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文《桃花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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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文《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 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 “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据四部丛刊影印宋本《陶渊明集》)

《桃花源记并诗》是作者老年的作品,摹写出一个人们肆力农耕、没有王税、富足和乐、风俗淳厚的理想社会。这是作者政治理想和社会观的集中表现,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对当时的社会有着对照作用和批判意义。

作者有这奇想就写出异境,历来研究者,或指为取自民间传说, 因当时已有刘子骥(名麟之)游仙之类的传说: “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至名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囷,一囷开,一囷闭,或说囷中皆仙方秘药,麟之欲更寻索,终不能知。”(《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本文的结尾提到“南阳刘子骥”,因此作者也可能是取材于同类传说。或者认为是西晋之末,中原丧乱,人民屯聚堡坞,据险自守,自成区落这一历史现实的反映。这都具有一定理由。但更主要的却应是作者长期生活在战乱频仍、赋役苛繁、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中世纪农村中,深遭苦难,向往着美好“乐土”,因而酝酿设想而写成了本文的。

东晋末叶,是个朝政昏暗、社会混乱、灾祸连年的时代。据《通鉴·晋纪》载: 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毒赋年滋,愁民岁广”。当时名臣范宁曾上书指出:“厝火积薪,不足喻也。”《晋书·刘毅传》也载有刘毅曾上表指出:“江州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这就促使身历其境的作者驰骋想象,编织一个理象社会,像白日梦者一样把现实社会一切不平、黑暗和苦难全都清晰地演化成相反的模样,令人神往。弗洛伊德说:“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作家与白日梦》)作者以衰暮之年,就是为了“校正”现实给人们设想、描画出一幅理想国的蓝图的。用心良苦,深可感人。

藉以“校正”并批判晋宋间现实社会的“桃花源”里的种种,作者多采自古代典籍,如《礼记 · 礼运》篇所宣扬的大同之世,《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阮籍《大人先生传》中提及的“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言论以及鲍敬言《无君论》里“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而下民贫”的思想等,都给作者在设想他的理想社会时以启发,并提供“资料”。

文章突出桃源中人的祖先是避秦乱而来,“此中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显有借讽当时的含意;对桃源的歌颂赞赏,更起着反衬现实社会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文章的特点,首先是设想既奇,又记奇幻如实境。文中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又明确记写时、地以及人物的形象、话语,写境真切如画,写人神态毕现。又写及“好游于山泽”的历史人物刘子骥(见《晋书·隐逸传》),愈增加可信性。其次是叙写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就如渔人从“忽逢桃花林”到“豁然开朗”进入异境,凡经四个转折,逐层递进,不落平板。又参以景物描写,更发人兴会。再则,运用语言文字从事叙写,和他的诗一样有着平易朴素、冲淡自然的特点; 信笔挥写,若不经意,而自富动人之致。他是东晋在王羲之之后仅有的纯净散文作家,本篇可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