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诗《咏史(其三·其四·其五·其六)》

其 三</p>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 比之犹浮云。

其 四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其 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照神州。列宅紫官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其 六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左思上承建安风骨，在举世诗风渐次披靡的情况下，他的诗歌闪烁着一片向往与坚持独立人格的光彩，照耀着当时诗格趋下的诗坛。他风力充蕴、胸襟旷迈豪放、笔力雄健的诗歌，不仅为他自己赢得了“左思风力”的美誉，而且对于太康诗歌也因此多了一支亢亮的歌声。

左思诗大致涉及相互关联的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一定程度上觉醒了的个性意识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特别是对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追求;二是自东汉以来大族势力的滋长所导致的晋代士族的统治; 三是寒士蹇碍困顿的遭遇及其激愤的情怀。

丰富地展示了左思个性心灵世界的《咏史》八首，也包括了这三方面的内容。其三至其六共四首，充分表现了第一、第三方面的内容。

第三首前四句分别写段干木于魏、鲁仲连于赵的大功。后四句赞颂鲁仲连“功成耻受赏”的品格。段干木是战国时魏国贤者，隐居穷巷，不愿为官。魏文侯尊之为师。秦王欲攻魏，秦臣司马唐谏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 ”秦王以为然，遂罢攻魏之举。鲁仲连，战国时齐国贤者，亦不愿为官。赵孝成王时秦派大将白起率军围赵，魏王派辛垣衍劝赵尊秦昭王为帝，以退秦兵。时鲁仲连适游赵，知道此事后舌战辛垣衍，使赵人放弃了帝秦之策，准备死战。秦闻之，退兵五十里。继而援赵军至，秦军遂撤。赵国当政者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又赏之千金，鲁云：“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不受而去。“临组”二句，言不肯为官，不愿受封。“连玺”二句，言鲁仲连轻爵禄。后鲁仲连又有大功于齐，齐欲封之，竟逃海上。“浮云”，喻不值得关心之物。《论语·述而》：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左思同建安诗人一样，有着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着意于建功立业，是建安文人人生理想的核心，也是建安风骨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正是在这一点上，左思“风力”乃上承“建安风骨”。然而建安文人功业心虽强，却没有表示过功成身退之想。此诗写左思对鲁仲连的景慕，表现了他对建功立业后归隐的向往。

诗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左思所理想的人格。这种理想人格首先的一个要点，便是具有独立性。“当世贵不羁”就是说的这种独立性。

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中，人们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权势逼迫人屈服，财富诱惑人屈服，社会之网一重重地笼罩着每一个人，人们极易在其中丧失掉自我。完全摆脱社会之网的笼罩，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住自我，这倒是可能做到的。而要做到如此，绝对需要的是对世俗观念的鄙弃。这种鄙弃，在时人眼目中往往会被横加上种种非议以至罪名，而在其本人则为不受羁绊于时俗之中。左思当然不可能认识个人在社会压制中会丧失自我的问题，然而“当世贵不羁”所表达的，恰恰正是一种朴素的自发的对于独立人格的追求。

左思理想人格的第二个要点，便是“遭难能解纷”。这既需要对社会问题的热情关注，又需要有卓异的才能。

人虽然要摆脱社会对于自己的压迫，但人们离不开这个社会。人的各种需要，归根到底还是要在社会中得到满足。人们自然还是要关注这个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强调个人对于家庭、宗族和社会的责任，虽然在这种强调中往往把个人变成了实现家庭、宗族和社会某种目的的工具，但其关注社会的用世精神无疑有其积极的意义。

“家世儒学”(《晋书》本传)的左思，处在一种被压制的地位上，自发地向往于一种独立的人格，但他仍然禀承着儒家的用世精神。不过这种用世不是从事于琐屑的社会事务，而是建立一种解世之大难的功业，像段干木那样偃息而藩魏君，像鲁仲连那样以谈笑舌辩而使秦退兵，便是太冲所在企慕的功业。段干木藉其德行，鲁仲连则凭其胆识与才智，二者之中左思更向往于后者。这种建立盖世功业的向往，乃是一种实现个人价值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实质，就是要使个人的德行、胆识与才智为社会所承认。

既要求自我人格的独立性，又向往于通过社会以实现自我的价值，也就是说要求一定程度上摆脱世俗社会，然而又要求着世俗社会对自己的承认。在这两个有着相当程度矛盾的要求之中，正是潜存着左思日后“良图”幻灭的悲剧。

左思理想人格的第三个要点，便是“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正是这种功成而耻于受赏的卓异高节，方才映衬出其解纷于世目的之高尚。左思理想人格“功成耻受赏”这一点，对前两个要点来说是一个保证性条件。没有这一点，则遭难解纷所实现的就不是个人对于社会价值，而是一种个人对于权势财产的交易。如此，人格的独立性也即随之丧失了，才能再高，也还是在世网之中迷失了自我。

我们可以看到左思理想人格的这三个要点，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虽然我们不能不应该说，左思对这三个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具有深刻的理性认识，他的理想人格观念，乃是一种朴素的自发的向往。然而上述三个要素在这首诗中毕竟是以一种十分清晰而又相互关联的面貌出现的，这不能不说是个性意识有了一定程度成熟的反映。

左思向往鲁仲连的为人行事，却生活在一个和战国完全不同的时代。高士以排难解纷立功，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建功立业，需要有一定的权势。自东汉以来大族势力的滋长，导致了晋代的士族统治。像左思这样出身寒酸的知识分子，是很难有建功立业机会的。于是，他便着意于在文化事业上有所成就。这也是与他保持人格独立的思想相一致的。“济济京城内”即抒写这种寂寞中的追求。

诗前八句写赫赫王侯。“济济”，美盛貌。“赫赫”，显耀之状。此二句写京城内王侯第宅之盛。“冠盖”，冠冕、车盖，都是贵人舆服。“术”，路。“朱轮”，赤色车轮。汉列侯二千石以上官所乘车为朱轮。“竟”，遍。“长衢”，大道。“金张”，金日磾和张安世，皆汉宣帝时权贵。“许史”，汉宣帝时外戚。汉宣帝许皇后父、叔俱封侯，宣帝祖母史良娣娘家侄儿三人封侯。“金张”、“许史”泛指权贵外戚。此四句写显要们相互攀附奔走。“钟磬”、“笙竽”，皆指乐器。此二句写他们的享乐生活。以上诗的前半首，用叠词“济济”、“赫赫”，以及“朝”与“暮”、“南邻”与“北里”对举的手法夸张渲染王侯贵族豪华生活场景，他们在尽情地享受着现世的尊荣和淫乐。下半首写“寂寂扬子”。扬雄的门外没有达官贵人的车马。室内，他孜孜于文化事业。“宇”，屋。“玄虚”，扬雄著《太玄经》十卷谈玄理。玄理虚而无形，故称玄虚。扬雄又仿《论语》作《法言》十三卷，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作《甘泉》、《长扬》、《羽猎》、《河东》等赋。“宣尼”，汉平帝时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末二句写扬雄身后英名在广阔的时空中流传。“悠悠”，长也。“擅”，专。“八区”，八方。扬雄在寥寥空宇之中没有王侯贵族的现世享乐，然而，他在文化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悠悠百代之后。现时的赫赫王侯灰飞烟灭，而寂寂扬子之英名则妙擅于八区。赫赫王侯，寂寂扬子，生前身后，强烈的对照映衬使主题更加鲜明。

左思在扬雄身上微妙地寄托着自我安慰。虽然他不像扬雄那样敢于仿孔子而为论，但在文学上倒也是同样以司马相如为标式的，故自己当亦如扬雄之擅英名于后世。此中不正有着一种对自我才能的充分信心?不正有着一种对于现世那些纡青拖紫、朱丹其毂的权势者们的鄙薄?不正有着甘于寂寞、对独立人格的顽强坚持?在左思眼中，寥寥空宇之中乃发出辉耀八区百世之光彩，视今日追逐一时及身之荣乐者，何其卑卑也!

左思既不愿利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以求俯仰之荣华，也不想仿鲁仲连们解世之纷难以建立盖世功业。他明白前者之不可取，后者之不可能。他只是平实地想做一个“专意典籍”的文人，以文字传世的久远之求战胜咄嗟荣枯的现世富贵。显然豪情有了冷落，人生目标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但坚持个性独立不被污浊环境所同化，这仍然是左思立身行事的基点。

如果说潘岳、陆机在思想上从没有同当时的统治集团分离，而张协兄弟也仅仅是甘于恬退地从官场中抽身出来，其原因乃在于“见世方乱”而“无复进仕意”，那末在太康诗人中就惟有左思真正在思想上有着同当时上层统治集团一定程度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他坚持自我人格独立的必然结果。“皓天舒白日”就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

此诗前六句铺排京城宫室壮丽，王侯云集。“白日”、“灵景”，皆指日光。“紫宫”，即紫微星宫，此指帝王宫殿。“飞宇”，即飞檐，古代宫殿屋檐像飞翔着的鸟翼。“蔼蔼”，众多貌。后六句写自己耻于追求富贵者之列，抽身名利之场，隐居高蹈。“攀龙客”追随皇帝很想谋取富贵之人。“阊阖”，晋代洛阳城门。许由，尧时隐士。相传尧要传帝位于他，他逃至箕山，隐居躬耕。末二句在高岗上振衣以去掉灰尘，在长流中濯足以去掉污秽，意谓彻底清除在上流社会沾染的世俗尘污，以获得精神上的充分自由。

此诗中，诗人面对富丽堂皇的宫殿反问自己： “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这种反问，表明左思将自己置身于“攀龙客”之外了。似乎他自己也不懂得为什么忽然来到攀龙客所游之地的。在这种不懂得中正是有着一种此地无足可留的彻悟。因为此一彻悟，所以他那被遏而隐居的打算之中流贯着一股高扬的气势，他不是以一个仕途失败者的身份退了出去的。他明确地站在“攀龙客”之外的立场上，以千仞冈上的振衣、万里流中的濯足来傲视峨峨宫殿中的蔼蔼王侯。这种对权势和地位的傲视，正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

左思对自我人格独立性的追求，还在“荆轲饮燕市”一首中对贵者的极度轻蔑和对“贱者”的极度推崇中表现出来。这也同样表达了处在士族统治社会中的寒士心声。

《史记·刺客列传》云：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此诗前四句，就是写的这一片断。荆轲是一个隐于市井、漂游四方的侠士，他内心的激愤是很强烈的。酒酣之后，心中一股抑郁不平的英雄之气更为激昂。或歌和之以相娱乐，或相对哭泣以相分痛，直视其旁为无人矣。这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哀和意气的感荡，十分符合左思傲岸权贵的心理，故撮写之以为此诗之开头。

从“虽无壮士节”以下，左思借荆轲事直抒胸怀，大音宏亮，亢节震世“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左思对于自我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在这六句中闪耀出最为耀眼的火花。贵者无非有现世之荣华耳，它无足道。时日迁移，世事反覆，贵何足恃哉! 浮云荣华，视之埃尘也，贱者无非乏及身之名位耳，然贱者亦自有业，拟论准之《过秦》，作赋式于《子虚》，百代以后大名耀于八区之中。在这种“贵者”视之轻、“贱者”视之重的价值的衡量之中，诗人唾弃了世俗的评价标准，卓然别立标尺。不是把自己同化在世俗之中，而是将自己分离于外。同化的结果，必然是自我个性和价值的沦没。惟有分离于世俗之外，才有个性的保持和自我价值的发现。没有个性，就没有自我的存在，惟有发现了自我的价值，才能找到自我生活的意义。

当然，左思这种重视个性独立的呼声，乃是遭受压抑的下层士人对门阀士族统治的一种抗议。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上来加以审视，则太冲所抒发的这种“贱者”自立自重的心理，对于压制个性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社会重于求同而不重于认异的传统心理，无疑在客观上亦有其一定的批判意义。

建功立业，功成不居; 致力典籍，名垂后世; 不干富贵，着意山林; 蔑视豪右，推崇寒人; 这是左思这几首《咏史》诗的主要内容。在当时高门大族竞尚富贵尊荣、蝇营狗苟、攀龙附凤、钻营名利者大有人在之世，这些诗无疑有着净化人们灵魂的作用。这也是钟嵘所称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诗品》)之处。

左思《咏史》立足于歌咏本人胸怀，驱遣古人古事，以抒一己之心曲。古人古事和诗人自己或当世之事的相通之处，是诗人构思设想的基点。在这个基点之上，诗人或对所咏古人古事作出独特的评论，鲜明地表现自己的观点，抒发对古代贤人的赞美之情; 如其三于段干木、鲁仲连，其四于扬雄即是。或干脆把咏史和写现实明显结合起来，甚至以写现实和写自己为主，将古人古事从历史的坐标上移到现实中，和诗人发生联系。如其五铺排宫殿辉煌、王侯蔼蔼之后，诗人决然“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诗人和许由就在同一时空了。与其说是咏史，倒不如说是感事述怀，用了许由的典故。或发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议论，内涵丰富，语言警策。如其三之“当世贵不羁”，其六之“高眄邈四海”以下六句，这些都是诗人从历史和现实，特别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精彩议论，只是借咏史而发。所有这些，又都充满了诗人充沛的激情，真正做到了“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沈德潜《古诗源》卷七)。正是如此，左思《咏史》避免了咏史诗往往泥于叙事和就事论事的缺点，胸中之风云，笔下之词采，乃涌动、炳耀于篇什之中矣。加以章法多变，造语浑成健迈，大大地迈越了前人同类诗的成就。