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世纪,刘宋宗室刘义庆在他的佚事小说《世说新语·假谲》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 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百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曰:“已觅得婚处,门第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即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
        这件事是否真实,历来多有持怀疑态度者。为此书作注的刘孝标即认为:“按《温氏谱》,‘峤初取李恒女,中取琅 王诩女,后取庐江何邃女。’都不闻取刘氏,便为虚谬。”作为历史,这也许是传闻失实、子虚乌有之事。但作为一则小故事,它的某些特色却吸引了后代的一些文人墨客的兴趣。这些特色主要有:一、它在历史上最早提到以一实物玉镜台馆合了一对姻缘,为后世才子佳人私相传递,以作定情之物提供了先例。二、这里还提出了中年人丧妻续弦、因而不敢自媒的困扰。三、温峤求婚带有某种喜剧色彩:名为作冰,实乃自荐;似为冒名骗娶,可又不伤大雅,因而给后人留下不少可供想象的余地。初唐诗人张紘在《行路难》诗中写道:“君不见温家玉镜台,提携抱握九重来。君不见相如绿绮琴,一抚一柏凤凰音。人生意气须及早,莫负当年行乐心。”诗中将温峤求偶之玉镜台与司马相如求凰之绿绮琴相并列,以表达早求佳偶、莫负及时行乐之意。晚唐诗人李商隐《中元作》有句云:“举权虽得全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上句写仙女绿萼华曾赠羊权全玉条脱(即腕钏)各一,暗指所咏之人实有所欢;下句借温峤事,喻终无下嫁。可见这些诗人笔下的“玉镜台”,仅仅用作求偶的符号来使用。这则故事的深刻内涵终于得到发掘,那应该是戏曲诞生以后的事。
        宋元南戏戏文中有《温太真》一本,见《九宫正始》。唯剧本已佚,仅存少量残曲。大约是首场有结句云:“离合悲欢天自管。”似为温峤自诉妻丧后无可奈何之心情。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有《温太真玉镜台》有中华书局版《元曲选》本一剧,是对这一故事进行全面加工、深化、再创作了写成的一部著名杂剧,为我们再现了一部由于中年丧妻、中馈乏人,故追求、媒娶年轻少女,但因年龄差异而带来夫妻不合谐,造成种种困扰,以及最终获得解决的喜剧。
        杂剧中的温峤是个翰林学士,他声名显赫,踌躇满志,满口夸耀:“我正行功名运,我正在富贵乡。俺家声先世无诽谤,俺书香今世无虚诳,俺功名奕世无谦让。遮莫是帽檐相接御楼前,靴踪不离全阶上。”他内心唯一的苦恼和不满是家室尚虚,中馈无人。他满腹愁绪地诉说道:
        不枉了开着全屋,空着画 堂,酒醒梦觉无情况,好天良夜成疏旷,临风对月空惆怅。怎能够可情人消受锦幄凤凰衾,把愁怀都打撇在玉枕鸳鸯帐。([寄生草么篇])
        这应该是中年丧妻所带来的愁苦,尽管这一点剧中并没有明确交代。因此,当其从姑刘氏请他教十八岁女儿刘倩英弹琴写字时,他初见到那“消人魂魄”的美貌,不禁一见倾心,赞扬“是好一个女子也啊!”并随即陷入了刻骨相思之中。表示“若还来此相亲傍,怕不就形消骨化,命丧身亡”。当刘氏要倩英拜见哥哥时,他离椅站立,欠身还礼;刘氏又要倩英以师生之礼拜见,温峤又身半坐,不敢受礼。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持一种可以发展为婚姻关系的平等身份。温峤手把手教她写字时,趁机捻了她手腕一把,这也不是单纯的调戏,更主要的是传递出一个爱情的信息,但想不到却遭到刘倩英的严辞指斥。温峤想追求刘倩英,但又无法可想、无计可施之时,正好刘氏郑重其事地一心托他为女儿倩英“保一门亲事”。温峤正中下怀,暗地有自婚之意;但限于姑表之亲,有所不便,于是就托辞说:“翰林院有个学士……年纪和温峤不多争,和温峤一样身形。据文学比温峤更聪明,温峤怎及他豪英!”在得到刘氏同意之后,他随即送上玉镜台一枚“权为定物”,并强调:“但得人心至诚,也不须礼物丰盈。”
        及至结婚行礼之后,刘倩英发现新郎正是温峤,不禁勃然大怒:“这老子好是无礼也!”并表示:“兀那老子,若近前来,我抓了你那脸,教他外边去!”坚持拒不就亲。不管温峤如何做小伏低,低声下气,苦苦哀求,甚至在媒婆前下跪,求她帮忙说和,但都无效果。以至婚后两月,未能同房,倩英没叫过他一声丈夫,始终不肯承认这椿婚事。京城王府尹知道此事,奏过皇帝,特地设下一个水墨宴,又名鸳鸯会,教他们夫妻和会。席间,命温峤吟诗作赋:有诗的,金钟饮酒,夫人插金凤钗,搽官定粉;无诗的,瓦盆饮水,夫人头戴草花,墨污面皮,以为羞辱。刘倩英感到害怕,才再三央求温峤写诗。温峤虽才高八斗,学贯珠玑,但却有意俄延,拿腔做势。直到刘倩英正式唤他声丈夫,答应随顺之后,才即席吟诗曰:“不分君恩重,能怜玉镜台;花从仙禁出,酒自御厨来。设席劳京尹,题诗属上才。遂合鱼共水,由此得合谐。”这一对夫妻经此曲折,才真正成为连理。温峤得意地唱道:“从此姻缘注定姻缘簿,相思还彻相思苦。剩道连理情浓,于飞愿足。可怜你窈窕巫娥,不负了多情宋玉。”全剧在欢乐中结束。
        对于这部喜剧的实质,历来多有不同看法。否定者或认为它“替老夫少妻不合理婚姻辩护”,或把它归结为:对士大夫风流韵事很欣赏”。这些理解其实并不符合剧本实际。温峤固然长于刘倩英,但年龄相差并不像人们理解的那么大。剧中多处强调“我老则老争多的几岁”,“也只差了这一分年纪”,“又不是年近桑榆”。既然历史上的温峤死时也才止四十二岁,那末根据历史人物的塑造的温峤形象此时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他仅仅是中年续弦,还算不得“老夫少妻”。而这一点年龄上的缺陷,还可以从才能和感情上取得补偿。譬如温峤是个翰林学士;但剧本始终强调的都是他的才华而不是官位。他与刘倩英的结合,符合郎才女貌的封建婚姻标准。水墨宴上即席赋诗,温峤正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而不是权势,才赢得刘倩英的回心转意。至于温峤对刘倩英感情的诚笃、爱恋之专一,这乃是剧本肯定并赞美这对婚姻的主要理由。温峤再三申明:“你若别寻个年少轻狂婿,恐不似我这般敬重你。”并发誓决不喜新厌旧,不另娶“两妇三妻”,“便有那瑶池仙子无心觑,月殿嫦娥懒去窥”。故而在倩英拒不成亲之时,他只是一味地做小伏低,委曲求全,耐心说服,长期等待,而决不以势压人,强迫就范,并不想采用“夫为妻纲”的合法权威。而是把矛盾的解决,完全寄托在对方心甘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夫妻间的平等相待,尊重对方以解决矛盾的做法和态度,在当时应该是难能可贵的,根本扯不上什么“风流韵事”。
        刘倩英之所以不肯随顺,主要还是过于看重对方外表的年轻风流,在较少考虑内心的至诚专一。温峤反复劝告她不要“少年心想念着风流配”。因为,这种重外表不重内心的择偶标准,会忽视对方品质,以致于“还不到一年半载,他可早两妇三妻”。社会上大量的情况都是这样:“论长安富贵家,怕青春子弟稀;有多少千金娇艳为妻室。这厮每黄昏鸾凤成双宿,请早鸳鸯各自飞,那里有半点儿真实意?把你似粪堆般看待,泥土般抛掷。”温峤所揭露的这些现象,在上层社会无疑是相当普遍的。除此之外,我们民族习惯心理上初嫁闺女不愿为人填房的习俗,也许应该是造成刘倩英对这椿婚事带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的心理因素。不过,这一点剧本并没有充分展开。
        这对婚姻从矛盾、抵触、反抗到终于和好的曲折过程及其一系列喜剧冲突,引起了后代作家,特别是明清传奇作家的极大兴趣。以这一故事为主要题材的传奇,仅明代就有朱鼎的《玉镜台记》清远堂的《玉镜台》、孙××的《玉镜台》,以及范文若的《花筵赚》。但今存者仅朱本及范本,余皆佚。而仅存的两种传奇都对关汉卿的杂剧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不单把关汉卿四折短剧扩充为近三四十出的大型戏曲;更主要的是从整个剧本的思想、主题、情节、关目诸方面进行了重新构思和彻底改造,使之与杂剧面目全然不同。而这种改造又体现了后戏曲作家不同的时代风格和艺术趣味。
        朱鼎系明万历间人,他的《玉镜台记》有(《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本)共四十出。但写温、刘婚事只有探姑、议婚、下镜、成婚等短短的四出,其内容远较关汉卿杂剧为少。剧本不但删去了拜师学字这一情节,又极大地压缩了冒名求婚这一关目。让温峤在说明他所保亲之人“门第才望,不减小生”之后,在送来玉镜台作为聘礼之前,便主动承认所保之人“便是温峤”。因而使得原来在温峤与倩英(此剧改名为刘润玉)之间,由子年龄差异、择偶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对立和冲突,整个儿被瓦解冰销,温峤与刘润玉,无论在成婚前后,始终都相处得非常和谐,不存在任何矛盾。为了突出泻染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剧本强调温峤乃是一个“青年才子”,“有宋玉之才、潘安之貌”,以便使这一对本来属于并非十全十美的有争议的婚姻,改造成为“天作之合、一双两好”、“佳人才子两相宜”,“莫说小姐喜欢,众梅香皆喜欢”的完全符合封建主义的理想婚姻。剧本之所以要把温、刘婚姻理想化,其目的正是为了把温峤一生理想化,把他塑造为一个封建社会中少见的文武全才,而又家室幸福的完人。在剧本中,理想婚姻乃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接下的三十多出,基本上游离于温、刘婚姻之外,主要叙述温峤一生的文事武功,特别是他在御外侮、平内乱中的赫赫战绩。这部分内容多本史传,间或也采用一些民间传说。作者把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小故事,如新亭对泣、闻鸡起舞、绝裾辞母、渡江击楫、燃犀照怪等等,全部都加以搜罗,并组织到这部庞大的剧本之中。当然,剧中也插入了几出如母妻思忆、闺思、寄书、得书等情节,以开展温峤家庭的叙写,使英雄事业与儿女私情构成为南戏双线发展的格局。剧本特别着重描写了王敦谋反时,派人拘捕温峤母妻借以瓦解温峤斗志,要挟温峤投降;但温峤及其母妻双方都以忠贞自励。其妻虽在狱中,仍托人带出玉镜台及书信,勉励温峤尽忠王室,勿以妻室为念。正是在这种朝延安危重于家室聚散、封建道德压倒儿女私情的观念指导下,温峤终于带兵平定了王敦之乱,最后也赢得了母子夫妻,满门欢聚团圆。
        范文若系明末人,他的《花筵赚》(有《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本)是二十九出。但其内容与朱剧、关剧均大异其趣。剧中温峤才二十过头,但须髯满面,其貌不扬。被其姑留住书馆,教其侄儿溜两诵读,而与其女碧玉小姐并未见面。温峤慕名而想见小姐一面,乃与其较年轻美貌之密反谢鲲化装为打花鼓的叫化,借机以观看小姐面容。小姐亦察知二人并非乞儿,特别垂意于谢鲲,彼此有情。谢鲲为小姐美貌所吸引,他又一个人独闯后园,躲在花丛中偷窥碧玉、被丫鬟芳姿发觉,他诡称自己就是温峤。芳姿告诉小姐,从此碧玉小姐愈加思恋温峤。一夕小姐与芳姿庭中赏月,碧玉乃赋情诗一首,并写在团扇之上;芳姿将团扇抛过隔墙书馆,为温峤所拾得,引起他的无限相思;但此扇又为谢鲲所窃得。谢鲲乃连夜跳墙。复冒充温峤,想以诗句为凭,欲调戏碧玉。碧玉已回转闺房,谢鲲却被温峤撞见,并加斥责,尔后又遭到院子等人责打。谢鲲一气之下,乃远走他乡,求取功名去了。这边芳姿也爱慕温峤,乃假扮小姐,走进书房,诵题扇之诗以诱峤。二人正打算互诉衷肠,正好碰上刘母来房,芳姿匆匆离去。刘母为其女托温峤代选一佳婿,温峤有自婚之意,但耽心自己面容不佳,乃托名谢鲲,并以玉镜台作为聘礼。正当婚事定下之时,王敦在武昌谋反,因慕温峤才名,派人将他劫走。王敦计划进攻金陵,为稳定温峤之心,又派人将碧玉母女及芳姿接来武昌。温峤才得以在军中与碧玉小姐举行婚礼。碧玉见新郎须髯满面,与原先思慕之人面貌不同,乃遣芳姿自代与温峤成婚。后来碧玉见温峤才气焕发,吐属不凡。才真正爱上了温峤。此时谢鲲已得功名,正领失前来,讨伐王敦。温峤乃与谢鲲里应外合,终于荡平王敦之乱。二人均立功高升,最后乃以芳姿嫁谢鲲为妾,双方均大欢喜云。
        玉镜台的故事,从关汉卿到朱鼎,再到范文若,可以说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关剧是喜剧,它突出了由于骗婚所形成的矛盾及其最后解决、两情融合的过程,其主旨在于说明一种有一定意义的择偶标准。朱剧则把冒名骗婚这一关目尽量缩小,使之无关宏旨,目的在于最大程度上压缩甚至取销其喜剧因素,以便把它改写成为一部比较严肃的正剧。剧本的内容重点在于突出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和宣扬封建道德观。而范文若的《范筵赚》则竭力突出骗婚这一关目,把本来属于一种灵机一动式的权宜之计,改写成处心积虑地对已经形成的误会的有意识的利用,以便把冒名骗婚的过程写得极其复杂和曲折,使之成为全剧的中心线索,从而扩大其喜剧因素。让温峤和谢鲲“两人摸来摸去,你装做我,我装做你”,凭空增添了许多冒认和误会所造成的噱头,近乎于所谓的闹剧。其创作意图,主要是为了表现文人在求偶问题上的风流自赏、逢场作戏的浪漫和放荡,以便塑造出两个流氓兼英雄的角色。但可惜的是,由于剧本格调不高,对于这两平叛的英雄,塑造得并不成功,倒是对这两个近乎小丑的调情手段,渲染得淋漓尽致。可见,对玉镜台这一题材的社会内容的阐述,关汉卿的杂剧应该是最为成功之作。朱剧与范剧,相对于关剧而言,都是一种倒退。不同的是:朱剧倒向了封建主义一边;而范剧则滑进了歌颂文人风流韵事、庸俗闹剧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