常住的白云楼,经入房中,不料妙常也在苦苦相思中精神倦怠,沉沉睡去。他随手抄起一本妙常读的经典,里边夹着一纸诗稿。必正注目而观,但见上面写着一词首,词的下片是:
        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 禁。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
        心正藏起词稿,唤醒妙常,经过一番互相试探和要挟,终使妙常真情流露,一对痴男怨女,在道观中的清静堂中,私下结合了。高濂以喜剧手法,将《词媾》一出戏写得妙趣横生,处处入微。又以丑扮进安上场调侃,点染映带,更增喜剧气氛:
        (丑工)我东人在此吟风弄月,夜去明来,终久着他刮上了。
        丑又唱[清江引]小曲,益见排场之妙:
        携手上阳台,了却相思债。他怎知有个人在窗儿外。
        类似妙处,正是《玉簪记》能传之场上的原因之一,读者与观众是不可轻轻放过的。
        所谓《姑阻》一线戏, 《玉簪记》尽管不如杂剧《女贞观》写得那么冲突激烈、极饶力度,但也自有可观之处。法成觉察到风儿之后,先是对侄儿“行监坐守”,她一边打坐,令必正在旁读书,一刻也不放松;接着便是促试,她以关心至亲侄儿前途为由,逼令必正即刻登程赴考。场上老旦扮法成、生扮必正、旦扮妙常、丑扮进安,又有众道姑,各各想着自己的心事,各有各的声吻,曲词穿插自如,有分有合,排场安排调度颇具匠心。
        第二十三出《追别》,是一出重场戏,后世称为《秋江送别》或《秋江》,在昆曲和川剧等剧种中,至今仍时有上演,深受人们喜爱。由于它采取了载歌载舞的虚拟化手法,富于抒情性,舞台气氛活跃而有情趣,也赢得了国外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叶落秋阔,云淡风寒;江晚正愁,夕照如烟。潘必正怀着一腔离愁别恨,百般放心不下。他无可奈何踏上小船,感时伤情,心中无限凄楚。“叶落眼中泪,风催江上船”。他一步一回头,瞻顾再三,不忍割舍妙常。妙常得知必正已赴行程,瞒过观主,只身出观,不住脚地追赶至江边。他忙不迭催下一只船儿,一心要追上必正。整个的戏剧场面是:老艄公一边划船,一边唱着吴歌,还不时地同妙常调侃,这是一个善良而又有趣的老艄公形象。妙常心急如焚。情思如潮,她几乎不顾一切地要去与她的情人话别。这里人物内心活动的尽情抒发,江上秋景的渲染烘托,艄公风趣诙谐的反衬,再加上两个人物在船上颠菠的舞蹈化动作,构成了美妙无比的艺术境界,中国戏曲抒情写意的特性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正是它所给予人们的那种独特而又醇厚的艺术感受,几百年来令人们击节赞赏,沉醉不已。且看《追别》中妙常唱的一只[红衲袄]曲:
        奴好似江上芙蓉独自开,只 落得冷凄凄飘泊轻盈态。恨当初与他曾结鸳鸯带,到如今怎生分开鸾凤钗。别时节羞答答,怕人瞧,头怎抬。到如今、闷昏昏,独自个耽着害。爱杀我、一对对鸳鸯波上也;羞杀我、哭啼啼今霄独自捱。
        潘必正在船上则是“伤心怕向蓬窗见也,堆积着相思两岸山”。《追别》的曲词吸取了前代名剧摹写离别的许多长处,以实景实情出之,情景交融,为演员的创造性表演留下了广阔的天地。妙常追上必正后,生、旦交替互唱,曲词更是写得意切情真,相当感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眉批谓其“表现了南曲作家的特殊成就”,是颇有见地的。正是在类似出目中,如《幽情》、《寄弄》、《词媾》、《姑阻》、《追别》等等,高濂的独特成就,使得《玉簪记》赢得了观众,遂使剧作得以广泛流传。
        说起来,明清曲论家对《玉簪记》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如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将其列入能品(六品级中的第五品),吕天成《曲品》将高濂列入“中之下”(九品级中的第六品),甚至还要;加上一句:“纰缪甚矣。”凌蒙初也不满意高作,他彻底改写,成为《衫襟记》(见《南音三籁》)。清李渔论曰:“如《玉簪记》之陈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禅堂打坐’,其曲云‘从今孽债染缁衣’。‘禅堂’、‘缁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闲情偶寄》)吴瞿安先生评曰:“记中《寄弄》、《耽思》诸折,文采固自可观,而律以韵律,则不可为训。”并认为张于湖“不该围棋桃思,先作轻薄语,况于湖为外色乎?”“其中情节颇有可议者”。
        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究竟怎样评价《玉簪记》?怕是要多作些具体分析,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我们高度评价它的某些场子,特别是从演出排场和描写细致生动两个方面来加以肯定,这都是有根据的,它的一些折子所以能得以久演不衰,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然而,通观全剧,它的确有不少败笔和疏漏,除了前人指出的之外,剧中插入王公子觊觎妙常,百般纠缠一线戏就属赘笔,它使全剧情节分散、枝蔓,且格调不高,故在后世演出中被自然淘汰了。高濂大约从传奇须铺排曲折的角度考虑问题,事实上这是传奇通弊。李渔说《西厢记》“通本不懈”,指的是《王西厢》,观李日华《南西厢》情况就不同了。高濂跳不出一时风气的套路,使作品多有缺撼。
        总之,陈妙常与潘必正的恋爱故事,从《古今女史》一则简短记载,而为小说,而为杂剧(关汉卿也写过一本《萱草堂玉簪记》杂剧,今仅存目。见《录鬼簿》),而为传奇,故事情节不断丰富发展,人物形象也趋于完整、丰满。在说唱文学中,有《潘必正寻姑》弹词,见于郑振铎《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它在民间的流传,在各地方中的搬演,更是相当普遍。如一九八六年在山西发现的明代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薄四十曲宫调》,其中便列有《偷诗》、《姑阻佳期》和《秋江送行》。《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中所载剧目,乃是常演剧目,或者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剧目。又如在明末拟话本小说《欢喜冤家》中,有一篇《黄焕之慕色受官刑》,写黄焕之与女尼相恋事,小说的结尾处说到:“好事者作《金簪传奇》行于世,予今录之,与《玉簪记》并传,可为双美乎。”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陈、潘恋爱故事的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