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玉观音》是宋元明清时期相当流行的一个爱情故事。《京本通俗小说》集即收录了这个故事,明时冯梦龙编《警世通言》小说集时,也收入这个故事,更名为《崔待诏生死冤家》,题下注曰:“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明人晃瑮《宝文堂书目》著录此故事则题作《玉观音》。到清代,这则故事仍在民间流行,近代缪荃孙又将此故事刊入他的《烟画东堂小品》中。这个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公元1131—1162年)时,具体一点说,是在南宋名将韩世忠官封咸安邵王(公元1143年)、三镇(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公元1147年)以后,和他去逝(公元1151年)以前这一段时间。时至今日,八百馀年来,这个故事仍然不失其光彩,一再被翻刻,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故事的女主人公是杭州一家裱褙铺璩工匠的女儿,名唤秀秀。这个生长在市并手工艺人家庭的女孩儿有一手刺绣的绝艺。她的绣工“斜枝嫩叶包开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蝶乱蜂狂。”但是她长到一十八岁,却因家境贫寒,无钱出嫁,只能被献与官府去做奴仆。
        故事的男主人公是升州建康府(今南京市)人,是一个碾玉匠人,名叫崔宁。他二十五岁时已在咸安郡王韩世忠府内供事多年,实则也是王府服役之人。
        发生在秀秀和崔宁之间的爱情婚姻故事,是最早形诸文字的中国城市下层市民的故事之一。这个故事最早用文学形式反映了下层市民的生活理想和愿望,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观和爱情观。这个故事与以前唐代传奇所写的男女爱情故事,在内容上、情调上、志趣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自有其独特的思想光辉和艺术价值。唐传奇也曾写到市井中的妓女和侠客,但这些人并不是真正靠出卖自己劳动力和劳动技艺谋生的人,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婚姻,往往和贵族公子、官宦人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碾玉观音》则是纯叙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间的爱情。以故事的形式描写这类内容,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市井下层劳动者做为故事的主人公,这也是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人物形象。
        秀秀与崔宁之间的爱情故事,其明显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双方爱情的基础是坚实的,他们爱对方能自食其力,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和技艺。秀秀与崔宁之间的爱情不是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不是花前月下、联诗听琴文人式的爱情,也不是牛郎织女、男耕女织农家式的爱情,这是城市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的爱情。秀秀爱崔宁不是因为崔宁满腹诗书经纶,或一表人才,将来以可飞黄腾达为官为宦;也不是因为崔宁家有万贯、有钱有势,或门第高贵;也不看他是否能耕会种;她看重的就是崔宁有一手好技艺。小说写道:咸安郡王叫人去府库里寻出一块透明的羊脂美玉来,即时叫将门下碾玉待诏道:“这块玉堪做甚么?”有人回答可做一副劝杯,有人回答可做一个摩侯罗儿,这时崔宁对着郡王道:“告恩王,这块玉上尖下圆,甚是不好,只好碾一个南海观音。”不过两个月,将玉碾成,郡王即时写表进上御前,博得皇帝龙颜大喜。崔宁因此大得邵王赏识。从此也在秀秀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崔宁爱秀秀并不是因为秀秀是什么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也不是因为秀秀有什么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更不是因为秀秀体态风骚,有什么能歌善舞之才。他看重的也是秀秀有一手高明的绣技。小说写道:“不则一日,朝延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当时秀秀依样绣出一件来。郡王看了欢喜道:‘主上赐与我团花战袍,却寻什么奇巧的物事献于官家?’”则崔宁碾玉观音的制作即由秀秀仿绣团花战袍引来。一个为刺绣高手,一个为碾玉巧匠,正因如此满府里人都赞扬喝采,说他们两人是“好对夫妻!”在他们婚姻没有成就以前,小说写他们一个“痴心”,一个“指望”,他们都在盼望着有一天能够结合,共建家庭,共同生活。
        2.双方爱情的基调是刚健明快的。秀秀与崔宁的爱情没有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不具有阴柔之美,但是他们坦诚爽直火热的爱情却具有阳刚之美。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没有什么礼教关防,正因为他们无所畏惧,无忧无虑,爱情的火焰很容易就把他们熔合在一起。他们的结合没有才子佳人那么多诗情画意的前奏曲,他们讲究的是实际,面对的是现实,他们的结合干脆明快俐落!小说写道因大火延连王府,在一片混乱中,秀秀与崔宁两人相遇,一起逃出王府。此时秀秀爽快地对崔宁说:“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这种明快坦直的言语,是千金小姐说不出口的。崔宁则心计更深,回答说:“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防,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一个手工艺人的精细、远虑与志诚坦露无遗。秀秀则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秀秀和崔宁的结合,就是如此痛快了捷,这种爱情的结合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是极少见的。
        3.秀秀和崔宁的爱情婚姻全过程,展现了市民阶层要求人身自出和家庭幸福的民主思想的萌芽,秀秀和崔宁结合之后远奔他乡,这不是一般的爱情私奔,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所反映的为了反抗封建礼教或家长专制、买办婚姻。他们之所以逃奔,乃是为了挣脱套在他们身上的封建的人身奴役的枷锁。马克思曾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1页《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秀秀和崔宁都是郡王府中的工役,邵王不仅占有他们全部劳动成果,而且还剥夺了他们全部的人身自由。秀秀与崔宁的奔逃,乃是争取自由,向往自由的抗争。这两个人竟敢无视郡王的权威私自奔逃,使郡王怒不可遏。正因为封建君主制给了郡王掌握府内众人命运的权力,所以他竟能派人把逃到很远地方的秀秀和崔宁捉回。说道:“耐这两个畜生逃走,今日提将来,我恼了,如何不凯(砍杀)?”在郡王眼里,秀秀、崔宁并没有做人的权利,是和畜生同等的,他竟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砍杀能要人的命,却砍杀不掉人的信念和意志。《碾玉观音》下半篇故事着重写了秀秀被杀以后,做为鬼魂依然忠于崔宁,热恋崔宁,要和崔宁顽强地再建和睦恩爱的家庭,不屈不挠地追求他们理想的,自食其力的、自由的幸福生活。小说写道:“崔宁两口在建康居住,既是问断了,如今也不怕人撞见。”秀秀和父母三鬼魂竟和崔宁在一起和睦相处,靠劳动技艺生活,一则反映了秀秀对自由、美好家庭生活的追求至死不渝,一则说明这种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却不能得到,只有做了鬼才如愿以偿,小说的立意是十分深刻的。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更深一层地揭示出,连这种人鬼和谐的自由生活,在那个时代也不被允许。郡王——封建势力的魔爪进一步仲向这个家庭,对其生活进行破坏,对秀秀和崔宁进行迫害,秀秀绝望了,她不得不向崔宁揭明自己鬼魂的身份:“我因为你,吃郡王打死了……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他双手揪住崔宁,一起离开了人间阳世。阳间人世社会不允许他们有自由、有幸福,连一人一鬼的自由幸福家庭也不允许存在,秀秀只好拉住自己的情人,双双奔赴阴间去建构他们脱离黑暗现世的自由家庭了。故事的结局令人毛骨悚然,疼彻肺腑。秀秀与崔宁的爱情悲剧,其震憾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它使人对封建现实社会的合理性产生了永久的疑问。
        《碾玉观音》是宋代产生的爱情故事中思想和艺术成就最优秀的代表作。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是其长期流传的原因之一。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其千百年来为人喜爱的又一原因。
        秀秀和崔宁都不甘终身为奴,不甘忍受王府的奴役,他们冒着被抓捕回来处死的生命危险,双双远走高飞,以逃奴的身份去争取自由幸福的家庭生活。勇于反抗,勇于斗争是秀秀和崔宁共有的品格。但是两人又各有各的个性。秀秀在王府为奴时间较短,比较天真,她不满王府的拘役生活,渴望自由、爱情、幸福。她把崔宁看做自己忠诚的伴侣。遇到难得的机会,这种渴望和热情就无遮拦地统统爆发出来。火辣辣地主动表白,超乎常情地采取行动,涉进不深,泼辣大胆、情感强烈,这种个性在她变为鬼魂后更加突出。坚定如一、执着追求,对郭排军的报复和对郡王爷的戏弄又表现了她的嫉恶如仇和对压迫奴役的猛烈反抗。崔宁则由于在王府服役时间较长,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压迫感受更深,所以他的情感更为深沉,思虑更为周密。他清楚地知道同秀秀结合的后果和危险,但他毅然接受了秀秀的情爱,向封建的人身奴役和压迫发出了反抗的怒吼:“今夜就走开去”的言语和行动,说明他的反抗和斗争比秀秀更有策略。从信州到潭州,他一再寻求安全的谋生之地,说明他的谨慎小心。挂牌卖技,以劳动谋生,说明他的朴实和对秀秀爱情的忠诚。秀秀做为鬼魂追随于他,又搬来父母和他同住,他毫无怀疑,说明他的憨厚。总之秀秀和崔宁都是性格十分鲜明的人物形象。
        《碾玉观音》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咸安郡王韩世忠。在小说中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专横残暴、维护人身奴役和压迫的统治者的代表形象,他是破坏秀秀、崔宁美好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罪魁祸首,他是杀害秀秀的凶狠的刽子手。小说写他抓回秀秀、崔宁以后:“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刀名),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剥地响”,这纯是一个杀人魔王的写照。韩世忠,史有其人《宋史》卷三六四有传。其人虽曾镇压过方腊起义,但他又英勇抗击过金兵入侵,历来被称为爱国名将;其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兵的事迹,向来被传为佳话。小说、戏曲多有描述。史书称韩世忠“憨直勇改”。晚年因受投降派打击而“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碾玉观音》大概是以其晚年生活的逸事为根据编写的。在民族斗争中韩世忠是一个爱国名将,但在阶级斗争中他的立足点仍在封建王朝一边。做为封建王朝的忠臣是无疑的,他镇压了方腊起义,追杀逃亡的家奴也是极其可能的,小说正是从当时市井下层民众的眼里,而不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韩世忠生活和性格的另一侧面进行了描写。但是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碾玉观音》中的韩世忠不能当作史书中的韩世忠。小说中的韩世忠首先是文学形象,和生活中的韩世忠不是一回事。这正如小说戏曲中的曹操、蔡伯喈和史书中的人物记述不能等同看待一样。《碾玉观音》是把韩世忠做为维护封建家法统治的恶煞神来塑造的,正因为这个形象的塑造成功,才使秀秀、崔宁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使其超过了一般爱情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
        关于韩世忠形象的塑造,胡士莹曾以俞樾《茶香室续钞·吕小小》条引宋胡舜中《己酉避难录》及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引宋王明清《挥麈三录》两条材料为据说:“观此,知韩世忠是一个好色的武夫,话本中写他强夺民间妇女(指《碾玉观音》所写强买秀秀为奴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话本小说概论》上册第201页)胡舜申、王明清所记皆为韩世忠纳妓之逸事,胡士莹先生所论不无道理。但小说创作往往并不只取某一人、某一家事记实或敷衍,往往要进行多种综合或取舍,然后进行再创作。孙楷第曾在《小说旁证》一文指出《碾玉观音》乃与元无名氏《异闻总录》卷一所载郭银匠的故事为同一事衍化而来。胡士莹先生不大同意此说,但赵景深、谭正壁诸先生却对孙楷第之论认同。(见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警世通言>的来源和影响》及谭正壁《三言两拍资料》上册第258页)我以为胡士莹先生拘泥《碾玉观音》只取韩世忠逸事写成之论过于拘泥、倒是孙楷第先生之说更接近小说创作的规律。
        《异闻总录》所记郭银匠的故事,简略梗概为:宋代袁州(今江西宜春)郭银匠,单身未婚,一女商贩常到郭处买卖钗环之类。一夕女商之女奔银匠旁,言其久慕银匠,愿为其妻。她伪死从棺中逃出来投。郭银匠乃匿之密室。月馀,女商又至郭处,郭不在家,女商入室发现其女儿殓葬之鞋。就取鞋呼告邻里,言郭银匠盗其女墓。郭回家,邻里以女商来事告之。郭惧。女却说:其母突至,仓促藏身,忘收履。我暂躲避一时,就走了。郭银匠遂也逃亡潭州。行出十数里,女追上同行。至潭州久之,银匠财尽。女乃以卖唱获资。一年多后忽有一道人指出女为鬼。郭银匠到东岳庙祝告,女乃以僵尸仆地。
        这个故事与《碾玉观音》下半部情节颇有相似:人鬼相爱,鬼追人行,共同生活,为人看破而分离等。人物也都是市井中人。应该把郭银匠的故事和崔宁碾玉匠的故事看做一个故事系列中的两个分支。由于《碾玉观音》这个分支发展得充分,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明,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复杂,其社会意义更加重大,所以这一支流传更广、终于使其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爱情故事。相比郭银匠的故事,除了小说家、研究家们注意以外就少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